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起源比较复杂，一般认为酿成“庚子国难”是山东朱红灯、心诚和尚领导的一支。时间上讲从一八九八延续至一八九九年。义和团的人员构成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受“练拳”“金钟罩”“刀枪不入”“降神附体”等等义和团口号招引加入的“拳民”。催化义和团发展的外部成因极其复杂。有所谓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火轮船（海运）、火车（内陆铁路运输）、电线杆（有线电报系统）致使漕运断绝，尤其直隶、山东数万漕帮搬运工人无法维持生计；直隶山东两省连年大旱百姓难以为生等等说法。其中最最主要的核心恐怕是中西两种文明遭遇时引发出的对立与冲突，即所谓“教案”激化的矛盾所致。

自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许多地方零星出现了所谓“教案”——即西方传教士，中国教众和当地老百姓之间的严重对抗，教案不断酿成人员死伤，教堂、村庄被毁。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山东曹州巨野县的“曹州教案”直接导致了德国出兵抢占胶州湾和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

探讨义和团爆发的内部成因就不得不提及清政府对于义和团滋长的态度。“曹州教案”爆发后不久继任的张汝梅主张化“拳民”为“民团”——利用义和团为官家剿除捻军所用。稍后的一八九九年三月清廷正式下旨给予外国传教士相应的官衔，即是承认了他们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义和团惑乱各省清廷最初意见还是比较明确的：先安抚后剿除。当然这主要是光绪的意思，口气上也相当严厉。农历三月十八和五月初二（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零零年）的上谕中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然而麻烦却随之而来，并且越演越烈，究其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光绪的权力当时已经被大大地削弱，慈禧与光绪看待许多事件的观点，语气上并不一致。反映在上谕里就有了所谓的“模糊之语”。二是各省的督抚接到皇帝的上谕后呈现出的反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这一类汉族督抚，他们普遍倾向严厉弹压义和团，认为“扶清灭洋”“守望相助”等等口号不过是搅惑人心的欺世之语，他们也不情愿化拳匪为政府所用。不得不承认这些个封疆大吏的想法、作法不论是当时还是今日看去都极具前瞻性。二是直隶总督裕禄，他觉着直隶境内当前并没有义和团，有利无利等等再看。这种糊涂想法为日后整个京津局势失控埋下了的伏笔。三是最要命的，继任张汝梅的山东巡抚毓贤，这是一个内心极端仇视洋人，成心默许义和团在山东发展壮大的满人。他的如意算盘是义和团就像当时普遍存在的民团，平时防匪守乡，一旦天有不测风云可以化坏事为好事将祸水引向洋人，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在中国特别是山东的势力。同时慈禧对于事态的不明朗持有的迟滞反应和错误判断，以及诸如利用拳匪为我所用之类的想法，都成了毓贤揣测圣意（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不是光绪帝的意思，缓纵）的救命稻草。

一八九八年秋末毓贤将追剿朱红灯的平原县令蒋楷革职，这一动作引发了世人对毓贤袒护义和团的猜想。然而当地教会产生的危机感又促使其联系在北京的各国公使向清廷施压，最终“置若罔闻”的毓贤十二月被解职调回北京述职，巡抚职务由袁世凯接认。毓贤在慈禧太后面前巧翻舌簧，力陈诏安义和团。此时可以看出慈禧老太后的态度了。她力排光绪皇帝严惩毓贤的建议而是将其平调山西巡抚，为后来山西拳乱埋下了巨大祸根。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碰巧这时清廷内部最高层遇上了“乙亥建储”的大乱子。

一九零零年一月以荣禄为首的守旧派大臣怂恿慈禧太后废黜光绪皇帝。一月二十四日光绪不得不颁下诏旨：以无嗣为由，立端郡王载漪十五岁的儿子傅俊为大阿哥。这本是慈禧等人试探世人反应玩弄的手法，放出来的探测气球。没想到诏书一出举世哗然。不但全国的官商士子坚决反对，就连各国公使也都提出警告，并且拒绝入贺。此一来加深了慈禧太后对于西方列强的怨恨。急于将儿子送上皇位，坐上摄政王宝座的大老粗载漪更是仇恨列强和光绪到了切齿入骨的程度。原本围绕在慈禧身边有一大帮守旧派大臣，像什么荣禄、徐桐、刚毅、载家弟兄，庆亲王奕诓和儿子载振（这时候他还得听老子的）、启秀、崇礼等等开始聚集发力，后来竟然发生了载氏四兄弟带兵闯入紫禁城欲杀光绪帝的事情，幸亏慈禧得报拦下，否则将会引出大乱。光绪帝受惊后不但身子阳痿，连精神也彻底阳痿起来。

袁世凯署理山东后严格取缔义和团所施用的手段老辣凶狠，很快地随着拳匪的几个大师兄被诱杀，暴乱也被平息了下去。可是山东的义和团有几万之众，你杀了几千人，能杀绝么？！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给义和团指一条明路，‘说你们不是自称爱国么，那么你们去天津吧，天津有洋人。’这本是袁的无奈之举，也可以说是天大的昏招。无论如何袁世凯在身处万丈悬崖边缘的大清国背后，有意无意轻轻推了那么一把。袁世凯在山东严剿驱逐，裕禄在直隶惊惶无措，毓贤在山西纵容鼓励，使得义和团在山东日渐式微却在京畿重地的北京和天津突然扎下根来。

现代版义和团

义和团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