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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治述評
	https://blog.creaders.net/u/8646/ > 複製 > 收藏本頁	一個不帶立場的政治觀察員、學者對中國時事政治的即興點評

網絡日誌正文

		1977-1978,我的高考	2017-06-07 08:42:09

1977-1978，我的高考

（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

序

1977年7月。

粉碎“四人幫”已經9個月，社會生活基本恢復到當時的正常狀態，政治環境甚至比“文革”晚期還略微寬鬆，一個佐證是，像我這樣被當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邊緣人，也通過了“群眾專政指揮部”的政審，被招收到到一個包工隊，參加一家新煤礦的基建。

早在1973年7月，初中畢業的我，因為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表現”都不好，被當時的班主任和駐校“工宣隊”定性為“知識越多，對人民害處越大”，失去了升學機會，從此進入了我人生最灰暗的時期：沒有身份，所以不能下鄉，不能招工，甚至不能當臨時工。這次能參加一個比較“正式”的包工隊，已經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

當我在一個天還沒亮透的早晨，背着簡單的背包，爬上一輛“解放”牌卡車，沿着山區坑坑窪窪蜿蜒的土路，去往百里之外的新工地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拐過這個彎，我就會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這就是，在我第一次外出務工期間，高考制度恢復了。

北京喜訊到礦山

基建工地的生活是比較單調的。粉碎“四人幫”之初，物資很緊張，建材尤其匱乏，所以住房多半是以“干打壘”為主，就是用不規則的石頭做牆體材料，以石灰、黃泥攪茸拌勻為粘合劑砌牆，再擱上水泥預製板做樓板建成的簡易房。建造基本工序包括挖泥、踩泥、採石、選石、砌牆、擱板、封頂等環節。我是第一次“參加工作”，沒技術，只能做小工，又身體孱弱，不能挑、抬、舉，所以被安排到女工班挖泥和踩泥。工資低，一天塊把錢，但是比較輕鬆。和女工班的阿姨大姐相比，有初中學歷，自學過高中數理化課程的我，算是知識分子了，加上年紀小、身體差，所以也很受關照，算是有生以來最愜意的一段時光。

就這樣在溫柔鄉中過了三個月，礦上開始流傳謠言，說是要恢復高考了。我從小就有科學家的夢，雖然早就被現實粉碎，但是人總是願意相信對自己有利的謠傳。1977年沒有像往年一樣推薦工農兵學員，當時以為是政治局面剛剛劇變，現在回頭一想也許真的是有什麼重大秘密。秉性難移，埋在心裡的夢想又隱約開始甦醒，“白專”的本性又開始蠢蠢欲動，所以我就開始留心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天晚上8點的《新聞和報紙摘要》和早上6點的《新聞》節目。那個時候電視機是稀罕物，報紙要三天以後才能讀到，礦區的高音喇叭是最權威、最及時的消息來源。

果然，一天早上，高音喇叭里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我當場歡呼起來，全隊的工友都來向我報喜，隊長當場表態，我可以只上半天班，發全天工資。我們是包工隊，沒有工資人事制度，包工頭說的話就是政策。

可是問題來了：我沒有“單位”，所以沒地方了解高考政策。按照當時的做法，沒有“單位”給我開介紹，我就沒地方報名；沒有單位給我做“政審”，我的檔案就不完整。感謝小平同志，當年的恢復高考工作對制度的突破力度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報名取消了單位介紹，開放沒“單位”的體制外社會青年報考，社會青年政審由戶口所在地居委會和街道出具。現在的人不理解這樣做的意義，這在當時簡直就是修正主義全面復辟的節奏。

隨着政策逐漸明朗，仿佛天也在漸漸變晴，我的心情也日益開朗。我可以參加高考了，我有希望上大學了，我的“科學家夢”有望成真了。

終於有了身份

恢復高考的形勢逐漸明朗，礦上已經開始開會傳達高考政策。我沒有資格參加這些傳達會，於是向隊長請假，回到鎮上，具體了解報名條件的細則。

我的戶口掛靠在一個省屬煤礦，這是一個政企合一的縣團級單位，當地居民幾乎都是煤礦職工和職工家屬，像我這樣不是職工子弟的“礦外家屬”（我一覺得這個叫法好奇怪，可能覺得“礦外人員”不好聽吧）只有百十號人，歸當地政府管理。沾煤礦非農業人口眾多的光，這裡的政府是“鎮”的建制，這在當時是很高的規格，但是由於轄區和礦區重疊，所管理的實際人口很少，所以這個鎮的黨組織只是支部層級，牽涉到人事，就啥也辦不成。

這就給我這個戶口在礦上，人又不歸煤礦管的“礦外家屬”帶來很大的困擾。

首先，我要到派出所把戶口從礦上的“家屬段”轉到鎮上的“居民組”。我是流浪人口，沒有固定住址，又沒有遷徙理由，第一步就不好辦。所幸，鎮黨支部書記是個大好人，以我租住的農房作為居住地址，以“投靠”的名義出具了准遷證，到派出所把我的戶口頁從“家屬段”抽屜轉移到了“居民組”抽屜。

戶口解決之後，新問題又來了：我還是沒有身份，因為我沒有下過鄉。

我1973年初中畢業，按照當時的政策，屬於“知識青年”，必須“自願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時全國已經推廣“廠社掛鈎”的上山下鄉政策，知識青年經過一段時間的“再教育”之後，要由組織下鄉的單位招回，安排就業。我不是礦上人口，煤礦當然不會讓我借“上山下鄉”混入工人階級隊伍，所以把我排除在外；我同時又是“礦外家屬”，不屬於鎮上管理的人口，鎮上也不願意招惹，所以連接受“再教育”的機會也沒有。以前是樂得逍遙，但是現在戶口關係轉到鎮上，我就成了“留城知青”，而又沒有任何留城手續，雖然有戶口，仍然是個“黑人”。即使按當時已經非常開明的條件，我這樣抗拒上山下鄉的“黑人”還是沒有報名資格。

