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市場、運輸、通訊

我們再來從另一個方面研究國家的形成。在此方面，作者本人的看法是，人是社會動物。他們註定要匯聚在一起。語言幫助更多的人匯聚在一起。與通常僅僅形成小規模共同體的其他一些社會動物（如鹿、黑猩猩、猴等社會動物）不同，人類能形成大規模共同體。人類能夠創造和利用媒介，來進行語言通訊。媒介延長通訊的距離。延長通訊的距離為人類建立大規模共同體創造條件。同時，人類一步一步地建立大規模共同體。他們形成村莊、鄉鎮和城市。他們最終形成國家。反之，我們也可以說，村莊、鄉鎮和城市是人類一步一步地開發和利用媒介的結果。媒介的發展成為形成國家的條件。在此，我們或許能拓寬媒介的定義。假定所有促進通訊的形式、過程和條件都是媒介的話，我們或許會發現更多的媒介。我們所說的媒介不僅僅是大眾媒介，如書籍、報紙、雜誌、廣播電台和電視台，或社會媒介，如互聯網。只要能夠滿足促進通訊或實現事物轉化的條件，媒介可以指所有形式的物質或存在。本作者有時將人與人互動的特別方式視為媒介。當人們在一個地點聚集時，他們可能就形成了一個媒介。聚集在一起的人通常都是為了進行某種通訊。在此意義上，人們形成村莊、鄉鎮和城市。他們進而建立國家。亞里士多德在描述古希臘城邦國家的形成時曾經提到，人們首先組成家庭。若幹個家庭匯聚成村莊。若幹個村莊匯聚成鄉鎮。若幹個鄉鎮匯聚成城市。城市成為一個國家。[25]他的描述是個洞見，有助於人們看到國家形成過程中小規模共同體怎樣匯聚而成大規模共同體。換言之，如果人們不聚集在一起，他們就不會聯合起來。如果他們不聯合起來，他們就不會建立組織。他們就不會成立國家。也有些學者認為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論述解釋了國家是怎樣起源的。他們認為共同體人口的增加和領土的擴大是個自然演化過程。村莊、鄉鎮和城市都代表那個自然演化過程。但從語言的視角看，村莊、鄉鎮和城市也是媒介。它們為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通訊提供有利條件。就是說，城鎮人口密集，而農村人口稀疏。相對而言，城鎮就是媒介。所以，除去其他條件不說，鄉村、城鎮的成長過程就是逐漸形成國家的一個過程或至少是其一部分。

此外，人們進行社會交換。人類使用語言進行通訊時，他們會互相表露自己的意圖和打算。他們會互相告訴對方他們需要什麼或想得到什麼。當他們互相合作時，他們會互相做出承諾。他們逐漸地進行稱為“社會交換”的互動。本作者在此處所說的“社會交換”包括許多物品的交換。這些物品包括禮物、商品、服務、機會、利益等，甚至還包括權力。人們還可以針對這些社會交換的對象進行分類研究。那就是，在口語通訊條件下，人們傾向於形成一個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裡，人們經常進行禮物、機會、利益或權力的交換。而在書面語通訊情況下，人們還能建立一個陌生人的社會。這個社會裡的典型的社會交換是商品和服務的交換。尤其是後者深刻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促進了現代社會和國家的形成。

這就是說，在前現代，商品交換的不發達部分歸因於語言通訊的覆蓋範圍有限。在那個時代，土地是最主要的財產。武裝掠奪經常是社會內部財富分配的主要形式。特別是在封建時代發生這種情況。於是，封建主主要從事土地的掠奪。他們將掠奪來的土地分配給自己的封臣，而後者又將部分土地出租給農民。這樣形成了人身依附關係。人身依附關係是封建時代的一種特殊社會關係。而封建主是貴族。貴族剝削農民。每個封建主居住在山頂上建立的一個城堡內。城堡周圍是出租給農民的耕作土地。土地是維持人身依附關係的基礎。領主、土地和農民構成一個莊園。每個莊園自給自足。每個地區也在經濟上獨立。根據赫伯特∙斯賓塞的描寫，在九世紀末的法國，商品的分銷受到限制。每個人或每一群人為自己生產許多物品，包括衣服和武器。在鄉村的莊園內，一個人既是屠夫，也是麵包師、牧羊人和編織工。在中世紀，城堡幾乎製作了人們使用的一切物品，特別是甚至是最高社會等級的婦女紡紗、織布和製作的衣服。[26]後來，新生的市場在人們進行通訊和從事運輸的馬路和河流邊興旺發達起來。從一定意義上說，馬路和河流是媒介，因為它們方便人們遷移和通訊。例如，人們傾向於在馬路邊、山腳下或河流交匯處交換商品和服務。結果，臨近主要馬路和河流的地方的人口開始增長，逐漸形成鄉鎮和城市。鄉鎮和城市經常在山腳下或河岸邊成形。特別是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主要河流會為交通運輸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交通運輸的發展促進了貿易。貿易促進一個城市的繁榮。一個成長中的城市成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樞紐。

