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在法國的一家飯店裡，我和已退休的巴黎大學副教授－－雪梅大姐談起她的兩本自傳。口無遮攔的我好奇地問：“你的羅曼史里牽涉到不少有婦之夫，對此你是否有一點歉疚感？”大姐坦然地說：“這正是我現在經常懺悔的內容。”於是我陷入思索之中：假如一切可以重新來過，大姐是否會有一個不同的人生？

　　結論是否定的。事實上，以大姐不同尋常的家庭出身、獨特的熱情氣質、超人的美貌和所受的教育，假如青春可以重來，她還是會和眾多的“桃色事件”糾纏不清。作為一個混血女孩，雪梅自幼在德國母親的影響下，受到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薰陶，她愛詩愛花，愛古典音樂愛彈鋼琴，並能說多種外語。生活對常向大海傾吐隱情的少女雁鳴來說，只是一個急切的期待：投身於電閃雷鳴般的偉大愛情。

　　就像不斷酌飲美酒一樣，書中的雁鳴從少女時期開始，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世間最強烈的快感－－－愛情之中。她的艷聞頻傳：從青梅竹馬的童年戀人，到愛上有婦之夫的醫生宋濤；從與德國指揮家霍夫曼發生婚外情，到追隨法國留學生亨利移民法國。三次婚姻均告失敗後，中年獨身的她，受六十年代西方女權運動的影響，認識到婚姻制度違背她酷愛自由的天性，遠不能滿足她對生命的訴求。於是，獨身女人的她更加熱烈地追求愛情自由，為自己的羅曼史創造新紀錄。

　　真應了一句中國古詩“天生麗質難自棄”，美麗女性更善於為自己創造“戀愛烏托邦”。充滿生命活力的雁鳴，如同飛蛾撲火，一次一次和異性衝撞出愛的火花，在性愛中經歷欲仙欲死的過程。每一次詩意的相逢，每一次夢遊般的投入，熾烈的情感和肉體的欲望交融，連戰神也抵擋不住愛神的到來。即使是在浪漫愛中飽受矛盾、等待、自責和嫉妒等痛苦，她也樂此不疲，並把痛苦視為高尚愛情的必須。

　　愛情是她長期賴以生存的生命精華，為追求愛情，她經常處於魂不附體的狀態，連照顧孩子都心不在焉。每一次墮入愛河，她都按照自己的審美需求，在心裡描繪理想的男性肖像：神采的、俊美的、智慧的、－－。沐浴情海之後，她沒法避免由吸引力減退到厭惡叢生的過程，一旦失去纏綿、狂熱和激情，生活就變成了一張蒼白的紙。

　　因為，羅曼蒂克的本質，與“虛構”是相通的，是真實人生難以永存的東西。這裡有一個常人無法理解的悖論：愛的存在是以愛的不能實現為前提的，愛的實現之日也就是愛的死亡之時。每經歷一次愛情，雁鳴就要失望一次，因為男女關係一旦公式化，浪漫所系的神秘就失蹤了，浪漫也就遠去。野性而且喜歡獵奇征服的雁鳴，既無法忍受單調無趣的婚姻，也無法和任何一個情人白頭到老。飛蛾撲火的熾熱過後，往往要面對一片冰冷的感情灰燼。

　　前年的巴黎書展上，既有譚雪梅的自傳體小說法文版，也有中國的衛慧、棉棉的作品。那兩位“上海寶貝”在法國電視上矯情地說：“我們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這樣，兩代來自不同時代、同樣書寫女性生活欲望的女作家，在筆者眼裡，就形成了鮮明而強烈的對比。

　　衛慧這批90年代以來的“美女作家”，在其作品中放肆抒寫肉體感受，這是她們對西方女性主義的部分繼承。西方的女權主主者認為，女人有權寫出自己的性感受，運用這種身體語言寫作，能真實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然而，衛慧們的膚淺和低俗之處在於，她們摒棄西方女性主義者關注社會現實的政治色彩，人為地割去了女性話語的社會關注維度。

　　沒有勇氣問津社會問題，只是在精神虛無的狀態下，片面地“大膽”實踐感官寫作。“美女作家”們一味自戀而放縱地展露肉慾，把女性貶低到只有生物性的地步。比較起她們所源出的西方女權主義，真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但是，這些缺少享受精神浪漫愛能力的美女作家，卻以其癲狂的性慾描寫，在商品化淘金時代沽名釣譽贏得市場。

　　而深受西方古典文學薰陶，又經歷過1968年法國“五月風潮”的雪梅大姐，屬于堅持人道主義理想和社會實踐的女性主義者。她具有獨立的女性自我意識，在愛情中強調情感至上，追求的是男女之間愛與欲的融合。用徐志摩的一句詩可以形容：“感情是我的指南，衝動是我的風！”高貴的雪梅大姐兩袖清風，情愛從不涉金錢。她的這兩本自傳，中國大陸有出版社想要出版，但希望她刪除批評中國政府的政治性內容，這個可以贏得市場的機會，被雪梅大姐斷然拒絕。

