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市场、运输、通讯

我们再来从另一个方面研究国家的形成。在此方面，作者本人的看法是，人是社会动物。他们注定要汇聚在一起。语言帮助更多的人汇聚在一起。与通常仅仅形成小规模共同体的其他一些社会动物（如鹿、黑猩猩、猴等社会动物）不同，人类能形成大规模共同体。人类能够创造和利用媒介，来进行语言通讯。媒介延长通讯的距离。延长通讯的距离为人类建立大规模共同体创造条件。同时，人类一步一步地建立大规模共同体。他们形成村庄、乡镇和城市。他们最终形成国家。反之，我们也可以说，村庄、乡镇和城市是人类一步一步地开发和利用媒介的结果。媒介的发展成为形成国家的条件。在此，我们或许能拓宽媒介的定义。假定所有促进通讯的形式、过程和条件都是媒介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更多的媒介。我们所说的媒介不仅仅是大众媒介，如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或社会媒介，如互联网。只要能够满足促进通讯或实现事物转化的条件，媒介可以指所有形式的物质或存在。本作者有时将人与人互动的特别方式视为媒介。当人们在一个地点聚集时，他们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媒介。聚集在一起的人通常都是为了进行某种通讯。在此意义上，人们形成村庄、乡镇和城市。他们进而建立国家。亚里士多德在描述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形成时曾经提到，人们首先组成家庭。若干个家庭汇聚成村庄。若干个村庄汇聚成乡镇。若干个乡镇汇聚成城市。城市成为一个国家。[25]他的描述是个洞见，有助于人们看到国家形成过程中小规模共同体怎样汇聚而成大规模共同体。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聚集在一起，他们就不会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不联合起来，他们就不会建立组织。他们就不会成立国家。也有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解释了国家是怎样起源的。他们认为共同体人口的增加和领土的扩大是个自然演化过程。村庄、乡镇和城市都代表那个自然演化过程。但从语言的视角看，村庄、乡镇和城市也是媒介。它们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通讯提供有利条件。就是说，城镇人口密集，而农村人口稀疏。相对而言，城镇就是媒介。所以，除去其他条件不说，乡村、城镇的成长过程就是逐渐形成国家的一个过程或至少是其一部分。

此外，人们进行社会交换。人类使用语言进行通讯时，他们会互相表露自己的意图和打算。他们会互相告诉对方他们需要什么或想得到什么。当他们互相合作时，他们会互相做出承诺。他们逐渐地进行称为“社会交换”的互动。本作者在此处所说的“社会交换”包括许多物品的交换。这些物品包括礼物、商品、服务、机会、利益等，甚至还包括权力。人们还可以针对这些社会交换的对象进行分类研究。那就是，在口语通讯条件下，人们倾向于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经常进行礼物、机会、利益或权力的交换。而在书面语通讯情况下，人们还能建立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这个社会里的典型的社会交换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尤其是后者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促进了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形成。

这就是说，在前现代，商品交换的不发达部分归因于语言通讯的覆盖范围有限。在那个时代，土地是最主要的财产。武装掠夺经常是社会内部财富分配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在封建时代发生这种情况。于是，封建主主要从事土地的掠夺。他们将掠夺来的土地分配给自己的封臣，而后者又将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这样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而封建主是贵族。贵族剥削农民。每个封建主居住在山顶上建立的一个城堡内。城堡周围是出租给农民的耕作土地。土地是维持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领主、土地和农民构成一个庄园。每个庄园自给自足。每个地区也在经济上独立。根据赫伯特∙斯宾塞的描写，在九世纪末的法国，商品的分销受到限制。每个人或每一群人为自己生产许多物品，包括衣服和武器。在乡村的庄园内，一个人既是屠夫，也是面包师、牧羊人和编织工。在中世纪，城堡几乎制作了人们使用的一切物品，特别是甚至是最高社会等级的妇女纺纱、织布和制作的衣服。[26]后来，新生的市场在人们进行通讯和从事运输的马路和河流边兴旺发达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马路和河流是媒介，因为它们方便人们迁移和通讯。例如，人们倾向于在马路边、山脚下或河流交汇处交换商品和服务。结果，临近主要马路和河流的地方的人口开始增长，逐渐形成乡镇和城市。乡镇和城市经常在山脚下或河岸边成形。特别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主要河流会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贸易。贸易促进一个城市的繁荣。一个成长中的城市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枢纽。