這樣，頻繁進行語言通訊的人頻繁地交換商品和服務。他們通過貨幣來交換商品和服務。貨幣成為一種媒介，因為它促進人們相互之間交換商品和服務。貨幣讓商品和服務在全社會內流通。從某個意義上說，貨幣成為人們建立經濟共同體的一個基礎。如果人們從事社會化大生產，他們需要資本。資本也是一種媒介，因為它方便人們集中使用大量的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技術資源。沒有資本，人們就無法進行社會化大生產。人們通過生產和交換來積累資本。人們還逐步建立本地的市場。市場也是一個媒介。人們湧向市場，以便從事商品和服務的交換。這樣，出於經濟生活的理由，人們也會聚集在一個地方。他們建設城市。城市則是人們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主要區域。

這樣，我們或許還能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擁有製造商品和提供服務的特定技術或技藝的人會在城鎮長期聚集。他們在那裡供給商品和服務。由於城鎮方便人們互相之間的語言通訊，他們也主要在城鎮交換商品和提供和索取服務。如果我們認為人們不僅在僱傭勞動關係中生產剩餘價值，而且在市場交換過程中也提供剩餘價值的話，作者本人希望能夠拓寬剩餘價值的概念。我的意思是說，當年包括馬克思在內的一些政治經濟學家首先將其概念化的剩餘價值可能會為後代人研究商品交換提供更多的幫助。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每個前往市場進行交換的人原本就具有某種剩餘價值。比如，每個掌握生產某個特定產品的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就是市場上的另外一個人專門需要的。這個時候，前者就具有後者需要的剩餘價值。如果不進行交換，這個剩餘價值就會被浪費掉。這個剩餘價值決定每個人都具有社會性。於是，人們通過市場幫助實現的勞動分工來創造財富。這樣，從古代到中世紀晚期，鐵匠、銅匠、木匠、瓦匠、麵包師、釀酒師、屠夫、裁縫、製鞋匠、小客棧業主、小店業主、挑夫和馬車夫等都在城鎮聚集。到近代，企業家在城鎮設立和經營工廠。城鎮保證供給大量的勞動力。隨着商業、投資和貿易的發展，生意人在城市內從事各種類型的生產和經營活動。會計師、技術人員、工程師、律師等其他專業人士也紛紛前往城市。他們在城鎮開辦他們的事務所。醫生及護士則在城鎮為他們的病人提供醫療服務。就城市的成長而言，所有在城鎮聚集的人都對城鎮的發展做出貢獻。

此外，人們在城鎮匯聚也加強了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採用語言進行互相通訊的人傳播知識、理念和信仰。那些擁有知識、理念和信仰的人向那些缺少知識、理念和信仰的人傳播和灌輸知識、理念和信仰。由於前者的人數少於後者的人數，人們開辦書院、學校、學院和大學。由於需要更多的獲取知識、理念和信仰的人，人們選擇在城鎮開辦這些教育機構。學生或學員大多來自人口密集的地區。這些地區即是城鎮。有時，建立一所大學甚至反過來促進了城市的成長。人們主要在城鎮內建造戲院、電影院和美術館。作家，詩人和藝術家傾向於居住在城鎮。人們主要在城市地區傳播文化，因為那裡提供更多的媒介，幫助他們傳播文化。

