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2006年3月，当时为方便国内朋友看，曾贴到雅虎博客上。今天去找，又被河蟹了。人活着本就艰难，再连个说话的地儿都没有了，真比河蟹还惨了。我没留底稿，幸亏五味旧文库里还替我保存着，谢谢。要不，S都不知怎么S的。靠。 刘自立是个奇人。他的奇和胡启新相反，胡是一个天生的行动者，刘是一个天生的思想者。 说起刘兄，不得不又要带上七、八根竿子攀攀高枝儿（如果非有人认定这也算高枝儿的话，嘿嘿）。刘自立应该说是大陆自由主义作家中的元老了，在北京的小圈子里早就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什么样的圈子呢？如果您关心北京的地下或半地下文学，像七、八十年代的《今天》啦，《倾向》啦，“星星画展”啦，以及那帮穷酸文人，北岛、黄锐、曲磊磊、顾城、舒婷、阿城、芒克、包括后来的王小波、黄燎原、方力申，。。。----唉，甭罗索了，大体就是芒克《瞧！这些人》那帮子。但是严格说来，“君子和而不同”，自立本人是独行侠，生性不喜在小圈子里生活，不大喜欢和政治搅得太近。当年那帮人频频在铁狮子胡同X号院里聚会策划“北京（的布拉格）之春”时，他也没兴趣去凑一份子。而后人评论中所定义的“小圈子”，只是就他们的作品人品倾向等划分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他和那帮“这些人”大都属于主渠道之外的，体制外，不入流，有点像晋末那些狷狂之士；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国外的名气远远大于国内的名气。 我之认识刘兄，是因为我们曾经作为同事共事过几年，渐渐的混成了一段朋友。说起来那都是二十年前（1983-1986年前后）的事了，正所谓“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那时我大学毕业刚到北京某大报社工作，表面上牛B烘烘，内囊里糟糠一团。也许是那几年在周围看了不少的风云世态，对浮在水面靠钻营风头吃饭的党政干部并不感冒，更遑论“积极靠拢”了，就显得有点假清高。过不多久，逐渐知道在党的喉舌的一统天下，这家由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报纸（大公报）原班底人马做技术骨干的报社里，居然藏龙卧虎，还有不少不露相的真人。我听说，报社里有位在香港诗坛小有名气的诗人，因为他专写超现代的新诗，国内报刊不懂、不敢也不能发，只好托朋友弄到香港发（现在我明白了，诗超现代很多是政治文化环境所迫，能把话说明白了，谁愿意东拐西拐的呢？），在那会，党报记者，这也要算是胆大包天之举。 那天，在大食堂排队买饭时，他排在我前面，正和某人就某个问题在争论，我打量着他，中等个兼驼背，魁梧，为人极度低调的深沉感觉，但深陷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却极为有神，在看你的时候似有电光石火摄住你的魂魄，仿佛修练经年的武林高手。当他说到波特莱尔和马致远的异同时，我不自觉地插上了话题。 打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我那时在XX部做编辑，他因从小家学渊源英文好，父亲“落实政策”以后，被安排在国际部做编辑。下班后，我们都是单身，没有家需急归，常常就去食堂打回饭来在编辑部吃。闷了，我会跑到国际部去找他，一边听着录音机里放着的他酷爱的肖邦的夜曲，一边翻看内部报刊（只有国际部有，主要是港台日美的东西），一边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有时，他会在某个香港报纸上找到他新发表的诗作给我看，说：“过几天稿费来了，咱撮一顿去。这可是外汇呀。”不过，我知道他只是一时高兴，有这份心就足够了，因为，他是从来不擅与人撮饭喝酒的人，有这时间，他宁可躲在小屋里苦吟他的“现代诗”。我和他唯一的一次喝酒，是我离开报社十几年后，我请他和几个报社的哥们儿（记得有散文写手卞毓方、已成报业小腕的孙燕君等）撮饭，他虽然带着他已近成年的女儿，却似乎没有多大变化，可能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老气横秋的感觉吧。 从旁人那儿，我渐渐知道了他的身世。文革中刘自立是北京24中老初三的学生，老三届的，比我大好几岁呢。他的爸爸是老《大公报》的负责人之一，大笔杆子，六十年代初不知被谁看上了，调到中宣部国际司负责“九评”的写作，周恩来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曾随行。书生入政治太深了，黑了红了都是悲剧，结果，文革一开始刘父马上受冲击，一向自视甚高的他，正应了“文人耿介死”之说，不堪羞辱跳楼自杀了。随后，刘自立自然立马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现行。不平和悲愤促使他张贴大字报质疑（仅仅是质疑）“血统论”，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为“反革命”。据他的同学们回忆，当时他曾在学校批判大会上身穿囚衣，脚戴镣铐被押上台去批斗，因为被剃了光头，当红卫兵们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狗崽子刘自立！”时，无发可抓而又必须把他的脸揪起来示众时，红卫兵就用手抠他的深眼窝。因而，当他看到卡玛等人拍的反思红卫兵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时，反感和随之而引起思索都是必然的。 85年，因为我对日本经济有点兴趣，报社调我去国际部负责日本经济报道，和刘自立成了同一部门的人。由于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国际部就又多了我这么一号特立独行的家伙，加上刘自立，这“二三子”与大好的革命形势总有一种“拧巴”的感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是每天活在活火山口上却不自知。当时作为部里领导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大报社是正部级，部门领导自然是局级，所以一般有雄心壮志的同志都努力奋斗不会掉以轻心），如高干子弟小牛（那时刚提为部副主任），还有老作家汪增祺之子小汪（我走后也提拔了，我喜欢他爸爸的《受戒》---见另文《跳跳跳，翘翘翘》，即使奉命之作《沙家浜》也算出类拔萃）等等。虽然我们看人家“水了巴查”，实际上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文章政治两精通者决不可小看了他，道儿深了去了。他们经常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我们，避免了我们连人带精神一块滑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上去。这么多年，以自立的性格、文章和海外知名度，还能安然无恙的在共产党掌控最严的大报社里混，不断地有自由精神的作品问世，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有人说是“灯下黑”，谁知道呢。 1986年孟春，我办好了自费留学的手续，准备东渡日本。一天晚上，自立坐到我办公桌对面，扯下一张报社信签写了一首诗，说：“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就把这诗作为临别留念吧！”我拿过来读着，感受着对面兄弟的坎坷生涯和心胸、境界，不由身子发木，眼睛湿了： 别 友 人
---闻*兄东渡作
刘自立 朋友与我同坐
侃侃而谈，话语如织
推我向室外，月光下
珠玑荡漾，悲婉的夜曲流动 朋友与我同坐
喁喁而歌，诗经沿着轨迹
与几棵黑树干，一同生成
太阳苍白，孱弱却翻动雪雾 朋友与我同坐
冥冥而思，泛起一派大潮
当河海汇融，一叶东渡
两个世界，一个偶像升起 今夜，我们端坐如初
我不相信他已离去 1986，3，北 京
（原载香港《新晚报》1986年3月23日） （待续） http://bbs2.creaders.net/articleReader.php?idx=1576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