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主持人尤爾根.哈貝馬斯於2026年3月14日不幸去世。

作為不可能與這位名聲卓著的哲學家取得直接聯繫的人或與其打交道的人，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他的研究。很多年以前，我嘗試了解他的社會交往理論。網絡上看見一些有關的介紹，感覺有關的書一定很乏味，一定很難讀，關鍵是可能缺乏實質內容。所以決定不看了，以免浪費時間。最近，看見有美國學者寫回憶文章，果然是這樣。就是他的所謂社會交往理論可能沒有什麼實質價值。當然，我的判斷不一定對。不過，他的一本成名作，就是最初奠定其學術地位的那本書《公共領域的結構轉變》（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值得一讀。

不能說這本書有哪些驚人的學術成就。比一般的學術書的學術價值略高一點。我從各方面思考過他的這本書的學術價值。感到這本書的最大特點就是它鎖定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專題。就是說，近代歐洲跟文化有關的社會的轉變是當時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卻很少有人專門去研究。哈貝馬斯去研究了。而且他的研究有充分的原始資料。他的原始資料的收集不及韋伯的研究，但是，比一般的社會學家的研究要紮實一些。所以，他的研究填補了一個空白。但是，這個專題的研究無法創建系統的社會學理論，原因是視角還是小了一點。就是說，要創造理論，必須從歐洲的社會的起源的研究開始，比如，研究歐洲的市民社會的起源等。但是，哈貝馬斯的研究似乎從事物演化的中段開始。

我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利用了他的這本書。就是說，我在研究歐洲社會轉型的問題上有幾次引用過他的言論。主要就是一點，他說歐洲近代的文化人或資產階級思想家通過沙龍、咖啡館或茶館傳播自己的思想。歐洲的文化設施開始對市民開放。例如，在中世紀，音樂只止於教堂或宮廷。到了近代，音樂廳和劇場的紛紛擴建讓普通人也能欣賞音樂。還有美術畫廊等也開始對普通人開放。托克維爾的研究也提到，那個時代，不同階級的人都能在劇場或音樂廳集聚一堂。以前社會階級之間的隔離開始被穿透。形成一個公共領域。

我的研究聚焦於語言和媒介在社會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結果，哈貝馬斯的有關研究可以被我利用。例如，哈貝馬斯講沙龍和咖啡館，我說那是媒介。就是說，人們進行人鏈式語言通訊的時候需要藉助於媒介。那麼，沙龍、咖啡館和茶館以及劇場、音樂廳等場所就是媒介。這些公共設施是媒介。媒介協助延長語言通訊距離。然後，歐洲的文化人如作家和哲學家等通過這些媒介傳播自己的思想。據說，狄德羅和盧梭這樣的哲學家都經常光顧咖啡館，傳播自己的哲學。

這在推進歐洲人的思想文化的擴散方面起到作用。也對社會進步起到作用。托克維爾說，法國大革命是一些作家領導的。就是那些文學家和哲學家成為法國革命的領導者。他的意思是說，這些寫作的人的歷史作用比那些奪權的政治家的作用還要大。他說這是法國的情況。我在我自己的書裡都寫過這些內容。

就是說，哈貝馬斯講的歐洲的公共領域的轉變正是歐洲近代社會轉型的縮影。經營企業的資產階級其實根本就不會直接發揮社會變革的領導作用，只有公共領域裡的思想的傳播能做到這一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歐洲人的社會進步不單單是物質產品的生產在發展，而且思想文化在明顯提升。相比中國目前需要的社會轉型而言，海外的民運人士只能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描述極權主義體制內部的種種弊端，但缺乏類似歐洲早年出現的那種思想文化的提升。一個民族的社會進步不能僅僅是物質產品的生產，而是思想文化也要發展。但是，中國在這方面似乎沒有寸進。即使中國將來發生社會轉型，例如建立民主體制，如果沒有思想文化的提升，這個社會進步會有多大？這仍然是個問題。歐洲人在近代的公共領域裡的結構轉型正好就是今日中國社會轉型之態勢的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社會轉型的缺項。中國要出現歐洲那個時代的社會轉型似乎還很遙遠。從根本上說，中國目前的文明進程還可能沒有到哈貝馬斯描述的近代歐洲的那個階段。中國的社會轉型實在太緩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