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對外經濟合作方針，以務實著稱，技術引進消化、產品對外傾銷、礦產資源攫取，有條不紊，紮實推進。中共之所以看起來還算厲害，全靠幾萬億外匯儲備撐腰，其中外經外貿系統功不可沒。在對外貿易中，主要盈餘來源於對美貿易順差，所以美國其實是中共的恩客，汪洋說中美關係是夫妻關係，也正是這個意思。基於經濟上的需要，習近平也一直想維持同美國的良好經貿關係，這從他高規格接待特朗普訪華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自己也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所以，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發展到眼前這種地步，並非完全是習近平內心所願，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智庫誤判形勢，因而動搖了習近平的決心所致。 中共的外經貿部門是一個技術性的事務部門，是外事和經濟的交叉區域，兩邊分管領導都不方便過問太多，朱鎔基以前，只由一名副總理級別的國務委員管理，位置相對比較超脫，朱鎔基實際負責國務院工作以後，由於下決心要加入世貿組織，外經貿工作的重要性上了一個台階，改由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總理負責（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分管領導吳儀上位），朱鎔基還經常親自過問，比如和美國代表團的最後談判，就是朱鎔基親自出馬，將美國人所提條件照單全收，才拿到了入世門票。習近平執政以來，重新推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各式領導小組將國務院的職權分割，外經貿工作服從“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需要，大政方針要提交到由習近平任組長的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現在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拍板，地位驟然上升。 中共的情況是這樣的，一項工作如果沒有高層重視，它受到的權力干預就比較少，就會較多地在市場機制下運行，一旦領導重視，這個行業的興衰就完全依賴於領導的個人能力。朱鎔基雖然不懂經濟，但是他市場感覺好，行事有魄力，所以外經貿工作在江朱時期打開了局面；胡、溫不行，可是他們不逞能，外經貿工作在一幫技術官僚的推動下也算有聲有色。習近平時期不一樣了，習近平對外事工作甚至經濟工作並沒有操盤經驗，連手都沒練過，一下子要做具體決策，盲目程度可想而知。 這種情況下，智庫的作用舉足輕重。糟糕的是，中共的智庫，從趙紫陽時代以降，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習近平這一代，簡直就可以用一個“蠢”字評價。 和前兩代智庫多半從操盤手出身不一樣，習近平的智庫基本上是私家軍。習近平出身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對不熟悉的人不太信任，對前朝留下的舊人更是常懷戒備之心，所以身邊人主要是從前幕僚舊友，智庫則又主要來源於和他關係比較密切的大學，其中國防大學和清華大學占了很重的份量。國防大學以極左的“鷹派”人物占主導，滿腦瓜子冷戰思維，他們炮製的《較量無聲》，其實未必是聳人聽聞的宣傳，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們的真實判斷，習近平的國家安全觀和全球戰略思路，基本上來自於這幫人的鼓譟。清華大學就比較有趣了，它是習近平本科和博士的母校，這所以工科著稱的學校，在新一輪並校擴招的大潮下，開始發展文科，並且號稱自己已經是綜合大學。清華大學在文史哲、經管法諸學科沒有一個頂尖學者，靠一批奇葩網紅浪得虛名，卻因為習近平的私人原因成了國家智庫。想想也是國運不濟，所以妖孽橫行。比如那個其實應該去說相聲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當初因為發明“集體總統”的說法拍錯馬屁，嚇個半死，幸虧老大不計較，所以趕緊研究出“中國已經全方位超越美國”的成果，以呼應“厲害了我的國”。我常說，像中共那樣的體制，宣傳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嚇唬敵人，鼓動人民，可是往往有這種情形，就是智庫加入宣傳的隊伍之後，哪些是蠱惑人心的宣傳，哪些是基於理性的判斷，自己都傻傻分不清，在這種情況下，出現誤判也就不可避免。 中共官媒解釋這次和美國槓上的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美國貪得無厭，中國不得不戰。這完全就是糊弄百姓。中共對美國有三千多億順差，究竟誰欺負誰，數據在那裡擺着，一目了然，特朗普的訴求也只是“公正的貿易關係”。要說美國欺負中共的地方也有，那就是軍事領域。美國軍艦說進東海進東海，說進南海進南海，說闖12海里闖12海里，美國軍機甚至敢從陵水機場穿場而過，中共何曾有脾氣？國防大學研究戰爭，是要兵棋推演的，知道打不過，所以不敢動彈。為什麼經貿領域中共就認為有本錢可以跟美國動手？一幫秀才看錯了牌局而已。他們先是吃定了特朗普不過是虛張聲勢，不敢真正動手；後來又一廂情願認為自己可以聯歐抗美、聯日抗美、聯俄抗美，制約美國；最後還想當然認為自己抓了“美債”、“美國在華企業”兩張王牌可以做成“王炸”。這幫信奉中國爾虞我詐商業文化的小人，窩在圖書館研究美國的蠢貨，其實不知道，雙方這樣打下去，中共真正的“王炸”是“死給你看”。因為儘管特朗普當政，美國的左派還是有勢力的，如果貿易摩擦引發了人道主義災難，左派們還是會出面干涉的，一如遣返非法移民過程中的“骨肉分離”，不是逼迫特朗普暫停實施新政了嘛。所以中共目前的上上策，是立刻躺下裝死，而不是繼續逞強。這算是我出於一顆拳拳愛國心，幫中共的智庫們預備的最後錦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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