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祿是一個沒有主見、只知迎合聖意的糊塗蛋。在對待義和團的問題上態度曖昧進退失據。滋事的拳民他極力鎮壓，拳會活動卻又不加禁止。天津興起張德成、曹福田的時候裕祿彈壓不力，竟爾干出大開衙署中門朝禮參拜，打開軍械局任由團民自取槍支彈藥，虛報戰功為張、曹求取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等等荒唐的事。一九零零年四月二十日和五月十二日保定地區發生“清苑教案”和“淶水教案”，前往鎮壓後者的清軍總兵楊福同被義和團戕害，裕祿才有所醒悟。時人評曰：袁世凱是防患於未萌之時，裕祿是火災後四處救火。

早在一九零零年一月十一日清廷上諭‘要求地方官查拿滋事匪徒，無須過問練拳的和平鄉民。’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之後清廷恢復了禁止結社的政令。此一舉被認為是根本性的轉變。一來告訴義和團它是合法組織。二來暗示朝廷在考慮利用義和團。一月二十七日英、法、德、美在華公使第一次聯合照會大清，要求取締義和團。陰差陽錯公使們沒挑對日子，僅僅三天前因為“乙亥建儲”的事公使們拒絕入賀，反對慈禧太后廢掉光緒皇帝，現在又要求禁止拳會，慈禧心中積壓的怒火到了何種程度就可想而知。公使們永遠也弄不明白，開罪帝國的老太后，干涉她眼中所謂的“家事”意味着什麼。此一相互誤解為晚些時候爆發的中外軍事衝突埋下了導火索。“乙亥建儲”前慈禧曾經授意榮祿，指派在北京賢良寺賦閒的李鴻章出面徵詢過洋人的意見。李藉口沒有由頭，清廷就委派他為兩廣總督。在賀宴上李向前來道賀的公使們打探列強對於“乙亥建儲”的態度，結果應聲寥寥。李如實向慈禧回復，說列強反對立儲廢帝。二月十九日清廷運用內部廷寄的方式指示直隸山東，‘責成他們取締義和團。’廷寄既沒有駁回一月十一日的上諭，又想給各國公使留一個面子，這是一手兩面下注的花招。可惜公使們並不買賬。三月二日英、法、德、美第二次聯合照會大清，要求在《京報》上發布‘禁止拳會’的上諭。清廷予以拒絕。並解釋說發了廷寄就沒有必要在京報上再發上諭。此來為直隸的地方官取締義和團動作遲緩找到了搪塞的藉口。

至此慈禧的真實想法不斷浮出水面。“戊戌變法”失敗帶給她是沉重的心理挫敗感；對於列強和光緒皇帝，心底的怨恨在不斷加深；“乙亥建儲”的如意算盤因為遭到列強反對而遇阻；還有就是擔心屁股底下的權力遭受侵蝕而產生的恐懼；全部疊加成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着慈禧太后的理智和大腦。中國的當權者們總喜歡打扮成某類政治人物，隱於幕後，鼓弄唇舌手指，玩些個瞞天過海、偷梁換柱、魚目混珠、借力打力之類的小把戲，以為這是高超的政治手腕。封建權謀式的帝王術數被厚顏無恥地拿過來施加在與現代各國的交往當中，自然就成了拙劣愚憨的外交手段。大清在與列強撕破臉面前的最後一剎那，政治理念、制度手法上的劣根性暴露無遺。

四月二十一日清廷上諭重申‘問匪不問會’。五月下旨保護教民。

五月初慈禧就是否能將拳會編為“團練”徵詢過袁世凱和榮祿的意見。招撫的意思已經非常明顯。之前由於清廷上諭的反覆性和隨意性，義和團在直隸早已滿地開花。各國公使對清廷也失去了信任。一九零零年五月二十七日當幾萬義和團湧進京津的門戶涿州，考驗直隸總督裕祿和中央政府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的時刻終於到了。五月三十日失去耐心加之豐臺火車站被焚毀，公使團正式通知清廷‘將會調遣使團衛隊進京保護。’——至此外國軍事力量與中國官匪的武裝衝突不可避免。《西巡迴鑾始末》有評語如下，‘故義和團之亂，起於李秉衡，而成於政府，而為之媒着，毓也。倘所謂亂人者歟？’鮮明地指出了義和團禍害京津的前因人物是毓賢、裕祿，而幕後黑手就是清政府，慈禧本人。

慈禧太后標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