還是要感謝鎮黨支部書記，他得知情況後，親自跑到縣知青辦，幫我辦理了“特困留城”的證明，解決了我的身份問題。

感謝高考。藉助於高考，我居然輕鬆地解決了長期困擾我的身份問題，不再是一個游離於“礦上”和“鎮上”之間的邊緣人。

我一直很感謝鎮黨支部書記，這位共產黨最基層的領導幹部。是他幫我掃平了取得高考資格的全部政策障礙，為我打開了一扇命運之門。高考結束後，我買了一包糖去感謝他，他不要，我這個人天生不會送禮，又把糖拎回來了。很多年以後，我回去看望過他一次，他不在家，等到下午很晚才見面，又不願意和我們一起去縣城吃飯，就在當地唯一的一家小飯館吃了頓飯，這裡很偏僻，小飯館最高檔的菜只有滷牛肉，我很過意不去。還好這次他收下了我帶去的桃片，大約是看我已經能夠承擔這筆開銷了吧。

還有一個小插曲，我是按“同等學力”參加高考的，但是我連初中畢業證都沒有。因為我拖欠了學費，而我不是職工子弟，不符合礦職工子弟校減免學費的條件，學校就扣了我的畢業證。當時我就讀的學校已經停辦了，檔案保存在礦職工子弟校總部，補交了3塊多錢的學費，把畢業證領出來，我才知道畢業證長什麼樣。苦笑。

強闖政審關

我生於1958年。按當時時髦的語言，叫“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沐浴着黨的陽光雨露長大”，按理說政審不應該成為任何問題。可是命運捉弄，從我有“政治鑑定”那一天起，政審，就是我這個品學兼優、成績從沒跌出過全校前三的學生邁不過去的一道坎。

這都是因為，我一直拒絕“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身份。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身份，是毛澤東的偉大發明，我到現在也搞不懂，“可以教育好”究竟表明你是個壞人還是個好人。對這個名號，我一開始就是拒絕的，因為這表示我被打入了另冊。

我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那時我還沒有出生。等我出生，父親作為右派分子被送去勞教，我在襁褓之中就被父親工作的大學逐出城市，遷到大山之中的煤礦，投靠我的外祖母，成為“礦外家屬”。等我進入礦職工子弟校借讀，我父親已經解除勞教，回到單位，並且“摘帽”成了學校的工人。所以我堅持我是工人出身，不是“黑五類子弟”。為此在初中畢業做鑑定的時候，我多次和負責政審的工宣隊長辯論。工宣隊長文化低，說不過我，氣急敗壞說我“知識越多，對人民害處越大”，鑑定為政治立場不堅定，直接取消了我升學的資格。

現在我要參加高考，要填政審表，這又是個邁不過去的坎。高中可以不讀，大不了自學；大學就不一樣了，進了大學就包分配，有工作，成為國家幹部，一輩子就有保障了，這是一道分水嶺。

面對這張決定我命運的雙面印刷的16開鉛印表格，我決定不妥協。在“家庭出身”一欄，我填上了“工人”；在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一欄，我填寫的父親政治面貌是“群眾”；家庭成員有無“殺關管”，我填了“無”。即便在我最卑微的時候，即便面臨人生最緊要的關口，我仍然儘可能維護着我的尊嚴，端着我的“臭架子”，因為這是我人生的價值。

填完表格，交了5角錢報名費，我完成了報名手續，回工地上班去了。

大約過了一周，鎮上報名點打電話到工地托人找我，要我馬上趕回鎮上，有情況要核實。我知道又是政審出問題了。果然，報名點的工作人員明確指出，我沒有如實填寫家庭出身。我據理力爭，說我父親已經摘帽了，所以不是右派分子，“摘帽右派”並不是政治面貌，可以不填。報名點的說這個沒辦法，不填的話，派出所就不蓋章。後來雙方達成一個妥協，我在“其它需要說明的情況”一欄寫上：父親1957年被劃成右派，受到勞動教養處分，1962年摘除“右派分子”帽子。然後，鎮上負責和派出所商量過關。

我一點也不埋怨報名點的工作人員，畢竟他們有自己的職務要求，能和我達成這樣的妥協，也已經仁至義盡了，我不能要他們冒自己的政治風險。

我終於闖過政審關，成功報上名，可以步入考場了。對考試，我胸有成竹，因為在我的圈子裡，我還沒碰上過比我牛的考生。朦朧間我似乎看到，“理想的航帆，就這樣升起來了，八面來風，就這樣將它吹動。”

八面來風

四川省1977年的高考，是大、中專同時報名、同時考試。根據當時的政策，初中生可以報考中專，也可以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而高中生則只能報考大學。為穩妥起見，一些高中生千方百計要降低自己的學歷，以便參加中專考試。他們的理想路徑，是先考入中專，取得幹部身份，中專畢業三年後再去考大學，帶着幹部身份去讀書，兩不耽誤。

在往屆生中，我的情況是比較令人羨慕的，學習底子好，又是初中生，有資格報考中專，周圍的好心人也紛紛勸我報考中專。但是我拒絕了所有勸說，堅持報考了大學。我從小就要求自己，在拼本事的場合，必須要成為頂尖人群，追逐一流。

既然報考了大學，我已經背水一戰，然而這時我還裸着：我沒有受過正規的高中教育，腦子裡庫存的是散裝知識，應戰高考顯然風險很大。而此時別說考試大綱、複習材料，我甚至連一套當時的高中課本都沒有。

