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左翼再次猖狂

谢盛友（基督教社会联盟 CSU 成员）在其多篇政论中曾指出， 柏林等德国大都市长期由左翼或左派政党把持，并对欧洲长期的政治左倾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保持持续关注 。

他的文章经常涉及欧洲政治中的左右翼博弈、德国政党演变（如社民党、绿党及左翼党 Die Linke）以及移民与社会统合等议题。他在分析德国地方与联邦政治时指出，包括首都柏林在内的许多大城市，在政治版图和文化氛围上往往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他在多篇观察欧洲政局的文章中分析认为，西方社会的长期左倾有时会引发选民和右翼政党（如基民盟、基社盟或选择党 AfD）的反作用力，进而改变政治生态的对比。

柏林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管理的城市。当年戈培尔担任纳粹地方党部负责人时就曾说过，柏林是莫斯科之外“最红的欧洲城市”。从1830年的裁缝革命、1848年的街头斗争，直到19世纪后期工人阶级的兴起，革命、抗议和造反可以说贯穿着整个柏林的历史。

日后成为德国哲学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家的马克思还在普鲁士莱茵省读中学的时候，柏林就已经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1848年爆发的“三月革命”，目的是为德意志民族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这场革命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却催生出了“全德工人兄弟会”，这也是德国最早的工人组织。

1870至1880年代，柏林涌现出了一大批机械制造、铁路工程以及成衣制造的大型工厂。而随着工人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这座城市的政治文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红色柏林》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魏波特（ Axel Weipert）表示：“从积极角度来看，柏林变得更大众化了。它摆脱了长期主导柏林的资产阶级政治精英，普通民众得到了更多的参与权。至少男性居民成了重要的选民。”

柏林的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激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帝国宰相俾斯麦铁腕统治的回应。俾斯麦建立起了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试图以此遏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此同时，他还颁布法律，禁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报章和集会，并取缔了独立工会。

1890年，随着俾斯麦宣布辞职，反社会主义法规也随之被废除。卡尔·马克思及其革命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得以迅速传播，也为魏波特笔下所谓“真正群众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与社会民主工党宣布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这也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社民党在柏林的得票率一直远远高于德国其他地区。

1914年，社民党和工会高层决定不反对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计划，从而使工人运动的声誉大受影响。但从1916年开始，柏林逐渐成为反战大罢工运动的中心。而最早的罢工行动之一，就是为了抗议对社会主义反战活动家李卜克内西的审判。李卜克内西同罗莎·卢森堡及其他激进左翼人士成立了柏林斯巴达克联盟，这一地下组织也就是日后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在厌战情绪、食品短缺和经济崩溃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之下，1918年1月，大约50万柏林工人发起了大罢工。这场反战罢工运动由“革命工长”（Revolutionary Stewards）领导发起，并受到斯巴达克联盟的支持。“革命工长”是由军工厂和钢铁厂工人和工会代表组成的秘密组织。该组织也是1918年11月9日推翻德皇统治的核心力量。

战争和暴力革命使柏林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混乱。1919年，这里又爆发了“斯巴达克起义”，起义者试图推翻德国临时政府，建立一个由工人掌权的共和国。起义遭到暴力镇压，并造成数十人死亡。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均被右翼民兵组织的士兵所杀害，左翼组织也从此走向了分裂。

作为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首都，在一战结束和二战爆发前，柏林一直都是激进政治运动的中心。这一点在拥有大量出租公寓楼的城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魏丁、克罗伊茨贝格和新克尔恩等城区，成千上万的工人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公寓楼中。与此同时，拥有众多大型工厂的柏林，也容易促成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从而为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础。

1919年，非法的“五一游行”遭到血腥镇压，造成30多人丧生，史称“血腥五月”。当时，社民党籍的柏林警察局长下令五一期间禁止一切示威活动，而共产党则拒绝接受这一禁令。最终，警察向街头示威者开枪，一些居民楼甚至也遭到枪击。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工人聚居的魏丁和新克尔恩等城区。

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期间，柏林街头的革命者。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期间，柏林街头的革命者。

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在失业人数激增的柏林，社民党失去了大量选民。美国罗德岛大学历史学家斯维特（Pamela Swett）表示：“失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失业者失去了同社民党主导的工厂和工会的联系纽带。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之后，这些男子开始寻找新纽带、寻找新途径，以便重新赢得自尊和归属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共产党，以至于共产党一度也被称为“失业者政党”。另一些人则加入了纳粹冲锋队等极右翼准军事组织。

1929年发生在柏林的“血腥五月”冲突造成数十人丧生。1929年发生在柏林的“血腥五月”冲突造成数十人丧生。

1922年纳粹掌权之后，大量工人运动领袖要么被杀，要么流亡境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柏林一分为二，分别进入不同的政治阵营。东柏林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而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其他地区相隔离的西柏林，则随着去工业化的进程，工人运动逐渐衰弱，社民党也渐渐向右转。

冷战期间，为了逃避兵役，很多左派青年搬到了西柏林。这些年轻人进一步助长了以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的学生运动。为了抗议他们认为的专制统治以及昔日纳粹仍身居高位的现象，大学生们经常举行静坐示威。1967年，为反对波斯国王到访西柏林而举行的抗议活动中，警方开枪打死了大学生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该事件使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并最终引爆了1968年席卷全德的抗议浪潮。

1967年6月2日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警民冲突。1967年6月2日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警民冲突。

1970年代早期，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促使一部分大学生、学徒工以及年轻的移民家庭开始占据西柏林的空置房屋。柏林自由大学工运史专家霍夫洛格（Ralf Hoffrogge）表示：“占房运动参与者当中，既有移民工人，也有年轻工人，因此这也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住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如今，随着所谓“士绅化趋势”横扫柏林，柏林也形成了全德最强劲和激进的租客运动。根据2021年的一次民调，59%受访者支持将大型私营房地产公司的房产收归国有。霍夫洛格本人也参加了租客运动，他在《喧嚣的柏林》 (Das laute Berlin) 一书中写道，住房危机正在成为柏林“社会主义复兴”的催化剂。

2021年， 柏林住房短缺及租金上涨引发抗议活动2021年， 柏林住房短缺及租金上涨引发抗议活动

霍夫洛格表示：“这并不是一场柏林租客反对房东的斗争，而是租客同全球资本之间的抗争。我认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而这也就是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政策重新受到欢迎的原因。”

谢盛友多次指出：“西方诸国基本都是左派自己走得太远，造就了右派翻盘”。他认为欧洲近年来右翼保守主义甚至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如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左倾多年必然导致的反作用力”。左翼政治在移民、多元文化和福利政策上的激进推动，脱离了传统选民的心理承受力，从而反向刺激了右翼的反弹。

他曾撰文回顾欧洲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激进左翼运动，如意大利“红色旅”和德国“红军旅”。他指出，这些组织起初带有浓厚的左倾理想主义色彩，甚至获得过部分民众的同情，但随后演变成运用纵火、袭击等恐怖暴力手段与社会体制对抗的极端激进分子。他以此类历史警示，社会必须防范政治理念走向极端和暴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