換言之，城鎮提供先進的交通和通訊設施和條件。人們在城市地區進行互相通訊比在鄉村地區進行互相通訊更加容易。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居住在城市的原因也是如此。或許，人們更多地在鄉村地區傳播傳統文化。民間文學家和藝術家是傳播傳統文化的主要力量。但是，現代文化則主要在城市地區傳播。專業的文學家和藝術家是現代文化的主要傳播者。民間文學家和藝術家是分散的鄉村當地社會的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和繼承者，而專業文學家和藝術家則是整個社會的甚至是整個國家的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和繼承者。換句話說，鄉村的建設往往僅是當地社會的建設。各地的社會並不一定總是完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所以，在這個社會或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鄉村的文化並不一定構成一個媒介。但是，城市是整個社會和國家形成的媒介。專業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也在城市地區聚集。他們是社會和國家的精神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繼承者。他們也是形成現代社會和國家的主要媒介之一。

此外，使用語言進行通訊的人類也在不同地區採用不同的方法進行這樣的語言通訊。人們首先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即城市地區建立公共行政管理的機構，因為在這些地區語言通訊最有效率。在這些地區最容易公布和執行國家的法令和法律。所以，人們首先在城市裡成立政府機構。歷史上，統治者的王宮所在地就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城市。最大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在那個背景下，從一定意義上說，城市的形成就是國家的形成。世界上各個地區的特定的文明的興衰就經常是一些特定的城市的興衰。在古代蘇美爾，人們創造了美索不達美亞文明（公元前3500-1500年）。人們建造寺廟。寺廟在收集和分配物質剩餘過程中扮演經濟組織者和權威當局的角色。城市最先在人們建造寺廟的地方出現。每個城市均成長為一個國家。在古埃及（公元前3000-332年），法老的都城就是一個大城市。在古希臘（公元前776-338年），一個城市的形成就是一個國家的形成。在中世紀的歐洲（大約500-1500年），城市的興起就是民族國家逐步誕生的曙光，而民族國家興起於近代。十五世紀，在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征服以前和以後，包括哲學家、作家、藝術家和翻譯家在內的大批文人逃亡西方，主要逃亡意大利，帶走了大量的古希臘的文化遺產。[27]他們主要定居在城市，如佛羅倫薩。他們成為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驅，而文藝復興運動為近代歐洲的城市發展創造了一個重要的人文條件。那就是說，首先在城市興起的資本主義經濟需要掃除封建制度的桎梏。那些文人謳歌人的偉大，提倡人的科學，反對封建社會等級制度。於是，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瓦解，人員流動加速。城市的發展導致城市人口劇增。行政管理制度首先在城市地區成形。大城市往往成為各個地區的行政管理中心。首都則是全國的行政管理中心。民族國家的時代露出端倪。

這意味着，城市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城市興起的主要基礎。城市促進人員、商品、生產資源和資金在全國範圍內的流通。適合於新社會的誕生的現代文化也在那裡繁榮起來。行政管理也首先在城市地區出現。城市的發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大眾社會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市的崛起。

運輸系統也是一個媒介。如果人類不使用語言，他們或許就只能採用一種最原始的方式互相通訊。這樣，他們才能不改變他們自己的社會動物的屬性。在這樣的語境下，人們只能通過展示自己的行為的方式來進行互相通訊，如通過揮手或搖頭或叫喊的方式來互相通訊。他們的身體行為就是他們互相通訊的原始媒介。但是，人們僅僅能在很小的空間範圍進行這樣的通訊。他們僅僅能夠在他們的視覺和聽覺能夠直接抵達的範圍內進行這樣的通訊。在此背景下，就社會的形成而言，人們僅形成小規模社會，人們絕不會發展其運輸系統。說話和寫字的人會在更大空間範圍內互動。結果就是，他們需要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外一個地方。人們開始發展交通事業。交通事業延長語言通訊的距離。延長語言通訊距離的人類成立人口眾多和占地廣泛的國家。在古代，羅馬人依賴馬路和馬匹來擴大其語言通訊輻射的範圍，他們在西方建立一個巨大的帝國。同樣，在中世紀後期，蒙古人依靠他們的騎馬的部隊將其帝國的邊界擴展到中亞和東歐。馬路和馬匹都是媒介。媒介的應用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歷史。