我雖然是初中畢業，但是小學畢業時正趕上“文革”初期停課，初中推遲半年招生，實際上只讀了兩年半。而且，那時也沒有統編教材，記得我當時使用的物理課本，叫《工業基礎知識》，而化學課本叫《農業基礎知識》。教育家們在那個嚴酷的政治環境下，為了知識的傳承，也真是煞費苦心，但畢竟知識體系比較殘缺。此時距我初中畢業已經4年多，我所接受的課堂教育早就不適應形勢，我不管多牛，靠不成體系的知識去“裸考”，顯然是不行的。

我急需一套當時的高中教材，這樣我才可以系統學習高中課程，以參加考試。那個年代是書荒歲月，加上往屆考生眾多，課本需求量暴增，當期正式教材更是十分稀罕的寶貝。所幸，工地上有兩個小姐姐是高中畢業生，還保存着一些課本，她們自己不參加高考，兩個人合計了一下，可以拼湊一套完整的高中課本借給我，雖然已經不是當期課本，但內容差異不大。我喜出望外，感激不盡。那時候的人真是實誠，兩個小姐姐馬上請假，搭煤車（那時候客運線路很少，大部分地方不通客車）百里奔波，專程幫我取來了課本。一位阿姨的老公在礦中文印室搞油印，她在回家探親的時候主動幫我拿來了她老公印刷的那部分複習資料。資料是用馬糞紙油印的，主要是各種練習題，雖然不成套，但是對我擴充練習的題量，熟悉各種題型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那段時間，為考生服務幾乎成為全社會共同的行動。新礦當時正值建設初期，匯集來自四面八方的施工隊伍，稀有的幾個考生，居然成為人人認識的明星人物。我和工友們此前素不相識，包工隊散夥後也將星散，但是從隊長到阿姨姐姐們，都給了我不圖回報的無私幫助，甚至當我去礦上食堂打飯，也會有素不相識的工友主動叫我插隊，以免耽誤我的時間。當時，憑一個“高考考生”的身份，就已經備受照顧，說明即便經過“文革”摧殘，在民間，對知識的尊重，一直是核心價值觀，而恢復高考，真的是民心所向。

走進考場

1977年的高考，其實全社會都準備不足。那個時候的中國經濟，百廢待舉，滿目瘡痍，政府不僅無法解決眾多考生參加考試的吃住行等後勤問題，甚至連印試卷的紙都嚴重短缺。而考生當然是措手不及，複習資料奇缺，複習準備時間不足，因此，1977年的高考，拼的其實不是學習能力，而是平時的學習積累。所以我其實並不十分贊成1977級大學生是最優秀的人群這種說法，只同意他們是最堅韌的一群人。在那個靠讀書看不到半點光明的時代，能夠堅持下來的人畢竟十分稀少，而突然而至的高考，算是彌補了他們的十年堅守。

不管怎樣準備不足，該來的總會來。1977年12月中旬，高考終於來了。

根據招生辦的統一安排，我在頭一天的早上爬上運煤的卡車進了縣城，到指定的考生團集中。爬煤車是當時礦區人民必備的一門技術，一般是等在一段長上坡的公路邊，等重載煤車過路，從車後吊住車廂後擋板，再攀緣上車。司機一般不會過問，好心一點的，還會主動停下來，問一聲你在哪裡下，到了下車地點會主動停車。

我沾了省屬煤礦大單位的光，住宿被安排在條件最好的縣旅館，這是我第一次住旅館。但是考生實在太多了，每張床要睡兩個人。也許是故意安排，我所在的房間8個人家庭出身或多或少都有點“問題”，不過大家也都裝沒事，互相安慰，用的就是中國神句“來都來了”。是啊，來都來了，不管後事如何，先把試考好再說，大家晚上還躺在床上互相切磋習題，氣氛顯得輕鬆和諧。

我們縣是個工業縣，聚集了一批煤炭、石油、鋼鐵、核工業領域的央企、省企，個個都和縣政府平起平坐，有些級別還高，縣政府算是比較沒事找事的那種，縣工礦貿易公司比縣百貨公司還牛。至於教育，縣裡面則基本上要仰仗工礦子弟校的教學力量。當時高校畢業生實行分配製度，又強調“四個面向”，所以工礦子弟校的師資基本上都是大專起跳，還有一批來自清華、北航等名校的畢業生，這在知識分子奇缺的時代，全方位碾壓當時的縣中學甚至縣師範校。1977年高考，來自各大單位的考生不僅質量上乘，首先在數量上就撐起了門面，僅我所在的礦就有將近600考生，全縣考生數量達6000餘人（那年全國考生570餘萬），以至於縣裡當時在體育場舉辦的考前動員會無法容納這麼多考生，只好由各單位組成“代表團”參加。

我無緣參加縣裡的考前動員會，會後聽了帶隊老師的傳達，內容記不清了，只有一句話印象特別深，他說：你們在站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考不上的，所以大家要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接受祖國的挑選！這話不大像是在動員，而是像在放氣。好在我這個人受打擊也習慣了，本來又身處最底層，只有所得，無從所失，所以情緒也沒受什麼影響。

1977年四川的高考有4門，理科是語文、數學、政治、理化。4門課考起來還是比較輕鬆。我的一位監考老師是個老太婆，她經常站在我背後看我答題，考最後一門的時候，開考之前她特地來問我哪裡的，我說礦上的，她“哦”了一下拍拍我的頭，說，你沒問題。監考老師掌握考場的動態，她說我沒問題，我心裡當然又踏實多了。

