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共黨首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一個關於哲學社會科學的座談會，號召中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界的人士勇於創造理論和知識體系，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裡的話語權，凸顯中國在國際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軟實力，為中國走向世界的政治經濟舞台的中心造輿論。此後，哲學和社會學界的領導和影響力較大的學者不斷做報告和發表講話和文章，鼓勵學者勇於創造理論、思想和知識體系。也有人寫文章說，中國學術界已經產生一種理論焦慮。有人表示，在政治哲學界，所有的理論都是歐洲人創造的，而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論壇上幾乎看不見中國哲學界和社會科學家的身影。不少人感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缺位已成一個世紀的巨大挑戰。

最近，本人看到中國的政治學家鄭永年博士發表講話時，語氣很重地表示，中國的學術界有責任創造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其講話如同催逼同行加速研究理論，為創造中國自己的理論和思想體系立新功。如果像鄭永年這樣的學術界頭面人物都不去自己創造理論，不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其他人一定要做出鄭永年博士都不能做出來的奇蹟嗎？個人認為，催逼是不會有效果的。創造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大多是學者自己努力奮鬥的結果。不用多說，有理論自覺的學者是有的。但是，催逼不會逼出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來。應該順其自然。

個人認為，中國的學者的智識還不足以創造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我從中國的學者寫的書和文章中得到一個基本的印象：獨特的內容嚴重缺乏。內容觀點失之獨特性就與創造理論相去甚遠了。本人注意到，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趙汀陽最近十多年來名聲鵲起，還出國與對其天下理論感興趣的歐洲學者交流。初步看了一些介紹，感覺趙汀陽博士的若干本書似乎在形成一種奇特的政治神學，鼓吹以中國古人（周朝時代的人士）的天下思想重建一個無國界，但也無置身事外者（無外）的一個烏托邦新國際秩序。雖然趙汀陽的哲學造詣很深，而且其哲學思維顯示其創造概念的驚人能力，然烏托邦思想體系並非最佳。如果要創造理論還是要以發現為基礎，從而提供新知識，從而在創造新知識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歷史上的烏托邦思想家如摩爾、康帕內拉、聖西門和傅里葉等人雖進入思想家行列，但後代人閱讀其着作者寥寥無幾。在政治哲學方面，人們經常讀的經典着作的作者包括霍布斯、洛克、盧梭、斯密、黑格爾、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康德等。其原因在於後面的這些哲學家都有一些發現，而非建構烏托邦思想體系。

關鍵是要搞出一些獨特的內容和觀點來。獨特的內容和觀點就是發現。有了發現，寫理論就好辦。這似乎如同中國高科技領域出現的問題一樣，一些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方面似乎也出現卡脖子的現象。由於沒有獨特的內容和觀點，於是無法創造理論，結果，如同2012年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所述，一個國家沒有世界影響力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崛起就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