總之，使用語言的人在更大範圍內進行互相通訊。人們不再總是通過親屬關係而互相連接，而是通過語言和媒介來達到目的。來自不同地區的陌生人也會有興趣互相見面，進行互相交流。於是，人們發展交通事業。所以，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們建造了一個馬路的網絡，從首都巴黎輻射到國家的各個地區。[28] 改善通向各地大城市的交通系統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的效率。於是，形成一個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網絡，這又逐步促使法國從中世紀的封建王國向近代的民族國家過渡。同樣，我們也可以提出這樣的看法：十九世紀英國的通向全國的鐵路網的建成鞏固了聯合王國的行政管理體系。

人類還開掘運河。人類還發展海洋運輸事業。在現代，人們發展鐵路公路和航空運輸事業。他們還發展通訊事業。例如，人類發展了電報事業以後，又發展郵政事業，發展電話服務事業。人類還發展無線電廣播和電視廣播事業。所有這些交通和通訊事業都促進民族國家的崛起。

那就是說，如果沒有語言，人類就不會發明貨幣，不會積累資本，不會建立市場，而且人類也不會發展交通和通訊事業。這樣，人類就不會建立大規模共同體，也不會建立國家。受麥克盧漢的啟發，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人類騎馬時，馬的四條腿成為人的兩條腿的延伸。同樣，我們可以認為，汽車和火車的輪子也是人的腿的延伸。我們可以認為，無線電廣播和電視廣播是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的延伸。所有這些都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媒介。它們是人類從事各類活動的媒介，是人類社會實踐的媒介，特別是人類從事生產勞動和社會管理的媒介。但是，人類僅僅是在使用語言的背景下才創造和利用這些媒介。如果人類不使用語言，人類相互之間只能進行面對面的接觸，人們就最多只能進行短距離的行為通訊或符號通訊。這樣，他們就不會廣泛地互相交換產品、技術和思想。這樣，人類也不會對發展密布的交通或通訊系統感興趣，不會對開發車輛和各類設施感興趣，不會建立一個陌生人的社會，也不會形成一個國家。

總之，語言代表人與人互動的一種形式。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特別包括不斷改善人與人之間的語言通訊條件的過程。語言通訊的媒介具有關鍵意義。所有的媒介發展過程就是國家的形成的過程。

三、軍事、宗教、政治組織及政府

人類形成他們的共同體時，他們需要彼此聯繫和互動，以便於維繫共同體的統一。通常，他們互相通訊的方式就是他們互相聯繫和互動的方式。特別是在共同體的規模不斷擴大的時候，他們急需互相通訊，以便保持互相聯繫和互動。然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共同體內的人口越多和規模越大，人們相互之間保持聯繫和互動就越困難。換言之，一旦共同體人口增加和規模擴大，維繫所有人與所有人的通訊變得更加困難。人們通常分散居住。即使在城市內人口的分布相對集中，有時，人與人之間需要進行更加緊密的通訊，以便維繫共同體的統一。比如，在一定程度上說，從事文化的傳播和從事商品交換的通訊還是相對分散的，而從事社會的管理往往需要進行更加緊密的通訊。例如，社會管理需要建立社會秩序。建立社會秩序需要一個統一的權威。這個權威需要對所有的人口發布同樣的命令。但是，人類均衡地進行這樣的語言通訊以便向所有人發出同樣的命令往往是非常困難的。人們逐漸發現，少數人維持相互之間的通訊比多數人之間維持相互通訊更加容易。由於共同體需要組織，以便於管理共同體，人們首先選擇讓少數人組建共同體。換言之，組建共同體的人需要進行更加頻繁的通訊，以便彼此協調，因此，首先組建共同體的人總是少數人。