功課考完，自我感覺良好，我連家都沒回，直接就爬煤車回工地了。工友們見了我都笑呵呵招呼：大學生回來了？惹得旁人側目。我心裡當然樂滋滋的，同時也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

喜報傳來

高考人生大事，考完說是不在乎考多少分，那是不可能的。回到工地後，恢復了全天上班，勞累中似乎也沖淡了些許焦慮，但是一閒下來，還是在惦念考試結果。

1977年的高考沒有公布考試成績，相應也沒有公布錄取分數線，根據招考辦法，是省招辦劃定調檔分數線，由各縣組織上線考生參加統一體檢，當時稱為“體檢線”。我沒有單位，縣招辦只有通知鎮上報名點，由鎮上報名點再通知我。在當時的中國，像我這樣沒有“單位”的人，簡直就是野生狀態，沒人管的，我非常擔心在信息的傳遞過程中出現疏漏。那個時候沒有網絡，也沒有政務公開一說，“單位”不主動找你，你就不知道找誰。為防止電話打過來找不到我，錯過消息，我特地請總機代接我的電話，事後轉達我就是。

焦慮中過了20來天，工地的電話總機帶來口信，說煤礦政工科通知我回去開會，布置參加高考體檢的事情。我“中舉”的喜報，居然是一條口信，未免太沒有歷史感了。但這條口信讓整個工地都歡呼起來。我工地所在的新礦，除了我，還有一位技術科的“老三屆”也上了體檢線，我們兩個人當時就成為新礦的明星人物，走在路上，回頭率飆升。

由於屬於鎮上的考生只有我一個人上線，縣招辦就用括號把我附加到礦上的考生隊伍，加上我本來也是礦職工子弟校畢業，所以礦中也忘掉了把我拒之高中大門外的恩怨，不客氣把我記入了他們的高考成績單，大紅榜上終於有了我的名字。儘管我成績歷來優異，但是從來與各種“光榮榜”無緣，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上“喜報”，心裡真是美滋滋的，站在宣傳欄前，望着自己的名字發了半天呆。

據統計，那年礦上共有580餘人參加大、中專考試，上了“體檢線”的考生76人，上線率在居全地區第一，還超過了當時牛哄哄的石油系統和核工業系統的子弟校，礦中為此名聲大噪。

比較有意思的是，高考時我們同宿舍的8名考生，有7名上了體檢線，這簡直就是奇蹟，放現在就會有狗仔來寫“學霸寢室”之類的花邊新聞了。我們幾個同病相憐的考生光榮重聚，說是彈冠相慶也一點不為過，大家都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

體檢的動員會是在礦黨委的會議室進行的，政工科的科長親自主持會議，並傳達體檢注意事項。因為體檢之後就要填報志願，所以也同時傳達礦黨委對在職職工填報升學志願的要求。那年可以填報6所大學，3所中專，科長要求我們客觀把握自己的考試成績，合理填報志願，同時要求要立足本職，熱愛崗位，儘量填報礦業院校，學成後回來回報礦山。我不是礦上的人，滿腦子想的是離開這塊傷心地，根本沒把他的話當回事，不過因為工齡5年以上的在職職工是要帶工資上學的，這番話對其他人也還管用，後來填報礦業類院校的考生真還不少。

礦中這次考得好，可以為礦山爭光，礦領導也高興，派出了兩輛大卡車，貼上紅紙標語，插上紅旗，風風光光把我們送到縣中學參加體檢。石油、核工業的幾家大單位，也是派車送體檢考生，相互別苗頭，一家氣礦居然還派了客車，讓大家羨慕不已。

有朋友一直好奇以我的知識結構，為什麼會進了農學院。這其實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係。那時填志願還沒有考生指南一類的東西，由招辦把各校招生專業抄寫成大字報，掛在招辦大院內，考生一路瀏覽過去，有自己比較喜歡的學校就抄在草稿紙上，然後自己想當然平衡一下就填報了。我有高中升學落榜的教訓，在選擇志願的時候，注意力集中在政審相對寬鬆的農林類院校，這其實是為躲避政審的權宜之計，並非“學農愛農立志務農”的理想主義發作。其實因為我是扁平足，在當時農學類還是限報專業，好在體檢似乎並沒有那麼細緻，連X光都沒照，所以我也就冒險一博了。

希望落空

體檢之後的等待更加漫長難熬。招辦傳達說，體檢線是按錄取數的120%核定的，所以會有1/6的人最終會落榜。大專上線的考生，由於還可以填報中專，所以即使大專落榜，還有中專兜底，心裡是比較踏實的。和其他人相比，我要多一道關口，就是政審。我雖然闖過了報考的政審關，取得了高考資格，但是報名表上我的“本人表現”究竟寫了些什麼，我是不知道的。反正自從我有所謂“鑑定意見”以來，“不關心政治”、“不熱愛勞動”、“不關心集體”這些負面評價一直都在。

體檢結束不久，我們承擔的工程結束，包工隊解散，我又回到鎮上，處於“待業”狀態，再次成為“社會青年”。無所事事加上等待錄取結果的煎熬，更是覺得度日如年。

那個時候的錄取進度沒有任何途徑可以查詢，只有錄取通知書到了，才知道結果。鎮上有一個郵政支局，但是並不負責投遞，縣郵局每天送一次郵件，郵政支局會把信件放在櫃檯上，居民自己去取。家有考生的家庭，每天就早早候在郵局門口，等縣郵局的郵遞員到達，就一擁而上“刷郵箱”，一是想早點得知結果，二是擔心信件丟失，場面蔚為壯觀。

不久，錄取通知書陸陸續續到了。第一份好像是上海交大的，而且是帶五角星的專業，意思是軍工，我輩是想都不敢想的。隨後，川大、重大、西師的通知書也陸續送達。再後來，有人收到了我出生的那所大區農學院的錄取通知書，那是我的第一志願院校，沒我的，我知道一志願落空了，心裡開始變得空落落的。