　　那是中國動盪的年代。從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到中共建國後十年裡的各項政治運動。純真的混血少女雁鳴，懷着愛國熱情投身於時代洪流。為宣傳黨的政策，她曾隨歌舞團去到大西南山區，並去朝鮮慰問中國志願軍。為了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她嫁給一個能夠幫助她進步的共產黨員。

　　然而，這一切努力，並不能抵消她另一半西方血統的原罪，她得無休無止地向組織上檢討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生活文化情趣。在朝鮮時，一位愛慕她的波蘭醫生曾私下告訴她：“共產黨黨內有太多見不得人的東西。”當時年輕狂熱的她無法理解，直到反胡風運動使她尊敬的歌舞團團長精神崩潰，她才開始對共產黨打一個問號。曾經把她帶進革命隊伍的弟弟，後來看透當局的虛偽而逃亡。當時在北京，她接觸到一些五十年代來華的西歐留學生，那些到中國留學的西方左派告訴雁鳴，天安門國慶典禮和德國法西斯的群眾大遊行很相似，1957年的反右也是西方左派無法接受的。這一切，使雁鳴和共產黨在思想上漸行漸遠。

　　雁鳴愛中國，也愛母親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到後來，她身上的西方遺傳－－酷愛自由的天性終於占了上風。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她從嚮往、信任到迷茫、懷疑，最後跟隨一個法國漢學家離國出走，投奔象徵自由的法蘭西藍白紅三色旗。

　　在紀實小說的下集《情歸法蘭西》，我們看到小說主人公在異國情海沉浮的同時，熱切地關注社會正義。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掀起民族獨立運動中，巴黎的遊行隊伍遭到軍警的殘酷鎮壓，雪梅勇敢地在街頭救助傷員。在巴黎五月風潮中，她和學生一起參與運動。當蘇聯坦克駛進捷克，碾碎了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共產夢”，此後三十年間，她閱遍鐵幕後發生的一切。

　　自稱“中國人”的雪梅，離開中國後仍然教授中國文學，對祖國的關懷縈繞心中。當年，她從一本逃亡香港的紅衛兵採訪記，獲知文革之謎。在了解文革真相後，她對中共的信念崩潰，並為此長期受到精神折磨，因為她自己在法國享受民主自由，而在中國的同胞卻承受了那麼多悲劇。

　　儘管信奉愛情至上，但深具人道主義理念的雪梅，從未將他人的苦難置之度外。“六四”血濺長安街，譚雪梅為中國政府屠殺自己的人民，感到無比的憤怒。她熱情幫助六四流亡者，從不願錯過一次六四紀念。即使到後來，六四抗議活動由聲勢浩大變成寥寥無幾，連一些中國流亡者都不再參與，她仍然堅持每年去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門前抗議。女兒對她說：“媽媽，再過幾年恐怕就只有你一人了！”她說：“不錯，只要六四還不平反。”她盼望有一天能夠在天安門前紀念六四，在死者紀念碑前獻上一束鮮花。

　　自幼接受天主教教育，雪梅是一個常念玫瑰念珠的天主教小信徒，後來，她又以信仰天主教的熱忱去追求過共產主義理想。到了晚年，因為學太極拳的因緣，雪梅修煉成了一個佛教徒。佛教教人歸真返璞，本來就為人真誠很有善根的雪梅大姐，在精神上更達到超然境界。她修佛教不是一般的吃素念經、燒香拜佛，她信仰更重要的是行動，是與人為善，去愛人，做一個正直的人。

　　她終於從情網中解脫，從此與音樂、文學、太極拳為伴，欣賞小孫兒的甜蜜笑臉，過着一種“風平浪靜雲歸去”的生活。她開始領悟佛教的意境，仍然注視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在她的回憶中，中國給她留下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回憶是最美好的，但她最為尊崇的理念，卻是她的第二祖國－－法國的人文價值觀。

　　這樣兩本暴露個人隱私的自傳，是雪梅大姐在精神上歸真返璞之後的結晶。曾經長期在情慾中迷失，她需要對自己的一生做個交代。因此，頂着孩子的壓力，她誠實地面對自己的過去，以絕對的真誠和坦白，豁出去將自己的過去公之於眾：一個失去自由的愛情囚徒，如何獲得欣悅的靈魂。

　　雪梅大姐這兩本自傳給我們的啟示是豐富和深刻的。把這種書簡單地視為“風流女人”的偷情記錄和自白，就會忽略了其中關於人性和社會性的意義。雪梅大姐經歷的，是一位真正的女性主義者所走過的道路，從追求個人愛情幸福失望，到關注普遍人權，熱愛有情眾生，領悟人生真義。從小愛走向大愛，東方的佛教教義和西方的人文價值，在她思想上完美地融合。

　　西方諺語說：“美貌只有皮膚那麼淺”，但美貌一旦與真、善調和，就成了永恆之美。歌德曾經在《浮士德》裡塑造了一個叫瑪甘淚的美麗女性形象，讓她在受到愛情誘惑之後，作為“永恆的女性引導我們前行”。我在雪梅大姐的自傳中，看到這類女性的現代折射。

2004年0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