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文忠 这是我的第一本集子，所收的都是冷僻到难 以印刷的专业文章之外的文字，从形式到内容都缺乏一致感。倘若说还多少有统一之处的话，那 就是绝大多数文章都与书有关，大致说来，也就是 规矩的书评和不规矩的书评，如此而已。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二十多岁时写成发表的， 尽管我并没有虚伪到认为它们只配覆瓿，弃之如 敝帚的地步，但也绝对没有不知天高地厚，狂妄到视之为佳构精品的程度。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它 们已然显得非常的幼稚浅薄，我之所以依然珍惜 这些文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毕竟记载了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在年老的时候，将是我最留恋的回忆。 这样一本小书，照理没必要在恩师及守常先 生宠我的序言之外再写什么后记，然而，一段小小 因缘却使我改变了主意。前几天，奉柳叶兄之命，翻译了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当代大思想家以赛 亚·伯林的一篇长文，题目是《伟大的外行》。这篇 文章实际上是赫尔岑《往事和随想》的书评，伯林的文字虽然极为雕琢，而且句法颇近俄文，却不仅 没有喧宾夺主地掩盖或冲淡他精致流畅的思想， 反而相得益彰，为思想增添了诱人的华采；再加上据说伯林认为最与他心灵相通的正是赫尔岑，因 而，整篇文章读来令我回肠荡气。我历来信奉鸠 摩罗什和玄奘法师的说法，认为翻译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是，这次却让我感受到由衷 的愉悦，是唯一的例外。给我灵感的正是伯林在 一条注文中引用的赫尔岑的一句话：“《大卫·科波菲尔》就是狄更斯的《往事和随想》。”赫尔岑和狄 更斯是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的作家，我当 然不敢望其项背，然而，我就没有自己的往事与随想了吗？ 十五年前，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东方 语言文学系（现改名为“东方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我遇见过不少人把“梵”读作“焚”，还有人以为 梵文乃是“梵帝冈文”，可见此专业的古怪。事实 上，1960年招过一届本科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蒋忠新教授、黄宝胜教授、郭良鋆教授和英年 早逝的赵国华教授等属此届），到二十多年后我这 一届之间，除了中间曾经招过几位研究生外（现任东方学系主任的佛教史及古代中外交流史专家王 邦维教授、于阗文专家段晴教授、原始佛教专家胡 海燕博士可为代表），一直没有正规招过生。这里面当然有当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1960年这一 届中就有许多人因此而改行；再则，任何古典学问 都不可能直接有利于当世，马克斯·韦伯早就说过：“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 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 （几年前我才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一点），更遑论梵文巴利文了。就小环境而言，东语系原本就以培 养当代语言的翻译人才为主，至少在当时是与学 术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凿枘不入的；就大环境而言，在举世汹汹趋于功利的时代为此不急之务，也 有奢侈之嫌。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八人小班就颇为特殊，相当引人注目。恩师希逋先生当时还担 任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很快就会见了我们，并且 赠送我们每人一套《罗摩衍那》中译本。大概由于我在读中学时就已呈信恩师，表达了学习梵文的 愿望，高考又侥幸得了高分，更蒙温语勉励教诲。 恩师与金克木先生当时均已年逾古稀，北大自己已没有梵文巴利文教员了，于是只能先后聘请两 位先生的第一代学生蒋忠新、黄宝胜、郭良鋆教授 前来北大任教，他们工作认真、学识精博，的确继承了两位先生的衣钵。 作为北大四个外语系之一的东语系当时是全 校唯一采取本科五年学制的系（据说现已改为四年制，不知确否，如果属实，在奉“时间就是金钱” 为金科玉律，快餐成了正餐的今天，实在毫不足 怪），除了专业外语，还必须学习一门通用外语，也要求大致达到专业水准。倘若从有利于学术研究 的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蒙语配俄语、印地语配英 语、朝鲜语配日语等等，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同学原来就没有打算终身从事学术研究，高考的第一志 愿也并非东语系（日语专业除外），只因为了能够 跨进北大大门，在填写志愿时都选择了“服从分配”，被划入小语种，毕业后仍想以外经外贸为业， 所以一般都选择英、日语作为第二外语，梵文班在这一点上毫不特殊，真正以第一志愿考入的只有两位上海籍的学生。 梵文、巴利文自然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出口创汇服务，只能是用于专门化极强的学术研究，因此注定一开始就与班里绝大多数同学的真正意 愿背道而驰。这个专业的特殊性还反映在对研习者的技能训练上，梵文、巴利文虽然是关系十分密 切的亲缘语言，但彼此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区别，因 而可以算作两门专业外语；我们至少还必须掌握英、德文。除了英文多少略有基础外，其余三门都 必须从头学起，德文在当今的通用语中就算是比 较难学的了，梵文则更是举世公认的语法变化最为繁复的语言，其人为造成的复杂简直到了匪夷 所思的地步。不须说，还有许多枯燥单调的科目 在等待着我们。