再後來，我們高考住同一宿舍的“問題考生”收到了第一份錄取通知書，來自西南交大，當時真是“漫捲詩書喜欲狂”，步行6公里專程來到我家報告這一特大喜訊。我一則為室友終於解脫高興，二則又勾起自己隱隱的希望。

再到後來，我們同宿舍的考生中已有5人收到了錄取通知，只有我和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考生杳無音信。斷斷續續又過了半個月，中專的錄取通知書也發放完畢，我沒有被任何學校錄取。沒過幾天，又有消息說，要從落榜生中補充錄取一批。果然，不久，我們同宿舍的那位出身地主家庭的考生收到了昆明工學院的錄取通知，他幾乎是奔跑着來我家向我報告喜訊，同時安慰我：你也應該快了。因為在當時，“地主”是最嚴重的出身問題，至少比“摘帽右派”要嚴重得多。

但是最終我還是沒有被任何學校錄取。礦上70餘名上線考生，只有我和一位青工最終落選。那位考生是因為盜竊被“群眾專政指揮部”辦過學習班，在“群專”留有案底，但是未受任何行政刑事處罰。現在的人可以說，“群眾專政指揮部”算個屁呀，完全是非法組織，可是在當年他們就有生殺予奪之權。

“地主家的狗崽子”都走了，而我沒有走成，我知道已經不單是出身原因，而是“本人政治表現”也出了問題。想起來都滑稽，我一個大山裡的小屁孩，還是野生狀態，根本沒機會參與政治活動，何來“政治表現”，而且還“表現不好”？我知道這是當年工宣隊給我下的結論還在起作用。中學期間，我從來沒有提交過加入“紅衛兵”（“文革”期間中學的准共青團組織）、共青團的申請，我知道提交這樣的申請只會招致羞辱，結果被工宣隊定性為“政治上消極，不要求進步”；又因為出身問題多次和班主任、工宣隊發生衝突，被班主任和工宣隊在班會上公開指責“知識越多對人民害處越大”，這些東西當然會影響我的畢業鑑定。為我做高考政審的人，根本不認識我，我的所謂“政治表現”，肯定也只好抄檔案。按理，“四人幫”時期政治表現不好，正好說明我政治立場堅定，至少不是“三種人”，應該加分才對，怎麼能一邊批判“四人幫”，一邊沿用“四人幫”時期的“政審”意見？後來披露的案例中，甚至還有因為早先拒絕“批鄧”被辦過“學習班”，導致政審不合格的，可見抄檔案做“政審”，不是孤例。看似嚴肅的“政審”，實際操作卻如此草率，是當時的制度性硬傷，害人不淺。

好在，來自各方面的消息證實，1978年將改回秋季招生，4個月以後，將舉行第二次高考。我對國家將會走向開明抱有堅定的希望，於是開始準備參加1978年的考試，“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接受祖國挑選”。

意外驚喜

“由於種種原因”，我沒有得到大學的offer，但是高考的成功，給我帶來了另一個驚喜：我收到了來自另一所學校的offer，不是去上學，而是去教書。

1977年高考結束以後，我以初中學歷高考上線的事跡在礦上廣為流傳，成為神一般的存在。當時鎮中心完小用“戴帽”的方式辦了完中，由於師資奇缺，教學質量很差。高考制度恢復以後，學校面臨極大的升學壓力。我戶口轉到鎮上以後，就是鎮上的人了，鎮黨支部書記把我落選的事告訴了鎮中，要他們聘我去學校任代課教師。校長如獲至寶，馬上親自登門，聘請我到學校教書育人。初中畢業以後四處流浪了將近5年的我，得到這個意外offer，當然非常樂意，滿口答應下來。

當時已經開學了，時間緊迫，校長體現了特事特辦的風格，要我第二天就去學校報到上班，聘用手續由學校隨後辦理。於是，剛剛還是無業游民，一眨眼我就成了李老師，而且是中心校的李老師。

第二天，我去了鎮中報到。校長老實不客氣地給了我很重的教學任務：負責兩個初中畢業班的語文、物理、化學課程，並且兼任一個畢業班的班主任，一周16節課。可憐這兩個班的80多名孩子，從此語文是物理老師在教，化學是語文老師在教，物理是化學老師在教。再後來，校長看我似乎還有餘力，又叫我接了一個高中畢業班的語文，這樣一周我就排了20節課。校長也很慷慨，給了我代課教師的最高工資：每月42元。

因為和礦中這樣的“名校”相鄰，鎮中的生源很差，但由於師資不足，教學質量更差，上一次全（縣轄）區統考，鎮中初中畢業班化學平均成績13分，物理成績7分，簡直是慘不忍睹。我接手後，以“立即開始總複習”為由頭，中斷了前任老師的教學進程，從頭開始講授。此時離升學考試只有一學期，我要用這點時間，給這幫天賦比較差的孩子講完三年的課程（那時農村初中是兩年制，城鎮三年制，中心校雖是農村學校戴帽，但因為是鎮的建制，所以按城鎮中學對待），靠常規是不行的。於是我按照自己的學習經驗，打亂了教材章節，按知識鏈組織課程，以考代訓，以評代講。

我根據關鍵知識點編寫試卷，利用班主任的特權，每天在早自習組織考試，當天正課講題、點評，然後原卷當家庭作業，全部重做；下節課原題變換數值再考、再評，直到優生能全部掌握，一般學生能大部掌握為止。然後，再進行下一階段教學，如此往復循環，活生生把學生變成了解題機器。方法雖然不地道，但效果很好，學生成績提高很快，班上居然開始有外校的學生過來旁聽了。我的年齡和畢業班的學生相仿，我也經常對他們說，也許半年後我們就是同學，大家別為難我，所以課堂秩序也算好，校長對我評價極高，還讓我代表學校上了一堂全區的語文公開課。