我們可以認為組建共同體是一種集體行動。少數人採取集體行動的成本低於多數人採取的集體行動的成本。曼克爾∙奧爾森（Mancur Olson）是一位美國社會學家。他研究了一些社會利益團體試圖影響政府決策過程時採取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他指出，團體的規模影響了團體集體行動的成本。小規模團體比大規模團體更能影響政府的決策和獲取利益。雖然人們成立所有團體的目的是幫助其成員獲得他們單個行動所不能獲得的利益，隨着團體規模的擴大，人們採取團體行動的動力則相應地下降。正如他爭辯的，“必須組織起來以便於獲得一個集體的福利的任何團體會發現，它有一個必須支付的某個最低限度的組織成本，不管它獲取的集體福利多麼稀少。團體中的成員的數目越大，這些最低限度的成本就越大。”換言之，“這些是團體成員通訊的成本、他們內部任何討價還價的成本以及創立、派人運作和維繫任何一個形式上的團體組織的成本。”因此，“團體成員的數目越大，組織的成本越大。”[29] 同理，我們可以認為，人們形成他們的國家時，他們組建國家。然而，雖然很多人參與形成國家，只有少數人組建國家。組建國家時人們需要進行互相通訊。少數人互相通訊比多數人互相通訊更加容易。如果一部分人從人們互相通訊的過程中撤離，這就意味着他們讓其他保持互相通訊的人代表他們進行互相通訊，因為一部分人的互相通訊能讓所有人得益。這樣，我們需要研究人們互相通訊的方式，因為不同規模的團體中的互相通訊的方式不一樣。

作者本人提出這樣一個觀點：雖然所有人都會說話和寫字，人們的互相通訊總是處在不平衡的狀態。那些積極地互相通訊的人傾向於保持定期的或持續不斷的通訊。他們不斷地互動。如果他們要保證這樣不斷地互動，他們可能訂立協議，成立一個組織。語言通訊的不平衡導致組織的出現。其結果是，組織內的人頻繁地和不間斷地互相通訊，而組織外的人不這樣通訊。原因是，組織外的人較多，而較多的人互相通訊的成本升高。因此，我們看到，組織定期召開其成員參加的會議並且在組織內部散發文件。組織的成員採取彼此協調的行動，選舉產生組織的領導人。組織內部訂有紀律，確保組織成員服從組織的領導並且遵守其規定。組織的所有成員的團結是該組織運作和成長的基礎。所有組織的成員都有一個同樣的目標。如果他們的事業成功，他們會獲得權力並管理社會。他們會建立一個具有等級秩序的行政管理體制。在這個等級秩序內，高級官員向低級官員發布命令。低級官員向高級官員匯報執行命令的結果。鑑於僅有那些加入這個組織的人管理社會，我們假定，並非所有人在國家的組建中發揮作用。這意味着，國家也可以被視為一個組織，但是一個大規模組織。鑑於人們在一個小規模組織內部進行語言通訊要比在一個大規模組織內部進行語言通訊更加容易，例如，在一個由十個人組成的組織內部進行通訊比在一個由一萬個人組成的一個組織內部進行通訊更加容易，人們通常先設立一個小規模組織，以便於幫助他們設立一個大規模組織。他們以這種方式組建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說，意圖在於組建國家的一個小規模組織是人們組成國家的一個媒介。局限於一個地方的少數人彼此互相通訊比在全國範圍內的多數人互相通訊更加容易。小規模組織就是大規模組織利用的媒介。這意味着，人們建立國家時，人們組建一個大規模組織。人們首先需要建立一個小規模組織，然後再通過這個小規模組織來建立一個大規模組織。小規模組織通常比較活躍，能力更強。小規模組織負責運作一個大規模組織。人們以此方式建立國家。