这样，频繁进行语言通讯的人频繁地交换商品和服务。他们通过货币来交换商品和服务。货币成为一种媒介，因为它促进人们相互之间交换商品和服务。货币让商品和服务在全社会内流通。从某个意义上说，货币成为人们建立经济共同体的一个基础。如果人们从事社会化大生产，他们需要资本。资本也是一种媒介，因为它方便人们集中使用大量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没有资本，人们就无法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人们通过生产和交换来积累资本。人们还逐步建立本地的市场。市场也是一个媒介。人们涌向市场，以便从事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这样，出于经济生活的理由，人们也会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建设城市。城市则是人们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主要区域。

这样，我们或许还能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拥有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的特定技术或技艺的人会在城镇长期聚集。他们在那里供给商品和服务。由于城镇方便人们互相之间的语言通讯，他们也主要在城镇交换商品和提供和索取服务。如果我们认为人们不仅在雇佣劳动关系中生产剩余价值，而且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也提供剩余价值的话，作者本人希望能够拓宽剩余价值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说，当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首先将其概念化的剩余价值可能会为后代人研究商品交换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每个前往市场进行交换的人原本就具有某种剩余价值。比如，每个掌握生产某个特定产品的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就是市场上的另外一个人专门需要的。这个时候，前者就具有后者需要的剩余价值。如果不进行交换，这个剩余价值就会被浪费掉。这个剩余价值决定每个人都具有社会性。于是，人们通过市场帮助实现的劳动分工来创造财富。这样，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铁匠、铜匠、木匠、瓦匠、面包师、酿酒师、屠夫、裁缝、制鞋匠、小客栈业主、小店业主、挑夫和马车夫等都在城镇聚集。到近代，企业家在城镇设立和经营工厂。城镇保证供给大量的劳动力。随着商业、投资和贸易的发展，生意人在城市内从事各种类型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会计师、技术人员、工程师、律师等其他专业人士也纷纷前往城市。他们在城镇开办他们的事务所。医生及护士则在城镇为他们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就城市的成长而言，所有在城镇聚集的人都对城镇的发展做出贡献。

此外，人们在城镇汇聚也加强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采用语言进行互相通讯的人传播知识、理念和信仰。那些拥有知识、理念和信仰的人向那些缺少知识、理念和信仰的人传播和灌输知识、理念和信仰。由于前者的人数少于后者的人数，人们开办书院、学校、学院和大学。由于需要更多的获取知识、理念和信仰的人，人们选择在城镇开办这些教育机构。学生或学员大多来自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即是城镇。有时，建立一所大学甚至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成长。人们主要在城镇内建造戏院、电影院和美术馆。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倾向于居住在城镇。人们主要在城市地区传播文化，因为那里提供更多的媒介，帮助他们传播文化。

换言之，城镇提供先进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和条件。人们在城市地区进行互相通讯比在乡村地区进行互相通讯更加容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城市的原因也是如此。或许，人们更多地在乡村地区传播传统文化。民间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要力量。但是，现代文化则主要在城市地区传播。专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是现代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民间文学家和艺术家是分散的乡村当地社会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继承者，而专业文学家和艺术家则是整个社会的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继承者。换句话说，乡村的建设往往仅是当地社会的建设。各地的社会并不一定总是完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社会或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乡村的文化并不一定构成一个媒介。但是，城市是整个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媒介。专业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在城市地区聚集。他们是社会和国家的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继承者。他们也是形成现代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媒介之一。

