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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们这帮人三教九流，从五湖四海村镇城乡考到北京来了，来上大学，上当年排在北大清华之后号称全国第三的牛大。瞧这名儿起的，现在怎么听怎么别扭，怪不得这几年在广东人弄的大学“排行榜”上老是往后出溜，名不正也。但是当时系主任更牛，私底下告诉我们所学绝非雕虫小技，乃治理国家的屠龙之术，“你们的未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当官。还有一条路：那就惨了，你拿着牛大的毕业文凭去职介所找工作恐怕连扫马路都不会给你做！”
当年的大学里可是天下奇观啊。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1947年生（生在旧社会），入学时已经三十多了；有一河南来的老哥居然还有俩半大孩子。最小的同学还不到十六，除了一双眼睛贼机灵外，满脸的懵懂，好几个礼拜不知该叫几个大龄同学叔叔阿姨还是大爷大妈。像我们这些中不溜的就比较自在一些。
胡启新是北京人，算是老三届最后一届的。68年初中“毕业”去了内蒙建设兵团，要说有人哭哭咧咧，他可是胸怀大志去的，据说除了一件老羊皮袄，他只有红宝书四卷和世界地图一本。然而，在内蒙放了几年羊整天风吹草低有点儿烦，以他当年曾熟读兵书以为欲取天下、必先逐鹿中原的韬略，就把自己从内蒙想法调到了河南。所以，当全班新生见面会上自我介绍时，老胡一口北京腔却自称来自河南，还时不时整出两句河南话，“中，中”的，就见怪不怪了。
老胡一向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一点从他当年在班里的表现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的大学里有个简单的公式，能力+智商=分数。分数高的同学会对分数低的造成无形的压力，在分数和考场上老胡给人印象较深的事，是考试时间才到一半，所有人都在焦头烂额拼命想答案做难题时，胡启新咳嗽一声，站起身走到教室前面，把他的试卷递给满眼惊惑的老师，再回回首冲满眼惊惑的全班同学来一坏笑，就“迈步出监”了。留在“监”中的同学闷闷地“嗡”了一声，每个人心中七上八下，开始翻腾开了，有人心说，平时很少见丫用功背书做题，这回答不上来了吧？也好，早死早托生，省着干坐在这儿更难受。。。第二天，成绩公布，第一名---胡启新，“嗡”！“嗡嗡”！！这回大家心里就不只是翻腾了。
更让人闹不明白的是，当绝大多数同学还在那里死背书本为几分成绩点滴表现互相较劲时，人家老胡已开始琢磨“功夫在诗外”的事了。那时候，牛大校舍很大一部分还被解放军二炮占着，北京有家的学生一律走读住不成校，真成了秀才遇见兵了。胡启新当时住在和平里一带，老程也住在那附近，这哥俩基本上每天蹬自行车上下学。有一天，胡对程说：“你发现没有？咱回家必经的、你每天骂骂咧咧的这条破路，现在正在修，将来可能叫北三环路，路边上有不少批发市场，二级的三级的都有，咱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对他们进行社会调查，谁让咱们是学经济的呢，这不比在课堂上听那些老掉牙的从苏联贩来的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多了吗？”
（当年的牛大学生考察北京市容---模拟照片）
老程是有名的导演型人才，是班里少数几个在全方位可以和老胡“有一拚”的男生，脑子快、心肠热（他的故事以后再说），俩人一拍即合。那时，北京还基本是个刚开始大兴土木的大村庄，从牛大到和平里今天车水马龙寸土寸金的北三环路，当时还基本看不出路模样，暴土扬场全是土建工地，人称“下雨水泥路，刮风扬灰路”。冬春的北京风头正劲，可怜两个大孩子，骑着两辆破车，灰头土脸地就进了大钟寺一带的水产啦水果啦等批发市场。那时批发业还垄断在国营企业手中，商人也大都还没练成奸相。胡、程一进门，门房就忙不迭的通报进去：“大学的同志来搞社会调查啦！”里边上至书记下至主任，如朕亲临，沏茶的沏茶，让座的让座，俨然上级领导视察基层的阵势。老胡老程也人模小样的开始跟人家侃，什么“国际形势是这样滴......”云山雾罩一番，然后，这哥俩多半每人拎着一条鱼仨瓜俩枣的脚高脚低蹬车回家了。
20多年后，已然成为美国某南部大城成功电脑商的老程那天打电话闲聊时说：“要搁现在，先不先门口的保安就能当你是骗子把你打出来！”唏嘘之间，慨叹人心之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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