中國從未間斷的禁書史 2024年，已有至少15名中共高官因閱讀或持有禁書受到反腐機構指控。2023年受到此類指控的高官大約為8人。 最近的一個案例是，黑龍江紀委9月25日發布通報，稱牡丹江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李彬被開除黨籍並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跟大多數同類案例一樣，李彬被指控涉嫌犯下多項罪名，包括違規接受宴請、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錢款、違規收受禮品禮金、以幫助他人借款為名索要錢款、在設備採購和項目承攬等方面非法收受財物等，也包括語焉不詳但也屬於中共高官"腐敗必備"的"違反生活紀律"。 媒體留意到，官方通報中列入的第一個罪名，是"李彬違反政治紀律，私自閱看含有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等內容的非法出版物"。 "私藏、閱看或攜帶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音像製品"越來越多地成為中共落馬高官的常見被指控罪名。例如，貴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長王曉光"熱衷於閱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境外書刊"，中國銀行原董事長劉連舸"私自攜帶違禁書刊入境"，浙江原副省長朱從玖"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並長期閱看"，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周清玉"私藏、閱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中國光大集團原董事長唐雙寧"私自攜帶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入境並閱看"，雲南原副省長張祖林"私藏、閱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音像製品"，等等。 中國媒體《財新》還制表列出了另外29名黨委、人大、政府、政協、高校及國企高官的藏書和讀書罪。其中最多的指控是"私藏、閱看或攜帶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刊"，其次是"私自攜帶違禁出版物入境"。 陝西銅川市黨委原常委、政法委書記李志強被指控"私自攜帶、閱讀污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書刊"。 非傳統紙質讀物如何呢？中國工商銀行廣東分行原行長黃明祥被指控"政治上迷失、私自閱看、瀏覽、收藏有嚴重政治問題的電子讀物，信仰動搖"。黑龍江哈爾濱原副市長王沿民被指控"教唆他人攜帶具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書籍和包含具有嚴重政治問題的音視頻手機入境，並私藏、閱看"。 去年底重新修訂、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共《紀律處分條例》中，共有158條，比2018年的舊版新增16條，修改76條。其中，第52條增寫了對私自閱看、瀏覽、收聽"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報刊、書籍、音像製品、電子讀物，以及網絡文本、圖片、音頻、視頻資料等的處分規定。 伊朗裔美國小說家克蕾兒（Cassandra Clare）在《機械天使：骸骨之城前傳》（Clockwork Angel）里寫道，“一個人必須時常警惕書本??以及箇中的內容，因為文字有改變我們的力量。” 雖然文字並無槍桿子的力量，能直接推翻暴政，但其隱藏的顛復性力量，卻教古今中外的政權坐立不安，處處提防文字及字裡行間的思想。文字作為傳播工具不具行動力，但會讓讀者找到行動的意義和動力，正如有人會視盧梭的着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啟蒙先驅者。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有“崔杼弒莊公”，以至秦代的“焚書坑儒”。據《左傳》記載，戰國時期齊國的太史直書“崔杼弒其君”後，崔杼認為寫法太直露，命令太史改過來，惟後者不肯從命曲筆，結果被殺。推崇法家統治權術的秦始皇焚書坑儒，雖然沒有把所有書本燒清，但列國的史書和儒家的??詩書亦無一倖免。 1949年中共掌政後，隨即加強對出版和媒體的控制，並在1950年代對知識分子展開思想鬥爭，揪出不符共產黨路線的作家。而禁書運動在文革推到高峰，即連文學巨匠老舍亦被批鬥，最終投江自盡，僅是死後獲平反並追封為“人民藝術家”。 到了1997年，國務院才頒布《出版管理條例》，是為新中國成立後首部出版行政法規。時至今日，多位知名學者和作家，如余英時、高行健、錢理群、廖亦武和唯色等人，仍有部分或全部作品未能在內地出版。 自2019年後，香港對書刊審查愈見嚴厲，多本涉及政治的着作從公共圖書館下架：如有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戴耀廷、朱耀明、龔立人等人的《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黎廣德的《釋放香港》、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遺民論》等，以至是多本諷刺漫畫及笑話書集。縱然館方沒有交代具體原因，但多元的空間收窄是不爭之事。 中國被禁出版物列表(略)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錢理群著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年) 余英時著 《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 （1989年） 香港記者協會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1992年） 張戎著 《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1994年）王觀泉著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1994年） 李志綏著 《晚清七十年》 （1998年） 唐德剛著 《王力反思錄》 （2001年） 王力著 《往事並不如煙》 （2001年） 章詒和著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2009年） 龍應台著 《改革歷程》 （2009年） 趙紫陽著 《李鵬六四日記》 （2010年） 李鵬著 《崇禎：勤政的亡國君》（2023年），陳梧桐著，文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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