此外，使用语言进行通讯的人类也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这样的语言通讯。人们首先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即城市地区建立公共行政管理的机构，因为在这些地区语言通讯最有效率。在这些地区最容易公布和执行国家的法令和法律。所以，人们首先在城市里成立政府机构。历史上，统治者的王宫所在地就是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最大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在那个背景下，从一定意义上说，城市的形成就是国家的形成。世界上各个地区的特定的文明的兴衰就经常是一些特定的城市的兴衰。在古代苏美尔，人们创造了美索不达美亚文明（公元前3500-1500年）。人们建造寺庙。寺庙在收集和分配物质剩余过程中扮演经济组织者和权威当局的角色。城市最先在人们建造寺庙的地方出现。每个城市均成长为一个国家。在古埃及（公元前3000-332年），法老的都城就是一个大城市。在古希腊（公元前776-338年），一个城市的形成就是一个国家的形成。在中世纪的欧洲（大约500-1500年），城市的兴起就是民族国家逐步诞生的曙光，而民族国家兴起于近代。十五世纪，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前和以后，包括哲学家、作家、艺术家和翻译家在内的大批文人逃亡西方，主要逃亡意大利，带走了大量的古希腊的文化遗产。[27]他们主要定居在城市，如佛罗伦萨。他们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而文艺复兴运动为近代欧洲的城市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人文条件。那就是说，首先在城市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扫除封建制度的桎梏。那些文人讴歌人的伟大，提倡人的科学，反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于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瓦解，人员流动加速。城市的发展导致城市人口剧增。行政管理制度首先在城市地区成形。大城市往往成为各个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首都则是全国的行政管理中心。民族国家的时代露出端倪。

这意味着，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城市兴起的主要基础。城市促进人员、商品、生产资源和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适合于新社会的诞生的现代文化也在那里繁荣起来。行政管理也首先在城市地区出现。城市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大众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崛起。

运输系统也是一个媒介。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他们或许就只能采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互相通讯。这样，他们才能不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动物的属性。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只能通过展示自己的行为的方式来进行互相通讯，如通过挥手或摇头或叫喊的方式来互相通讯。他们的身体行为就是他们互相通讯的原始媒介。但是，人们仅仅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进行这样的通讯。他们仅仅能够在他们的视觉和听觉能够直接抵达的范围内进行这样的通讯。在此背景下，就社会的形成而言，人们仅形成小规模社会，人们绝不会发展其运输系统。说话和写字的人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互动。结果就是，他们需要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人们开始发展交通事业。交通事业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延长语言通讯距离的人类成立人口众多和占地广泛的国家。在古代，罗马人依赖马路和马匹来扩大其语言通讯辐射的范围，他们在西方建立一个巨大的帝国。同样，在中世纪后期，蒙古人依靠他们的骑马的部队将其帝国的边界扩展到中亚和东欧。马路和马匹都是媒介。媒介的应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

总之，使用语言的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互相通讯。人们不再总是通过亲属关系而互相连接，而是通过语言和媒介来达到目的。来自不同地区的陌生人也会有兴趣互相见面，进行互相交流。于是，人们发展交通事业。所以，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们建造了一个马路的网络，从首都巴黎辐射到国家的各个地区。[28] 改善通向各地大城市的交通系统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的效率。于是，形成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网络，这又逐步促使法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王国向近代的民族国家过渡。同样，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十九世纪英国的通向全国的铁路网的建成巩固了联合王国的行政管理体系。

人类还开掘运河。人类还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在现代，人们发展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事业。他们还发展通讯事业。例如，人类发展了电报事业以后，又发展邮政事业，发展电话服务事业。人类还发展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事业。所有这些交通和通讯事业都促进民族国家的崛起。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不会发明货币，不会积累资本，不会建立市场，而且人类也不会发展交通和通讯事业。这样，人类就不会建立大规模共同体，也不会建立国家。受麦克卢汉的启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人类骑马时，马的四条腿成为人的两条腿的延伸。同样，我们可以认为，汽车和火车的轮子也是人的腿的延伸。我们可以认为，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是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的延伸。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媒介。它们是人类从事各类活动的媒介，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媒介，特别是人类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媒介。但是，人类仅仅是在使用语言的背景下才创造和利用这些媒介。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人类相互之间只能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人们就最多只能进行短距离的行为通讯或符号通讯。这样，他们就不会广泛地互相交换产品、技术和思想。这样，人类也不会对发展密布的交通或通讯系统感兴趣，不会对开发车辆和各类设施感兴趣，不会建立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也不会形成一个国家。