所以，很久以前，人們有時看見的一個現象是，一群人組成一個軍事團伙或武裝集團並通過征服建立一個政權。這個政權宣布成立國家。分散居住並且彼此之間缺乏聯繫的眾多個人無法聚集在一起，無法將他們自己直接組織起來。於是，人們總是可以看見這樣的現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例如，在前現代，人們常見的一個現象是，一部分人使用強制力建立政權和組建國家。那些統治者建立奴隸制國家或封建制國家。這些統治者經常就是軍事首領。誠如斯賓塞所言，在早期埃及，國王和將軍的職位合二為一。亞述人的經文和刻字描述專制統治者的時候也把他們視為政府的軍人。希伯來人的記錄也有類似內容。在荷馬史詩描述的古希臘人中間，文人和軍人的領導人是合併在一起的。而在原始的羅馬，“將軍通常就是國王本人。”[30]在現代社會裡，我們有時也看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裡，一批軍人控制着政權，並且管理國家。出現這個情況的背景是，人們在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上出現分歧。人們在國家內沒有統一的意志。但是，掌控武裝力量的軍人集團能維持國家的統一，因為軍人集團內部的軍人持有一致的意見。軍事集團內部的人員進行頻繁的語言通訊，計劃採取一致行動。軍事集團內部的人員彼此之間保持更加密切的聯繫。軍事集團內部訂有更加嚴格的紀律。這些人員的組織性更強。軍事集團成為一個媒介。它在國家建設過程中發揮特殊作用。其原因是，人們更加有效地組織軍事集團。這個道理可解釋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曾經多次出現軍人而非文人掌控國家的局面。即使人民希望看到國家的快速社會經濟發展，是軍人在組建國家。於是，在那個時期，在亞非拉地區軍人專制曾經是一些國家建設的特色。這意味着，在那個特定背景下，國家依靠軍事組織來組建國家。

當然，學者可能會從不同角度看待這個現象。他們確認軍人集團在國家形成中曾經發揮一個作用，或者在某個特定條件下，軍人扮演過類似的角色。於是，他們認為，國家起源於征服。休謨堅持認為，“幾乎所有的政府，不管是現存的還是歷史書上記錄的，都是人們通過篡權或征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方法而建立起來的，沒有任何人民自認的公平合理的同意或自願的服從。”[31] 不少後來的學者認為休謨支持國家起源於征服的觀點。奧本海默直接指出，“國家在其誕生之際完全是或在其存在的早期階段基本上和幾乎完全是一個由勝利的群體強加在被打敗的群體身上的一個社會組織。”[32] 休謨和奧本海默就是持有這類學術觀點的一批學者和思想家中間的代表。他們特別強調征服者在國家組織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在現代，很多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也贊同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但是，如果從語言的角度看國家的組織，作者本人認為征服者僅僅是個媒介。如果人類不使用語言，就不會發生征服導致國家形成的情況。如果人類不使用語言，他們就絕不會建立大規模共同體，不會建立國家。征服者僅僅在國家形成的某個時刻加速了組織國家的進度。在中國歷史上，作為少數民族的蒙古人曾經在十三世紀征服作為多數民族的漢人並建立元朝。在十七世紀，作為少數民族的滿人曾經征服作為多數民族的漢人並建立清朝。不過，在不同民族互相融合過程中，少數民族使用的小語種讓位於多數民族使用的大語種。少數民族被多數民族同化和吸收。人們無法忽視語言在一個國家的演化中發揮的作用。

在中國，漢語就是國家形成和統一的一個先決條件。當然，一旦人們無法互相通訊和互動，軍人組織就可能在組織國家過程中發揮突出作用。過去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提出的征服論並非沒有任何學術價值，而且那個理論有其自身的邏輯和道理，不過，如果我們需要系統地解釋國家的起源並且從人類社會的長期演化的過程看待國家的形成和建構的話，完善的論點需要包含一種語言社會學的分析。可以說，征服導致成立一個管治社會的一個組織，因為征服者事實上在語言啟動的人類文明進步長過程中成為一個組織國家的媒介。征服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益也是一個媒介。征服者至少需要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如維持社會秩序和保衛國家。

