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念11按：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黑社会，哪怕是一堆博士。。。更何况，唐人街还充斥毒赌黄。。。不过，黄不多，因为排华法案，中国女人无法来美。。。白人娼妓则有限。

有几个比较大的黑帮（堂）。。。但老实说，称他们黑帮稍微有点过于贬义。。。虽然收取’保护费‘，更不要说杀人越货，确实黑。但中国人还是有一点传统文化的。。。顺便说一句，中国千年黑帮都是自翔有文化，祭拜孔子，关公之类。真信还是装偶不知道，但任何组织总要有文化凝聚力。

而且人家也是爱国的，（不是美国）。。。为了抗日，捐出百万（那个时代这是巨款了），比偶们爱国的多。。。黑帮也知亡国恨。

很多具体人事就不展开评论了，不重要。

严歌苓的‘扶桑’，偶是推荐的. 这和“堂斗”说的几乎是同一年代的美国华人。。。“堂斗”其实是史料汇集，信息量大，作者笔调客观。不偏不倚。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华人讨生活不易，真正的坏人不多，虽然狠心的杀手不少。但杀人大多是为了报复的快感，分泌多巴胺，所以头头三令五申也很难禁绝。

当然，玩刀的，必死于刀下，所以也就有不少人被打死。。。到了最后，黑帮大佬发现如此火并无异于是同归于尽，那不如妥协？所以和平协议了很多次，但最后都因为双方杀手的多巴胺效应而告吹。。。最后，一定程度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凝聚了各个黑帮而终于最后真正的和解了。

现在网上去查，安良堂在美国还是不小（3万），估计都是商人。协胜堂改名协胜公会了。。。安良堂的头目甚至在大陆当上了政协常委。这些主，在美国已经百年，可能仍然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可能和美国对华侨社团有所打击有点关系。。。

说实在的，那些年的唐人街的个人谈不上被主流系统的歧视，但整体是妖魔化的。。。尽管唐人街罪恶累累，但和其他移民黑社会罪恶比，小巫见大巫。但华人坏名声则如雷贯耳。。。

各黑帮头子敛财是很难免的了。。。毕竟人家不是共产党。所以也可以说这几个无论如何不是好人。但因为有地位，而且和官府有勾搭，所以死后都是备极哀荣。也是讽刺。

书比较有意思的是警察的腐败，官场的腐败。。。最触目惊心的是所谓“坦慕尼协会”，民主党的政治机器。虽然作者避免任何贬义说法，仍然可以看出非常的腐败和恶劣，长袖善舞。。。但你无法追究，因为它罪恶累累之后自己解散了。。。太狡猾了。

但美国也不是一片黑暗，也有很多官员，主要是警官，尽心尽力。有个甚至每天工作18小时，最后身体垮掉。

后浪出版社后记：

      华人移民美国的浪潮始于19世纪40年代，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谋求生计。但是，美国从未真心欢迎这些背井离乡之人。白人认为他们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排华思潮日渐抬头，言辞越来越极端；官员、法官和警察将他们当作罪犯，将唐人街视为罪恶之渊；政客为捞取政治资本，毫无底线地迎合选民的民粹心理，大肆贬低、侮辱华人。最终，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排华法案》通过后，华人移民的生活日渐艰难，他们难以取得合法身份，无法入籍，工作机会受限。绝大多数华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勉强维生，难以适应美国的文化、制度，实现阶层跃升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在这种情况下，受排挤、遭歧视的华人即便利益受损，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维护自身权益。因此，他们只能转向宗亲会、会馆，乃至堂口寻求帮助。这些组织因而得以发展壮大。其中，强调忠诚、服从，从事诸多不法生意的堂口之间的争斗尤其激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各堂口为争夺赌场、鸦片馆、妓院的控制权而相互厮杀，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血腥程度愈演愈烈，死伤者越来越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所有人都对堂斗束手无策，认为唐人街将永无宁日的时候，堂斗却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渐渐平息，大规模堂斗再也没有重演。堂斗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心。国难当头，堂口兄弟放下私利，携手为祖国募捐，在美国揭发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其拳拳爱国之心值得国人铭记。 服务热线：133－6631－2326188－1142－1266 服务信箱：reader@hinabook.com 后浪出版公司 2020年9月

双阳

2021-01-23 11:08

在坐落于广州二沙岛的“广东华侨博物馆”，可以看到早期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接续奋斗又反哺桑梓的历史展陈，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华工参与建设美国太平洋铁路部分和其后“排华”时代颠沛流离的记录。北京师范大学学者黄安华和广东省侨办的沈卫红女士，先后有《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金钉：寻找中国人的美国记忆》等著作问世，通过回溯华工铸造太平洋铁路的历史，勾勒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金山”之路，描绘早期广东人移民美洲的艰辛创业史。“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的说法，有一组数据为证：在太平洋铁路西段——中央太平洋铁路一千一百零四公里的铁路线上，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程是在华工加入筑路大军后完成的，其代价是平均每两英里的枕木下埋葬了三名华工，一千两百多名华工被夺去了生命，两万磅尸骨被越洋运回中国。