总之，语言代表人与人互动的一种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特别包括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通讯条件的过程。语言通讯的媒介具有关键意义。所有的媒介发展过程就是国家的形成的过程。

三、军事、宗教、政治组织及政府

人类形成他们的共同体时，他们需要彼此联系和互动，以便于维系共同体的统一。通常，他们互相通讯的方式就是他们互相联系和互动的方式。特别是在共同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的时候，他们急需互相通讯，以便保持互相联系和互动。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共同体内的人口越多和规模越大，人们相互之间保持联系和互动就越困难。换言之，一旦共同体人口增加和规模扩大，维系所有人与所有人的通讯变得更加困难。人们通常分散居住。即使在城市内人口的分布相对集中，有时，人与人之间需要进行更加紧密的通讯，以便维系共同体的统一。比如，在一定程度上说，从事文化的传播和从事商品交换的通讯还是相对分散的，而从事社会的管理往往需要进行更加紧密的通讯。例如，社会管理需要建立社会秩序。建立社会秩序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权威需要对所有的人口发布同样的命令。但是，人类均衡地进行这样的语言通讯以便向所有人发出同样的命令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人们逐渐发现，少数人维持相互之间的通讯比多数人之间维持相互通讯更加容易。由于共同体需要组织，以便于管理共同体，人们首先选择让少数人组建共同体。换言之，组建共同体的人需要进行更加频繁的通讯，以便彼此协调，因此，首先组建共同体的人总是少数人。

我们可以认为组建共同体是一种集体行动。少数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低于多数人采取的集体行动的成本。曼克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他研究了一些社会利益团体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时采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指出，团体的规模影响了团体集体行动的成本。小规模团体比大规模团体更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获取利益。虽然人们成立所有团体的目的是帮助其成员获得他们单个行动所不能获得的利益，随着团体规模的扩大，人们采取团体行动的动力则相应地下降。正如他争辩的，“必须组织起来以便于获得一个集体的福利的任何团体会发现，它有一个必须支付的某个最低限度的组织成本，不管它获取的集体福利多么稀少。团体中的成员的数目越大，这些最低限度的成本就越大。”换言之，“这些是团体成员通讯的成本、他们内部任何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创立、派人运作和维系任何一个形式上的团体组织的成本。”因此，“团体成员的数目越大，组织的成本越大。”[29] 同理，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形成他们的国家时，他们组建国家。然而，虽然很多人参与形成国家，只有少数人组建国家。组建国家时人们需要进行互相通讯。少数人互相通讯比多数人互相通讯更加容易。如果一部分人从人们互相通讯的过程中撤离，这就意味着他们让其他保持互相通讯的人代表他们进行互相通讯，因为一部分人的互相通讯能让所有人得益。这样，我们需要研究人们互相通讯的方式，因为不同规模的团体中的互相通讯的方式不一样。

作者本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虽然所有人都会说话和写字，人们的互相通讯总是处在不平衡的状态。那些积极地互相通讯的人倾向于保持定期的或持续不断的通讯。他们不断地互动。如果他们要保证这样不断地互动，他们可能订立协议，成立一个组织。语言通讯的不平衡导致组织的出现。其结果是，组织内的人频繁地和不间断地互相通讯，而组织外的人不这样通讯。原因是，组织外的人较多，而较多的人互相通讯的成本升高。因此，我们看到，组织定期召开其成员参加的会议并且在组织内部散发文件。组织的成员采取彼此协调的行动，选举产生组织的领导人。组织内部订有纪律，确保组织成员服从组织的领导并且遵守其规定。组织的所有成员的团结是该组织运作和成长的基础。所有组织的成员都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如果他们的事业成功，他们会获得权力并管理社会。他们会建立一个具有等级秩序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个等级秩序内，高级官员向低级官员发布命令。低级官员向高级官员汇报执行命令的结果。鉴于仅有那些加入这个组织的人管理社会，我们假定，并非所有人在国家的组建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国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组织，但是一个大规模组织。鉴于人们在一个小规模组织内部进行语言通讯要比在一个大规模组织内部进行语言通讯更加容易，例如，在一个由十个人组成的组织内部进行通讯比在一个由一万个人组成的一个组织内部进行通讯更加容易，人们通常先设立一个小规模组织，以便于帮助他们设立一个大规模组织。他们以这种方式组建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意图在于组建国家的一个小规模组织是人们组成国家的一个媒介。局限于一个地方的少数人彼此互相通讯比在全国范围内的多数人互相通讯更加容易。小规模组织就是大规模组织利用的媒介。这意味着，人们建立国家时，人们组建一个大规模组织。人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小规模组织，然后再通过这个小规模组织来建立一个大规模组织。小规模组织通常比较活跃，能力更强。小规模组织负责运作一个大规模组织。人们以此方式建立国家。

