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在太原上初一时，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杨兴先生，他五十来岁，面善心和，学问很好，说话慢悠悠的，嗓音浑厚，很好听。雨天进了教室，衣服前后胸两道泥浆，因他的破旧自行车没有挡泥板，两个轱辘同时卷起泥浆，一路甩到他前胸后背上，他的邋遢形象曾是同学们嘲笑的话题。

一天，解放军派到我校的军宣队（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忽然把杨老师关押在二楼教研室里，派我班同学到他家去取铺盖，说是以后他就住在教研室里，不准回家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顿时转型为关押自己的牢房了。

 我随三个同学到了他家，见屋里凌乱，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穷得很，一位面黄肌瘦的妇女呆坐在木板床上，四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吓得发抖，这才知道杨老师有五个孩子，只有老大刚有了工作。杨夫人有精神病，全家七口靠杨老师每月六十来元的工资维持生活。   

军宣队关押他的理由，说是查出来他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当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凡是参加过国民党的人都属于历史反革命，是专政对象。

军宣队选出六名所谓“根红苗正”的同学，成立了一个看守组，两人一班，轮流与杨老师住在教研室里，白天晚上监视他。军宣队不让我参与看守组，怕我放跑他，因为我姥爷和父亲都是国民党员，也是历史反革命份子。

 第二天，杨老师就自杀了。

 我早上七点到校时，看到教学楼下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杨老师，头上有一个拳头大的血洞，脸色灰白，紧闭着双眼，紧咬着牙关，一脸绝弃黑暗社会的表情。文革中，我见过的死人很多，有自杀的，也有被杀的，见惯了，也就不怕了。我蹲在他面前看了好久，背后的同学互相推挤，差点把我推到杨老师尸体上去。

看守组的同学告诉我杨老师的自杀过程。

他被关起来以后，一直很安静，看不出来异样。晚上吃过窝头和煮白菜，就坐在单人床沿沉默着。军宣队令他写交代材料，他抽出钢笔，慢吞吞的写了几行，就把笔放下了。晚上九点熄灯，他一声不吭躺下。到了凌晨两点，同学听到声音有点不对劲，爬起来一看，杨老师坐在床边，已经用刮胡子刀片割开脖子，右手端着饭碗，凑到脖子血管上，接那流出来的血。血流满了一碗，溢出来，淌到地板上。

看守组惊恐地大叫起来，找来军宣队，军官立刻吩咐同学用平板车把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反革命分子”拉到山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医生包扎住伤口，说问题不大，切开的是静脉，不是动脉。如果是动脉，血会射出一米远，那就没救了。

军宣队大骂了杨老师一通，又把他拉回教研室，吩咐看守组近距离严加看管。那个后半夜，同学们没人敢合眼，死死盯着他。杨老师仍然保持沉默，表情非常安静。

到了早上快七点，杨老师从床上爬起来，说要刷牙洗脸，趁着同学们放松警惕转身为他拿脸盆牙刷的当儿，从二楼窗户一头栽出去。他是双手背在身后栽出去的，为得是头先着地，果然当即撞死了。

过了几天，我班来了一位脸上长着大片蝴蝶斑的女老师，走路挺胸撅腚，脚步轻盈，就像水上漂。据闻是省军区某大官的儿媳妇，曾在国家体操队做运动员，退役后改行做了语文老师。她的错别字很多，把“浪遏飞舟”念成“浪竭飞舟”，同学们根据她的面部肤色，给她起了个绰号“茄子皮”。

我至今怀念我的杨老师。他的浓眉，他的国字脸，他的慈爱目光，他的尸体模样，他死去后脸上那副与反动黑暗社会彻底决裂的表情，四十多年过去了，仍然历历在目。他见我喜欢古文，曾在教研室单独教我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他背一句，我跟着背一句，三遍之后，我就会背诵全文了。他说，这是大学文献派的教学方法，用来训练学生博闻强记。我后来成了作家，上了北大，杨老师的教诲之恩，终生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