事實上，只要少數人能自組織，他們就經常能夠在國家的形成中發揮某種媒介的作用。歷史上，宗教組織也會在社會的組織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在歐洲，基督教教會曾經是社會的主要組織者。在西亞和北非，伊斯蘭教寺廟曾經是社會的最主要組織者。宗教組織努力傳播其信仰。它們和民眾建立各種各樣的聯繫。皈依於宗教的人有義務參加宗教組織的各類活動。相對於不信教的人而言，信教的人因為參加宗教活動而進行特定的語言通訊。所有信徒因為宗教或宗教組織而加強了彼此之間的聯繫。他們彼此之間進行更加頻繁的語言通訊。它們讓同樣的宗教信仰進入了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所不同的各種各樣的人的心田。所有人聯合起來。宗教信仰或宗教組織則成為所有人互相通訊和聯合起來的媒介。例如，信徒們因為定期前往教堂或寺廟而彼此相識。他們彼此之間進行更多的語言和感情交流。他們認為他們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他們的心連在一起。他們聯合起來。這樣，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參與社會組織的宗教團體也可能參與國家的組織。既然人們在社會之上建立國家，不時參與社會組織的宗教組織有時也就參與國家的組織。這時，宗教組織的領導人甚至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正如斯賓塞寫到的，“巴比倫人的記錄結合了希伯來人的傳統，向我們講述祭司―國王的故事。在利底亞，情況相同：克洛蘇（Croesus）是國王，也是祭司。在斯巴達也是這樣，作為軍事首領的國王也是高級祭司；而在羅馬也存在類似的原始傳統。”[33]在一些民族的歷史中，有些宗教組織的首領也是成長中的國家的創立者。聖經中提到的亞伯拉罕是一位先知，但他也是貝都因人的部落酋長。他在以後的民族形成過程中發揮影響力，促進本民族的身份認同。摩西是先知，但他也是希伯來民族的首領。默罕默德是先知，但他也是阿拉伯民族的創立者。在基督教世界裡，一些著名的教士是社會的組織者，他們也會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做出某些貢獻。在他們傳播基督教的教義的時候，他們也可能以某種方式傳播民族的意識。馬丁∙路德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他在布道時宣揚的日耳曼主義在所有講德語的人士中間擴散。胡斯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但他也是創建捷克民族國家的歷史人物馬扎里克（Masaryk）的先驅。[34]在現代，教士仍然可能在社會的組織中發揮某種作用。他們傳播的宗教思想可能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結果，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某種作用。於是，信仰一種宗教的人聯合起來。結果，有時宗教組織在國家的組織中發揮某種作用。

在中世紀，一些支持國王的人士宣揚國王的君權神授理論，聲稱君主制是按照神意建立的制度並且國王僅對上帝負責。[35]儘管今日很少有學者提及這個理論，事實是，在一些國家，宗教仍然在國家的建設中發揮作用。原因也在於社會或國家動員和組織堅持信仰宗教的人比動員和組織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加容易。如果政權獲得教會或寺廟的支持，它也更加容易獲得民眾認可的權威。在中世紀歐洲，國王或皇帝需要獲得教會的支持。教會不時為登基的國王或皇帝舉行加冕禮。在現代，教會的支持也體現民族國家建設中的社會和諧。從語言的視角看，教會擔當了一個民眾互相通訊的媒介，促進了一種集體意識的傳播。在民眾信仰一種宗教的情況下，採用宗教話語的當局會獲得更大的社會感召力。如果一個國家的精神建構中包括一種宗教的話語，國家會在信仰這個宗教的信徒中獲得應有的權威。在現代，有時來自宗教組織的教士直接參與國家的建設，於是，國家往往需要依賴宗教組織的合作。國家需要藉助宗教組織擁有的特殊社會動員能力。教會領導人或教會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媒介。

在現代社會，人們建立世俗的和文人的政府。然後人們開始建立政黨。政黨開始發揮過去國家形成過程中軍事組織或宗教組織曾經發揮的類似作用。由於人們會針對國家的治理或公共事務的管理持有不同的意見，政治家成立政黨來代表他們。然後，政黨提出有關的政策建議。政黨成為人民自組織過程中被人民所利用的媒介。如果我們從語言的視角看政黨發揮的作用，本作者提出的觀點是，少數人互相通訊比多數人互相通訊更加容易。於是，參加政黨的人比不參加政黨的人進行更多的互相通訊。人們在政黨內部頻繁地舉行會議並散發文件。所有人都有一個統一的意志，並服從領導發布的命令。這些政黨甚至可能建立自己的軍隊，以便藉助於軍隊來推廣自己的意志。一旦這些政黨獲得國家政權，他們就在國家建設中發揮特殊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在二十世紀初，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建立蘇維埃俄國。以後，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個政黨也在東歐和東亞成立自己的國家。人民經常是不團結的，人民內部總有分歧。歷史上，僅僅是在特殊的時刻才會出現人民內部針對某個重要的公共事務或有關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事件形成高度一致的意見的情況。但是，參加政黨的人士是團結的。結果，參加政黨的人能在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某個特殊的作用。在今日西方國家內，政府的形成也依賴於政黨發揮的作用。政黨發揮的作用無法替代。由於人民由無數個個體匯聚而成，全體人民在整個國家範圍內進行頻繁的和定期的互相通訊（溝通）非常困難。於是，在國家形成的語境下，一部分人進行的互相通訊替代了所有人需要進行的互相通訊。一部分人進行的通訊成為所有人進行的通訊的媒介。在今日民族國家中出現的政黨代表這個歷史發展趨勢。政黨就是政黨領導或代表的人民用來進行自組織的媒介。