所以，很久以前，人们有时看见的一个现象是，一群人组成一个军事团伙或武装集团并通过征服建立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宣布成立国家。分散居住并且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的众多个人无法聚集在一起，无法将他们自己直接组织起来。于是，人们总是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例如，在前现代，人们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一部分人使用强制力建立政权和组建国家。那些统治者建立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制国家。这些统治者经常就是军事首领。诚如斯宾塞所言，在早期埃及，国王和将军的职位合二为一。亚述人的经文和刻字描述专制统治者的时候也把他们视为政府的军人。希伯来人的记录也有类似内容。在荷马史诗描述的古希腊人中间，文人和军人的领导人是合并在一起的。而在原始的罗马，“将军通常就是国王本人。”[30]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有时也看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一批军人控制着政权，并且管理国家。出现这个情况的背景是，人们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出现分歧。人们在国家内没有统一的意志。但是，掌控武装力量的军人集团能维持国家的统一，因为军人集团内部的军人持有一致的意见。军事集团内部的人员进行频繁的语言通讯，计划采取一致行动。军事集团内部的人员彼此之间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军事集团内部订有更加严格的纪律。这些人员的组织性更强。军事集团成为一个媒介。它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其原因是，人们更加有效地组织军事集团。这个道理可解释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曾经多次出现军人而非文人掌控国家的局面。即使人民希望看到国家的快速社会经济发展，是军人在组建国家。于是，在那个时期，在亚非拉地区军人专制曾经是一些国家建设的特色。这意味着，在那个特定背景下，国家依靠军事组织来组建国家。

当然，学者可能会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个现象。他们确认军人集团在国家形成中曾经发挥一个作用，或者在某个特定条件下，军人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起源于征服。休谟坚持认为，“几乎所有的政府，不管是现存的还是历史书上记录的，都是人们通过篡权或征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方法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人民自认的公平合理的同意或自愿的服从。”[31] 不少后来的学者认为休谟支持国家起源于征服的观点。奥本海默直接指出，“国家在其诞生之际完全是或在其存在的早期阶段基本上和几乎完全是一个由胜利的群体强加在被打败的群体身上的一个社会组织。”[32] 休谟和奥本海默就是持有这类学术观点的一批学者和思想家中间的代表。他们特别强调征服者在国家组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现代，很多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也赞同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但是，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国家的组织，作者本人认为征服者仅仅是个媒介。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就不会发生征服导致国家形成的情况。如果人类不使用语言，他们就绝不会建立大规模共同体，不会建立国家。征服者仅仅在国家形成的某个时刻加速了组织国家的进度。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古人曾经在十三世纪征服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并建立元朝。在十七世纪，作为少数民族的满人曾经征服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并建立清朝。不过，在不同民族互相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使用的小语种让位于多数民族使用的大语种。少数民族被多数民族同化和吸收。人们无法忽视语言在一个国家的演化中发挥的作用。

在中国，汉语就是国家形成和统一的一个先决条件。当然，一旦人们无法互相通讯和互动，军人组织就可能在组织国家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过去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提出的征服论并非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那个理论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不过，如果我们需要系统地解释国家的起源并且从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化的过程看待国家的形成和建构的话，完善的论点需要包含一种语言社会学的分析。可以说，征服导致成立一个管治社会的一个组织，因为征服者事实上在语言启动的人类文明进步长过程中成为一个组织国家的媒介。征服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益也是一个媒介。征服者至少需要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如维持社会秩序和保卫国家。