当然，华人在美的“奋斗史”“生活史”也有被国人有意无意忽略的一面，最典型者便是所谓“堂斗”（Tong War, 或译“堂口战争”）也即唐人街区域的华人社团帮派之争。这些往往被归类于“野史”，在口口相传中逐渐变形走样成为“演义”和“传奇”。美国学者苏思纲（Scott D. Seligman）的著作《堂斗：纽约唐人街的罪恶金钱与谋杀》便是这么一本“揭秘”之作。借助当年的新闻报道、庭审卷宗和各类统计数据，他描述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间，以“安良堂”和“协胜堂”等为代表的纽约唐人街各堂口为争夺赌场、鸦片馆、妓院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四次厮杀混战，为读者还原了少为人知而又可信的另一面——华人“农民工”来到人地生疏的“法治新大陆”，是如何适应、破坏、利用法律规则而挣扎求存的。

通过当代大量黑帮电影的熏陶，书中所逐次逐案梳理分析的百年前的堂斗场面已经相当“小儿科”了。作者的野心并不大，其描述的“主战场”局限于纽约唐人街的区域包括勿街、披露街等四条街一个广场，对堂斗最激烈的美国西海岸地区并未触及，甚至对曾任纽约安良总堂“总理”数十年的司徒美堂也很少提及。对中国读者而言，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可能是华人社团与美国政界和司法界的“互动”，或者说，是美国涉旅美华人执法中少为人知的另一面。

十九世纪中叶后，主导纽约政坛的是所谓“坦慕尼协会”——由一个“社会互助组织”发展而来的政治机器，以为民主党政客提供政治献金和拉选票而获得对政府的实际影响力，再从中牟利。纽约警察局的专业化程度很低，许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尔兰移民依靠政客的关系，交上两百五十美元的“打点费”就可以进入警察局，“他的资历和成绩均不与薪金挂钩，晋升成为加薪的唯一途径”，“警员的任命、晋升，甚至连如何处理具体案件都常常受政治势力摆布”，警察若想谋求升迁不得不寻找或攀附金主——辖区内的商人。“这个办法在唐人街行不通，因为大部分华人英文不好，而这些警察不会讲中文，沟通的鸿沟横亘在警察与华商之间，而能够填平它的人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安良堂这样的组织提供的便是这样的服务（黄金荣的青帮在上海法租界提供也是类似的服务），其首领李希龄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苏思纲称他“在顾及自身利益的同时”“始终在考虑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安良堂一家独大之时，管辖唐人街的警察分局对其收取保护费、经营黄赌毒等不法行为视而不见，乐得轻松，甚至还给李希龄颁发了“副治安官”的勋章。“警察贪污是唐人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站在食物链上游的官员从唐人街罪恶中谋得的利益并不逊于地方警察”。当以组织偷渡起家的协胜堂打破政治生态，挑战安良堂导致战火不断之时，警察分局便焦头烂额了。协胜堂一度被称为“唐人街的改革者”，但事实证明它不过是另外一帮更暴力的“勒索者”，“安良堂卖的是免受警察骚扰，而协胜堂卖的是免受它的骚扰”。

华人社团遇到纠纷时，通常在唐人街内部谋求解决，尽量避免法庭或当局的干涉，但同时也能“借助警察局和法院从战略上提升自己对抗敌人的能力，因此这些执法、司法机构常常成为堂口的合作对象。例如，李希龄定期向赌场收钱并贿赂警方以避免检查。操纵警察袭扰、逮捕敌人也是常见的策略。欺瞒当局、逃避公正裁决、贿赂或者威胁证人作伪证，甚至谋杀将要出庭的证人，或是在证人作证后施以报复和恐吓，这些都是有用的手段，可以根据情况使用。”虽然几乎每一起凶杀案警方都能抓到嫌疑人，但这些人上了法庭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难以定罪，更靠着社团的保释，一步步溜出法律的掌心。警察局长、地方检察官、法官等动用各种手段都难以奏效，甚至采取了大规模清查、驱逐华人移民的办法，并出面为这“两个彻头彻尾的犯罪组织”组织调停，《纽约时报》为此抨击“通过几个高官来促成两个帮派的和谈……而不是通过警方的严格执法和法庭的定罪量刑来达成最后的协议，这令人感到愤怒和羞耻……签订这份协议的人……构建了一个封闭排外的国中之国，他们在这个小王国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与此同时，唐人街的公众形象也被污名化。尽管在警方统计的二十三类“被捕者出生地”中，华人仅排在倒数第二位，远远少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但媒体还是认定“多年来唐人街一直是邪恶的同义词……它是纽约最堕落的渊薮。这里藏着最危险的暗杀集团、最不受控制的赌徒团伙、最大胆的鸦片走私者和偷渡者，他们在大都会的下层社会蓬勃发展”（《布法罗快报》）“纽约市最糟糕的贫民窟”“罪犯的大本营”（《纽约世界报》）……“偏见与表象，而不是事实，助长了公众对唐人街的怒火”。