我的工作量大，自己又要複習準備高考，所以校長給了我一個特權，可以不寫教案，因此我經常空着手上教室。學校正式編制的教師很少，大部分都是代課教師，大家平起平坐，我又是教學骨幹，還混得風生水起，是平生比較得意的一段時間。

當班主任也是我第一次接觸群眾工作。班主任要家訪，還要催收學費。一次到一個學生家中催費，說了半天，他母親一聲不吭，我沒轍，只好告辭出來，學生家長送我出門時說，李老師，你今天說恁久，我一句嘴都沒回，我是看你年輕，不和你一般見識。欠公家錢還如此理直氣壯，我眼鏡都掉下來了，想起自己當年欠費，見了總務還躲着走，一時竟無言以對，從此知道我不是做群眾工作的料。

到學校當老師，最大的收穫是複習資料好找了。教育部頒布了高考複習大綱，我第一時間就拿到了，除了教材全無問題，還有教師用書可以參考，這尤其對複習政治幫助極大。我講授的課程剛好又都是高考科目，還應了“教學相長”那句話，由於要給學生講課，自己對課程也吃的更透，一舉兩得，自我感覺提升很大，對迎接高考也更有信心。

人民日報發飆

1977年的高考，是鄧小平排除萬難才恢復的，高考報名、政審條件也是小平同志親自審定的，不僅取消了“單位同意”這一門檻，而且一再放寬政審條件，強調擇優錄取。但是畢竟當時不管是考生所在單位負責政審還是高校負責錄取，都由政工幹部在具體操作。這批在“文革”中呼風喚雨的政工幹部，不僅“左”到骨子裡，好多人還本來就是“三種人”，他們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知識分子有一種天然的敵意。所以1977年的高考政審，寧“左”勿右仍然是主流。煤礦本來以工人階級為主，相對單純，尚且有3%的人因政審而被淘汰，全國當然就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於是在錄取完成之後，因“政審”原因而落選，要求落實政策的信訪就爆發了。那時沒有網絡，沒地方發帖，通行的方式就是投書報紙和大領導。那時候的黨報都有“群工部”，專門負責處理群眾來信，並且會就其中的熱點問題編寫內參，送交有關領導參閱。報社的編輯記者以知識分子為主，自己或者朋友的子女也難免也受到“政審”問題的干擾，惺惺相惜，各大報幾乎都有反映高考政審問題的內參遞到中央。

除了內參之外，另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北京的高乾子弟。這批人不少在“文革”中被發配到東北、西北、西南上山下鄉，很多人的父母還“掛”着沒有“解放”，本人也免不了有點偷雞摸狗的小毛病，所以高考的政審材料肯定比我還難看。但是他們路子野，他們的父母雖然沒“解放”，人脈還在，往中南海遞個條子什麼的，還是輕而易舉。

有上層路線，有群眾基礎，天經地義的“政審”終於遭到了質疑。1978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高考政審必須堅決執行黨的政策》，明確指出，廣大青年不應該受到祖輩、父輩的歷史問題的牽連，文章甚至把“文革”中用“出身論”壓制青年的做法稱為“罪惡行徑”，語氣罕見嚴厲。要知道那個時候的“兩報一刊”的社論、評論員文章簡直就是中央文件，權威不容置疑。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聽到了這篇文章的全文廣播，真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當時，小平同志剛剛復出不久，“兩個凡是”還是鐵律，幹部甄別、“解放”工作也還沒有啟動，這批人的子女還受着牽連，而掌握着“寫材料”大權的政工幹部，很多人還延續着“文革”作派，把整人當成一種炫耀權力的樂趣。《人民日報》發飆，表現了上層要撥亂反正的鮮明態度，當然也傳達了大領導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震怒，對即將到來的1978年高考政審，有一錘定音的作用。

過了兩天，刊登有評論員文章的《人民日報》到了，我特地把這天的報紙從報架上取下來，帶回了家。我天生缺乏智慧，一直是工程師思維，把政策、文件當成物理定律來相信和遵循。1978年的高考馬上要報名了，按政策，我的政審意見還是要由礦政工科負責，礦保衛科（派出所）蓋章，我要拿這篇報紙為依據，去和政工科說理，堅決不再填寫“其他需要說明的情況”。我要以清白之身，參加1978年的高考。

師生同場競技

和1977年的高考不一樣，現在我自己帶着畢業班，要在半年時間講完三年的課，時間總覺得太緊。因為已經是名人了，1978年的高考報名很順暢，政工科也沒有為出身問題再刁難，當然他們也許是和那個欠費的家長一樣，懶得和我一般見識，反正最後怎樣給我寫鑑定，我也不知道。

中專和高中的升學考試在6月底，比高考要早。我先安頓好了自己班上學生的升學考試，讓班上5個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報考了中專，其他學生參加高中升學統考。幸運的是我押中了一道中專升學考試的物理大題，關於混聯電路計算，算是幫了學生一把，5個學生考走了兩個，其中一位考到鎮江船舶學校；整個畢業班考走了4個，這已經是很轟動的成績了。

學校的老師，除了我以外，高中的一位語文老師也參加了當年高考。師生同場競技，有一個風險就是老師也許會考不過學生（所以當年易中天才去直接考研究生），總分考不過還好說，自己教的那門課也考不過，就尷尬了，不過那兩年這也是常見的現象，畢竟那時師資太緊缺。

