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寿阳惨案看中国农民痛恨毛泽东时代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毛共用“人民公社”这个典型的奴隶制社会模式掠夺了全国的土地山川资源和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全国农民沦为丧失生产资料、人身自由被限制的奴隶，其直接后果就是在1959－1962年间活活饿死4000多万人。有些人不知道农民是怎样饿死的，寿阳惨案就让你知道其原因。血泪斑斑的历史，任何人无法抹煞，人类历史上，其残暴程度前所未有。

寿阳惨案发生的背景

　　1958年，毛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喊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口号，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制定了根本达不到的高指标，强迫全国人民完成。中共山西省委紧跟毛中央，于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口号，声称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二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要求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遍地兴办奴隶制的人民公社，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缔了，导致农业、轻工业急速下滑，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谁对所谓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有半点怀疑，谁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惨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惨案始末

1959年10月，中共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连续举办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对当年粮食生产计划再次加码。

本来，由於深翻土地搅乱了熟土层，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他反而向上谎报当年实产为22000万斤，其实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上交以後，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16万寿阳县居民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

王之一居然怀疑农民瞒产私分，认为农民家里至少隐藏着1200－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王不顾人民的死活，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各级官员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46元，而集资任务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於是集资有了新内容，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也在可集之列了，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民谚。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点”，是全县八个公社中暴政搞得最凶的一个公社。他们挖粮集资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罚也最残忍。农民拿不出物资，干部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改成斗人场所，组织了一支130人的专业打人队，刑法有二十多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

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折磨人的方法导致人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肋骨摔断，脑血管摔崩，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直接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活活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在王维的直接插手下，杀气腾腾，乌烟瘴气。全村 952人中，有121人被斗，致死者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马克思骂资本家“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三张皮”，共产党更残酷，连牛骨髓也要吸尽。

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农民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他“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把一个生过孩子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吼道：“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8人。新任支书梁某亲手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 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专设的“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却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派人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县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结束，经历三个月，全县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掠夺财产，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饿死349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寿阳县只是山西省一个小县，寿阳惨案是全国惨案的一个缩影。全国饿死4000万人，死因都与寿阳惨案相同，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共产暴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