这一切又怎能使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少年人平静坦然地面对呢？更不必说北大 高耸的围墙和森严的门禁又岂能将我们与社会隔 绝呢？ 于是，注定会发生的情况在大学二年级时出现了：近一半的同学决意中途而废，有的费尽心力 转入他系，有的干脆退学回家，仅有的两位女生之 一还考上了空中小姐，据说还是飞国际航线的，难度之大大约超过选美加考博士，自己固然洋洋得 意，别的女生在不屑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多的羡慕。我们两位立志研习梵文的人也不是没有彷徨动摇过，但总算坚持了下来。令我大惑不解的倒 是其他三位同学的坦然平静，当时颇使我汗颜，后来才知道，其时可能要派我们留学欧洲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其他语种专业的同学在将信将疑搀 杂着“凭什么你们竟会有如此好事”此类传统国产心理的同时，原先“你们梵文还不如我们呢，我们毕竟还有点用处，你们难道能将死了一千多年的 古代洋人叫醒，和他们聊聊？”可怜的比下有余的自豪感已经开始摇晃，大有“你们这些傻人真有傻 福”的感慨。 我当时的确一无所知，正以少年的热情与冲 动沉浸在北大名闻遐迩的另一个传统之中：从事学生会工作。至少在东语系，我第一个提议每位 同学一票，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竟然自己当 选了，不久，还兼任了北大学生会的工作。尽管这一切给我带来了当时（主要是几年后）看来出乎意 料之外、今天看来入于情理之中的后果，我至今不悔，也决意终身不悔。因为这是不可能重复的体验，这时不可能重写的履历。 中国的流言往往会变成事实，这次也概莫能 外。1987年下半年，我和另一位上海籍同学被先行派出，他去了维也纳大学（后来辗转去了美国， 现在某大学任教，不知还从事梵文研究否？），我去了汉堡大学，其他三位随后也到了汉堡。即使在今天，将本科尚未毕业的文科学生派往国外，仍然不是常见的事。我有幸师从魏茨勒和施密特豪森二位教授，在专业之外，还学习了其他几种更加奇怪的古语，的确是拼命地读书，不要命地买书。将来倘若有机会，我将写出德国留学记。我对两位 教授的感激将铭记终身，没齿不忘。我回国后某年六月的一个中午，北大南门门卫打电话通知我，说是有个外国人在门口，指名要找我。那个时节的北京，外国游客近乎绝迹，心情紧张的我满腹狐疑地跑到大门口：竟然是魏茨勒教授！西装笔挺，站在六月暴虐的阳光下，胖胖的脸上流淌着汗水， 洋溢着往常一般的微笑，他专门绕道日本前来看望他的中国学生。他的微笑使我在寂静的夜里写 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流下了无法控制的泪水。听 说他近两年来一直患病，如果他所信奉的上帝能保佑他早日康复的话，身在万里之外的我愿意信 奉同一个上帝。 在取得了马上就可以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的书面许可后，我回国看望恩师希逋先生，当然也就再 也没能回去。其他的同学都滞留国外，或读商或 经商，可谓完成了宿愿，梵文完成了换取护照的任务，自然弃之如敝帚了。我也因此感受到了中国 少年早熟的可怕与可怜。我在恩师指导下完成了 研究生的学业，不久离开了北大，回到原籍，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待业飘游。直到一年多前，在师友们的关心帮助下，蒙复旦大学不弃，予以收用，才 重新忝列教席。当年的梵文班近乎全军覆没，至多只剩下一个半人，我和那位现在美国任教的同 门谁算一个、谁算半个，无关紧要，要紧的倒是，恐 怕我们两个加起来能不能算一个都成问题了。与 1960年那届相比，我们这一届更为凄惨。原因何在？我不得而知，但是，显然存在着比政治环境更 加深刻、更加强大的力量。认识到这一点，大概是我用生命中最好的十年换来的最大的收获了。悲乎！ 这些与同龄人多少有些不同的往事使我产生 了一些奇怪的随想，有些和这本集子中反映出来的想法已不复相同了，在此无法详说，只好择要谈 两点。首先，我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抽象的集 体名词已经无法理解了。任何一个集体必然良莠混杂，但是，难道不应该有些共同特征吗？而我在 “知识分子”上却实在看不到。中国如果真的有什 么一贯的传统，这个传统中如果真的还有什么好东西的话，我相信，尊师必居其一。每个“知识分 子”都曾蒙受师恩，而且都有成为至少是广义上的 “师”的可能性，按理都应尊师。我不仅从不讳言，而且为此自豪，我自己是按礼磕头拜过师的，自然 这也无法报师恩于万一。然而，我却亲耳敬聆了 某些“知识分子”是怎样大义凛然地当面指责自己老师的。语云，“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难道师恩竟然还不如一种金属？有些坚强男儿在老师面 前挺胸凸肚，却为了一些还远远不如黄金的东西折弯了精神的膝盖。对老师尚且如此，何况对我这样的后生小辈，理所当然地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了。我也正因为如此能够颇为平静地对待遭受的一切，了无伤我牙眼必还之以牙眼的兴趣。对斗争哲学，我茫无所解。况且，我还没有自贱到认为他们的牙眼和我自己的一样宝贵，值得我费力伤之。今天，“知识分子”已经分化成具体的门类，知识分子大概只能、而且本来就应该作为个体而存 在了，或者至少要在前面加上定语，予以必须的限制。 其次，由于毕竟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缘故， 我和许多人一样，曾经对“价值中立”万分地迷信，只想说明事实本身，不下任何好坏对错的判断。今天，我既不天真地认为存在着某种“中立价值”， 也不乐观地认为做得到“价值中立”的判断。在揭明事实之后（而不是之前，否则会掉入同样危险的意图伦理的泥潭），应该毫不犹豫、毫不顾忌地作 出自己的判断。我同时也反对庸俗化、简单化的 一分为二，这不仅能消解掉好的事物，也能拣拾起坏的事物，并且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实现以我为 主的拿来主义，不顾事物整体上的完整性，随自己 好恶、视一时需要任意宰割，使各种体用身首说显得娓娓动听。这些想法也许并没有什么价值，却是我用很珍贵的青春岁月换来的。 http://i.cn.yahoo.com/wenyizu/blog/p_3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