我沒有和礦區考生住，而是作為帶隊老師，同校長、教導主任和鎮中的考生住在一起，這樣還可以給考生做點考前輔導。

很多人認為1978年的新生質量要低於1977年，其實這是個想當然的誤解。1977年的高考時間倉促，大家幾乎都是在“裸考”，拼的是平時積累，所以1977級的學生以受過系統教育、功底紮實的“老三屆”為主。1978年就不一樣了，大家都有了充裕的時間、系統的資料可供複習準備，拼的就是學習能力。更關鍵的是，1978年開始有了應屆生這支生力軍，他們都是經過半年多時間訓練出來的考試機器，往屆生和他們同場，且不說年齡差異，光水準就是就是業餘隊和職業隊在比賽。這種情況下，我還要擠出自己的時間，去輔導自己的對手和自己對打，想起來也真是滑稽。

我的考試還是順風順水，發揮基本正常。第一天上午的語文，考試下來自檢，可知的硬傷只有把“盤桓”寫成了“盤恆”。下午考物理出了點小狀況，最後一道20分的大題，是磁學、力學綜合的計算題，是我比較擅長的題型，但是計算結果除不盡，直覺有些反常，反覆檢查查不出問題，第二天還有考試，我也不想耗下去，於是交卷出來，剛出門就想起，在解題的時候，我沒有對題目給出的條件進行量綱換算，掉坑裡去了，這可是道20分的大題哦，這個錯誤太低級，心裡有些懊惱，回頭一想，我能不能被錄取，分數並不重要，反正有多的，於是也就釋然。數學是我最差的科目，主要是因式分解和三角函數一塌糊塗，反正都不會做，也不影響情緒，政治、化學、外語基本發揮正常。

高考結束，因為原來負責高中畢業班的老師太牛，縣師範校要借調他去任教，學校決定我接任高中的理化課程。由於下學期要變更教材，我考試完畢直接就留下來參加暑期新教材培訓。校長很看重我，在我身上下了大本錢，我很感激。

單獨面試

新教材培訓結束，我回家一面備課，一邊等待高考結果。

新的理化教材比老課本增加了很多內容，一些內容是我以前沒接觸過的。上講台和上考場不一樣，上考場不會做丟幾分無礙大局，很難的內容可以選擇放棄，正如我備考時放棄因式分解和三角函數。但是上講台就不一樣了，教材上的概念、例題、習題必須要揉碎嚼爛、爛熟於胸，否則難免誤人子弟。那時圖書短缺，好在有人送我一本50年代從蘇聯翻譯過來的《化學手冊》，是當時的工程師用書，裡面的內容基本覆蓋了理化課本，成為我案頭的必備工具書。

一天下午，鎮上有人帶口信來說，縣招辦通知我第二天上午10點去參加複試。我沒有報考需要面試的專業，聽到這個消息莫名其妙，趕去問認識的其他考生，都沒接到通知。有人揣測是不是成績優異要特招啊，我想我也沒優秀到要成為國家棟梁的程度，心裡邊懷疑是不是政審又出問題了？

第二天，我惴惴不安來到縣招辦，被安排到會議室等候，到達的時候已經有五六個考生等在那裡，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10點過了一會兒，有兩個招辦幹部拿着一摞試卷進來，說我們的外語需要複試。

1978年高考，外語屬於加試選考，成績不計入總分。我初中的時候上過一學期英語，成績是班上最好的，但是也限於Long live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的水平，不過我曾經跟一位住牛棚的教授學過日語五十音圖，懂一點簡短句子，水平略好於英語，於是我選考了日語。今天來參加複試的，原來都是外語考試選考日語的考生。

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當初有一個機會擺在我面前，可是被我錯過了。如果我日語好一點，就真的特招了也說不定。可是我僅限於能拼假名的水平，其實是兩眼一抹黑，填了幾個空，連猜帶蒙翻譯了幾個句子，草草完卷就出來了。回來跟朋友說起，大家瞎猜一氣，都很替我惋惜。其實到現在我都不清楚當初為什麼要複試，已公開的回憶錄也沒人提到過類似經歷，這一直是一個謎。

不久高考成績公布了，我考了364，基本上在我預估的範圍內，這個成績現在看來不咋樣，在當年肯定是前1%。其中物理89，想來是最後一道大題雖然一開始量綱就錯了，但是解題步驟正確，所以扣分不算嚴重。語文87，化學81，我當老師所講的科目考得都不錯，算沒丟臉。政治和數學沒及格，也在預料之中。隨後錄取分數線也公布了，大專上線280（當年錄取不分本、專科），重點線320，以我的分數，志願又填得低，如果政審不出意外，錄取肯定沒問題。

儘管《人民日報》已經發了話，出身不能成為問題，但是還是強調“重在本人表現”。我的“本人表現”似乎也一直是道坎，這讓我十分鬱悶。“四人幫”早就成了反革命，“工宣隊”也已經壽終正寢，我卻還依然要背負“四人幫”時期“工宣隊”強加的不實之詞，真是豈有此理。所以儘管對成績比較滿意，但能否被最後錄取，我還是心裡沒底。

終於等到你

進入九月，學校已經開學，我接手了兩個初中畢業班和高中一年級兩個班的理化課，兼了一個高中班的班主任，不再教語文，課程比較單純一點了。這時候，大學錄取通知書已經陸續開始發放，學生和家長聚集在郵局門口等候郵遞員的盛況又開始出現。學校收發室每天會有專人下山去取報刊和郵件，他是個很和善的老頭，每天回來見到我，就會第一時間告訴我：“李老師，今天沒你的信”，當然也絕口不提誰誰又收到錄取通知書了。