事实上，只要少数人能自组织，他们就经常能够在国家的形成中发挥某种媒介的作用。历史上，宗教组织也会在社会的组织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欧洲，基督教教会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在西亚和北非，伊斯兰教寺庙曾经是社会的最主要组织者。宗教组织努力传播其信仰。它们和民众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皈依于宗教的人有义务参加宗教组织的各类活动。相对于不信教的人而言，信教的人因为参加宗教活动而进行特定的语言通讯。所有信徒因为宗教或宗教组织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彼此之间进行更加频繁的语言通讯。它们让同样的宗教信仰进入了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所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心田。所有人联合起来。宗教信仰或宗教组织则成为所有人互相通讯和联合起来的媒介。例如，信徒们因为定期前往教堂或寺庙而彼此相识。他们彼此之间进行更多的语言和感情交流。他们认为他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他们联合起来。这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参与社会组织的宗教团体也可能参与国家的组织。既然人们在社会之上建立国家，不时参与社会组织的宗教组织有时也就参与国家的组织。这时，宗教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正如斯宾塞写到的，“巴比伦人的记录结合了希伯来人的传统，向我们讲述祭司―国王的故事。在利底亚，情况相同：克洛苏（Croesus）是国王，也是祭司。在斯巴达也是这样，作为军事首领的国王也是高级祭司；而在罗马也存在类似的原始传统。”[33]在一些民族的历史中，有些宗教组织的首领也是成长中的国家的创立者。圣经中提到的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但他也是贝都因人的部落酋长。他在以后的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影响力，促进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摩西是先知，但他也是希伯来民族的首领。默罕默德是先知，但他也是阿拉伯民族的创立者。在基督教世界里，一些著名的教士是社会的组织者，他们也会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做出某些贡献。在他们传播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以某种方式传播民族的意识。马丁∙路德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他在布道时宣扬的日耳曼主义在所有讲德语的人士中间扩散。胡斯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但他也是创建捷克民族国家的历史人物马扎里克（Masaryk）的先驱。[34]在现代，教士仍然可能在社会的组织中发挥某种作用。他们传播的宗教思想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结果，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某种作用。于是，信仰一种宗教的人联合起来。结果，有时宗教组织在国家的组织中发挥某种作用。

在中世纪，一些支持国王的人士宣扬国王的君权神授理论，声称君主制是按照神意建立的制度并且国王仅对上帝负责。[35]尽管今日很少有学者提及这个理论，事实是，在一些国家，宗教仍然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原因也在于社会或国家动员和组织坚持信仰宗教的人比动员和组织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加容易。如果政权获得教会或寺庙的支持，它也更加容易获得民众认可的权威。在中世纪欧洲，国王或皇帝需要获得教会的支持。教会不时为登基的国王或皇帝举行加冕礼。在现代，教会的支持也体现民族国家建设中的社会和谐。从语言的视角看，教会担当了一个民众互相通讯的媒介，促进了一种集体意识的传播。在民众信仰一种宗教的情况下，采用宗教话语的当局会获得更大的社会感召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精神建构中包括一种宗教的话语，国家会在信仰这个宗教的信徒中获得应有的权威。在现代，有时来自宗教组织的教士直接参与国家的建设，于是，国家往往需要依赖宗教组织的合作。国家需要借助宗教组织拥有的特殊社会动员能力。教会领导人或教会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媒介。