此外，國家也需要行政管理。那些從事行政管理的人在國家內部是少數人，而那些服從行政管理的人是國家內部的多數人。那些管理國家的人通常隸屬於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負責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內部協調。那些服從行政管理的人並不一定需要組織，因為他們並不一定需要進行頻繁的和定期的通訊（溝通）。組織顯然就是國家行政管理過程中的關鍵媒介。

歷史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也反映作為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一個媒介的組織所扮演的角色。當被統治者不願意服從統治者的統治的時候，被統治者會在其內部加強互相通訊，以便於採用一種合力，與統治者的統治做鬥爭。參加起義或革命的人士會建立自己的組織，包括軍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組織。然後，一旦他們成功地推翻了統治者的統治，他們就會承擔其組建新國家的責任。這意味着，人們需要進行必要的互相通訊，然後才能將自己組織起來並建立國家。由於分散居住的個人不便於互相通訊，組織者成為一個媒介。如果沒有組織者發揮的作用，人們就不會匯聚在一起並建立國家。歷史上許多軍事、宗教和政治組織的興衰和更替恰恰意味着國家的興衰和更替。

換言之，政府是個組織。沒有政府，人們就無法進行日常的互相通訊。在政府內部，人們定期舉行會議和散發文件。會議代表口語通訊，而文件代表書面語通訊。同時，有些人發布指示，而另一些人匯報工作。政府內部的人士進行的互相通訊比政府外部的人士進行的互相通訊更加頻繁。於是，由於政府內部的人士有能力進行內部的協調並且採取一致行動，政府獲得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政府成為社會的最大組織者。政府也是將國家組織起來的媒介。

總之，國家需要行政管理。管理者是少數人，而被管理者是多數人。誠如盧梭所言，“多數人管治和少數人被管治是違背自然秩序的。”[36]同時，頻繁通訊的一部分人會建立自己的組織。組織也是人們互相通訊的一個媒介。隸屬於一個組織的人員頻繁地互相通訊，而不隸屬於這個組織的人士則很少互相通訊。組織就是國家形成所需要的語言通訊的媒介。歷史上，包括霍布斯、洛克和盧梭在內的哲學家將政府的形成歸因於人們簽訂一個社會契約。人們讓渡他們的部分民權給政府，以便責成政府確保他們的安全和自由並保護他們的財產權。[37]其後，部分學者堅稱上述哲學家思考簽訂社會契約的可能性時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國家起源的理論。本作者不否認使用語言的人類會簽訂各種契約，包括在特定條件下，人們有可能簽訂契約論者所定義的那種管理公共事務的社會契約，而且人民與管理他們的政府之間互相承擔某種義務並享有某種權利合乎常理，但是，從語言的視角看，社會契約論僅僅證明管理國家的人需要受到人民的委託。人民自己無法管理自己。即使某些地方實行自治，也不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能夠管理國家的少數人是那些沒有能力親自管理國家的多數人使用的媒介。換言之，如果人民不使用語言，他們就不會簽訂契約。如果管理者不按照媒介的邏輯行動，被管理者就不會委託他們管理國家。社會契約論是人們思考如何組建政府時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如果這個理論也解釋國家的起源，人們也一定需要解釋語言通訊過程中媒介發揮的作用。社會契約論不足以解釋國家的形成。它僅僅解釋政府的形成。在有關語言通訊和媒介的語境下，需要將政府也視為媒介，這樣才能更加全面地和更加深刻地解釋國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