9月中旬，一位在我班上旁聽過的複習生收到了那所大區農學院園藝系果樹專業的錄取通知書，我沒消息，我知道我的第一志願又落空了。這所在我還在襁褓之中就把我掃地出門的高等學府，現在也不肯讓我回去，儘管去我大大超出它的錄取分數線。

校長看出來我的落寞，安慰我說，不要緊，今年還走不了的話，我們想辦法給你轉正。這時候縣裡已經完成了撤區擴鄉的試點，鎮的轄區已經不限於礦區，還納入了周邊的三個鄉，中心校也上升到和原來的區中學一個級別，教師編制將會增加。校長還承諾，轉正後，根據教師學歷達標計劃，高中教師需要本科學歷，可以送我去讀電大或者函授。校長當然不純粹是安慰我，學校正在教畢業班的骨幹老師馬上要去師範校，學校需要新的頂梁柱。而且政審這個東西，典型的就是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有學校撐着，我的履曆本來也清楚，肯定不會有問題。

進入9月下旬，已經沒有錄取通知書送達，意味着錄取工作已經結束。但是很快又有消息傳來，說省招辦正在安排省屬高校擴招補錄，達到錄取條件的考生，原則上都要錄取。我的二志願是XX農學院，屬於省屬高校，應該在擴招補錄之列。

一天下午，我正在上課，收發室的工友探頭進來說：李老師，有你的掛號信。聽說是掛號信，我知道是我的錄取通知書到了。

錄取通知書裝在一個印着“四川省XX農學院”字樣的小牛皮紙信封里，信封里只有薄薄兩張紙，一張白色打字紙印刷的蓋着省招委和XX農學院印章的錄取通知書，一張紅色標語紙印刷的報到須知。我第一眼看到“錄取通知書”5個大字，內心立刻如釋重負，終於，我被錄取了，從此，我可以不再漂泊。

下課後回到辦公室，老師們都等在門口為我賀喜。校長也在，比起失去一位骨幹教師，他更為我終於修成正果感到高興。善良的人總是如此。同事們散去之後，他把我叫去辦公室，問我什麼時候去報到，我說按通知是11月上旬，他說時間也不多了，我安排人接替你的班主任，這周把班主任的事交接一下，下周就不必來上班了，10月份的工資照發，算是給你的賀禮。

我的人生有半年教師生涯，是我人生的寶貴經歷。學校在我最難熬的半年給我提供了堅強的支持，沒有這半年的教學生活做平台，很難想象我能夠堅持有效的複習。在我人生的緊要關頭，我的誕生之地、我父親的同事們兩次拒我於門外，是大山里善良的人為我提供無私的幫助和庇護，是同樣在大山之中的學校最終收留了我，給了我一條光明的出路，我一直都銘記着他們的恩情，不敢稍怠。

尾聲：我的大學

歷盡艱難之後，我終於收到了來自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大巴山腹地州河之濱的XX農學院收留了我。

XX農學院前身是XX地區農校，在進校之前，我和我的同學們，大部分都不知道她只是一所三年制大專。和其他同學不一樣，我不因為我進的是一所專科學校而懊惱，因為我邁進這道校門也來之不易。

進校第二天，院黨委書記，也是當年招生組負責人親自找我談話，講了拍板錄取我的曲折經歷，要我珍惜機會，放下包袱，認真學習，在校當個好學生，畢業當個好幹部。

我沒有辜負恩師的栽培，十分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在校期間，我基本上過的是宿舍、教室、圖書館三點一線的生活，因為是常客，圖書館的老師還主動免除了我借書數量和還書期限的限制。我補上了數學和外語的短板，特別是英語，我靠自學拿下了全8冊許國璋《英語》，畢業時已經可以離開詞典閱讀原版書刊，對以後開創性地工作發揮了關鍵作用。

恢復高考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不限於大學招生錄取制度的撥亂反正，她是我們國家一系列改革的先聲。繼恢復高考之後，落實老幹部政策、糾正“反右”擴大化、“地主、富農”摘帽、知青回城，一系列人的解放運動次第開展，為以後生產力的解放掃清了障礙。

恢復高考對我個人命運而言更是個轉折點。我入學第二年，反右擴大化得到糾正，父親從“摘帽右派”變成了“改正右派”，恢復了幹部身份。大區農學院“落實辦”還專門給我們學院政治處來了一封公函，說明我父親的“右派”已經改正，請他們把相關材料從我的檔案里抽出，歸還本人。學院政治處通知我去，給我看了這封公函，同時聲明我從未因父親的“歷史問題”受到過任何歧視，我檔案里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黑材料”。隨後，我母親也恢復了工作，舉家遷回了重慶。但這些對我已經沒有意義了，我已經是XX農學院的在校生，大區農學院除了是我的出生地之外，已經和我沒有任何關係。

我一直感激XX農學院對我的收留之恩。畢業以後，我再也沒有攻讀過任何成人教育文憑，儘管這對我的“事業”也許有利，但我放棄了，我要讓XX農學院成為我最後的母校。今天，XX農學院已經不復存在，我仍然為我是XX農學院的學生而驕傲。迄今為止，我的學歷欄裡面只有一行字：XX農學院，大專文化。畢業以後，我以一己之力挑戰包括人民大學在內的眾多高校團隊，在輕工業部“扶優限劣政策研究”課題招標中奪得最高獎；我主持的課題在全國“農業系統工程應用研究試點”中勝出大區農學院的研究團隊，獲得四川省農業區劃優秀成果獎和重慶市科技進步獎；我率領的團隊建成了全國第一個“三網合一”HFC城域網，成為業內教科書級案例；我還以XX農學院畢業為最終學歷，成為直轄後的重慶市政府第一屆科技顧問團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