在现代社会，人们建立世俗的和文人的政府。然后人们开始建立政党。政党开始发挥过去国家形成过程中军事组织或宗教组织曾经发挥的类似作用。由于人们会针对国家的治理或公共事务的管理持有不同的意见，政治家成立政党来代表他们。然后，政党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政党成为人民自组织过程中被人民所利用的媒介。如果我们从语言的视角看政党发挥的作用，本作者提出的观点是，少数人互相通讯比多数人互相通讯更加容易。于是，参加政党的人比不参加政党的人进行更多的互相通讯。人们在政党内部频繁地举行会议并散发文件。所有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并服从领导发布的命令。这些政党甚至可能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便借助于军队来推广自己的意志。一旦这些政党获得国家政权，他们就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特殊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初，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建立苏维埃俄国。以后，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政党也在东欧和东亚成立自己的国家。人民经常是不团结的，人民内部总有分歧。历史上，仅仅是在特殊的时刻才会出现人民内部针对某个重要的公共事务或有关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事件形成高度一致的意见的情况。但是，参加政党的人士是团结的。结果，参加政党的人能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某个特殊的作用。在今日西方国家内，政府的形成也依赖于政党发挥的作用。政党发挥的作用无法替代。由于人民由无数个个体汇聚而成，全体人民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进行频繁的和定期的互相通讯（沟通）非常困难。于是，在国家形成的语境下，一部分人进行的互相通讯替代了所有人需要进行的互相通讯。一部分人进行的通讯成为所有人进行的通讯的媒介。在今日民族国家中出现的政党代表这个历史发展趋势。政党就是政党领导或代表的人民用来进行自组织的媒介。

此外，国家也需要行政管理。那些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在国家内部是少数人，而那些服从行政管理的人是国家内部的多数人。那些管理国家的人通常隶属于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负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内部协调。那些服从行政管理的人并不一定需要组织，因为他们并不一定需要进行频繁的和定期的通讯（沟通）。组织显然就是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关键媒介。

历史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也反映作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媒介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当被统治者不愿意服从统治者的统治的时候，被统治者会在其内部加强互相通讯，以便于采用一种合力，与统治者的统治做斗争。参加起义或革命的人士会建立自己的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组织。然后，一旦他们成功地推翻了统治者的统治，他们就会承担其组建新国家的责任。这意味着，人们需要进行必要的互相通讯，然后才能将自己组织起来并建立国家。由于分散居住的个人不便于互相通讯，组织者成为一个媒介。如果没有组织者发挥的作用，人们就不会汇聚在一起并建立国家。历史上许多军事、宗教和政治组织的兴衰和更替恰恰意味着国家的兴衰和更替。

换言之，政府是个组织。没有政府，人们就无法进行日常的互相通讯。在政府内部，人们定期举行会议和散发文件。会议代表口语通讯，而文件代表书面语通讯。同时，有些人发布指示，而另一些人汇报工作。政府内部的人士进行的互相通讯比政府外部的人士进行的互相通讯更加频繁。于是，由于政府内部的人士有能力进行内部的协调并且采取一致行动，政府获得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政府成为社会的最大组织者。政府也是将国家组织起来的媒介。

总之，国家需要行政管理。管理者是少数人，而被管理者是多数人。诚如卢梭所言，“多数人管治和少数人被管治是违背自然秩序的。”[36]同时，频繁通讯的一部分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组织也是人们互相通讯的一个媒介。隶属于一个组织的人员频繁地互相通讯，而不隶属于这个组织的人士则很少互相通讯。组织就是国家形成所需要的语言通讯的媒介。历史上，包括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在内的哲学家将政府的形成归因于人们签订一个社会契约。人们让渡他们的部分民权给政府，以便责成政府确保他们的安全和自由并保护他们的财产权。[37]其后，部分学者坚称上述哲学家思考签订社会契约的可能性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国家起源的理论。本作者不否认使用语言的人类会签订各种契约，包括在特定条件下，人们有可能签订契约论者所定义的那种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契约，而且人民与管理他们的政府之间互相承担某种义务并享有某种权利合乎常理，但是，从语言的视角看，社会契约论仅仅证明管理国家的人需要受到人民的委托。人民自己无法管理自己。即使某些地方实行自治，也不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能够管理国家的少数人是那些没有能力亲自管理国家的多数人使用的媒介。换言之，如果人民不使用语言，他们就不会签订契约。如果管理者不按照媒介的逻辑行动，被管理者就不会委托他们管理国家。社会契约论是人们思考如何组建政府时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这个理论也解释国家的起源，人们也一定需要解释语言通讯过程中媒介发挥的作用。社会契约论不足以解释国家的形成。它仅仅解释政府的形成。在有关语言通讯和媒介的语境下，需要将政府也视为媒介，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和更加深刻地解释国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