苏思纲明确地给出了时代背景，1875年，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性移民法《佩吉法案》，以阻止“亚洲妓女”入境为名限制华人妇女进入美国，使唐人街成为“单身汉的社会”，对烟、赌、娼的“消费需求”也激增。1882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排斥整整一个族群的“排华法案”正式出台：十年之内，华工不能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不能获得公民身份，不能结婚和拥有家庭。中国人变成美国排斥外人的唯一对象。1892年的《基瑞法案》再次延长了《排华法案》，1902年的《斯科特法案》使《排华法案》“永久有效”（直到1943年才废除）。“法律清楚地表明，华人不是美国人”，无法融入的华人越来越绝望。在此背景下，“尽管《纽约时报》的社论对警察和司法制度寄予厚望，但在现实中，华人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为自己带来公正……试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公然敌视他们的制度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抽象的司法体系和法治的信任不能取代对家庭和社团的忠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法庭持怀疑态度，为什么他们视法庭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可以依靠的正义殿堂。”

在苏思纲所强调的“包娼庇赌”因素之外，华人的“堂斗”有着更悠久的起源和更复杂的因素。早期美国华侨大多来自珠三角地区的农民，迫于战乱和生计漂洋过海，为“抱团取暖”计，依托血缘、地缘或“虚拟血缘关系”（结拜兄弟）等关系，自行创立会馆、宗亲会乃至“堂口”等各种“互助网络”。如旧金山合胜堂1890年重订的例规“我等亲同桑梓，足履蛮邦，无忘指臂之助，共裂肺腑之情，联集一堂，名曰合胜，非挟众而暴寡，非倚势以凌人，愿同心而御侮，外患可以潜消；愿和衷以共济，雀角无忧滋启”，可谓典型。这些社团一方面为移民提供必要的公益式帮助，一方面又对会员实施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对外则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进而组织藏污纳垢的“地下经济”和暴力机关。据暨南大学学者潮龙起的研究，最早的堂斗记载是在1854年的加州，由三邑会馆与人和会馆因土地矿权纠纷而引发，其后的“堂斗”五花八门，既有对集体权益的争夺，又有因个人恩怨引发的组织斗争。对“堂斗”的危害，华人也不乏认识，如梁启超便称“凡外洋之粤民，皆有所谓三邑、四邑者……殆如敌国，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计……此亦其无政治能力之一大征证也，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曾任驻美公使的伍朝枢也称“窃以为堂斗一事，为旅美华侨特有之恶习，相沿四五十年，残杀同胞，贻羞国体”。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堂斗”最后如何落幕也值得研究。苏思纲认为，原因包括了堂口意志的转移，“协胜堂缺乏资金，安良堂缺兵少将，两堂渴望达成妥协”；华人人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华人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走出唐人街”成为趋势，不愿意陷于传统的派系斗争；坦慕尼协会的逐渐衰落带来政治上的逐渐清明（实际上，意大利黑手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经济大萧条对社团收入的严重影响；日本侵略的国难当头，使得不同派系搁置分歧，以司徒美堂为首的新成立的华人爱国联盟成为政治行动的主要力量。依照中方的历史研究，最后一个原因无疑应该列在首位，在时代变化之下，“致公党”取代了“洪门”和“致公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取代了“三邑人”“四邑人”等地缘自限。1933年，安良堂和协胜堂最终承诺“两个堂口之间基于任何原因的任何性质的争端，都应提交于中国总领事、中华公所和地方当局仲裁”。二战中《排华法案》废止后，文化包容和融合更进一步，华侨由“侨居”走向“移民”，“家庭生活”取代了“社团活动”，对社团的依存性大大松动。时至今日，“华青帮”等黑帮虽然在美国还有一席之地，但“堂斗”终究成为历史名词了。

苏思纲在书的序言中引用了1904年和1929年两篇纽约报纸关于堂斗主题的“荒谬的专栏文章”，其中充斥着“两个华人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中弹，原因竟是他们喝了立顿红茶，而不是台湾乌龙茶……又有一个旧金山华人因为穿着橡胶高跟凉鞋而挨了枪子儿……”这样的胡言乱语。偏见和误解一直是文化歧视和政治压迫的基石，这才需要历史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堂斗”已经成为唐人街历史文化的一景，落幕八十多年后影响仍难消除，在美华人的“奋斗史”包括以政治认同划界的“内斗史”也仍在接续，在中美摩擦冲突雷声隐隐的背景下，颇有成为“大棋局”中的“新篇章”的可能，识者当以史为鉴。再进一步说，你死我活的“堂斗”都能让步于“共存”，太平洋之大，又如何容不下中美两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