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很狡猾的。在与盟国交涉投降的条件时，有意将东北（三省或五省）历史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东北、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几个问题混为一谈，希图在战后的利益划分中保有一份权益。庆幸的事盟国厘清了满洲国的定位，让这些问题变的迎刃而解。既然满洲国是傀儡国，它与日本确立的各种利益自然不会受到保护。但是满洲之前的东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期间夹杂日本的国家利益，一层一层分析起来叫人头疼。

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获胜后日本萌发了经营中国东北的心思。“关东军”就是守备满铁及铁路沿线“满铁守备队”的后续变种。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承启了南京临时、北平北洋、广州军政以及广州国民、南京国民、武汉国民一系列中央政府的分置与整合。这当中只有袁世凯一九一三到张作霖一九二八的北洋政府对东北形成了有效控制。后来张与日（主要是关东军）摩擦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导致后者对其暗杀，即著名的皇姑屯爆炸案。继任者张学良企图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特权与之冲突加剧。日（关东军）逼张自治，伺机加以利用。为了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化解日本蚕食东北的压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宣布东北易帜，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上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宣示东北全境归附南京政府旗下。至此东北问题由地方（东北）对国家（日本）上升到国家（中华民国）对国家（日本）的矛盾。二战胜利不但废止了日本与各个时期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为东北重归中华民国的怀抱奠定了法理基础。

三遣返战俘侨民问题。不得不说蒋和民国作了一件英明糊涂并载史册的事。战后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朝鲜侨民和战俘多达二百多万（一说超过三百万）。蒋决定以德报怨果断撤侨（俘），用最短时间将其悉数遣返。日本投降来的横生枝节，最主要原因就是少数陆军将士不肯屈服阴谋叛乱。假如一百万日军战俘中的一部分人复叛，那么情况就变的极其复杂，中国人民隐忍多年终于到手的胜利可能瞬间化为乌有。另一则日久生变，一九三一年四月长春附近中国、朝鲜侨民因为修建水渠而爆发的“万宝山事件”被关东军利用，成为后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引线。今日难免会有心怀仇恨的中国人攻击放下武器的俘虏和侨民——进而激发反弹酿成骚乱，局势就会难以控制。很明显与中华民族的福祉而言，撤侨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可是迅速撤侨挤占了大量运力，特别是铁路和水路，最高时达70%以上，如此一来为国军接收东北埋下了隐患。

四接收东北歧中生变。一九四五年八月国军由广州登船北上直至营口企图接收东北防务。此前美、苏、英、中已经达成共识东北先由四国托管，随后交还中华民国。但是占据东北的苏军以运兵船为美军船只、驾驶人员为美军为由拒绝国军（美军）登陆。无法子国军只得改道先葫芦岛后秦皇岛登陆。秦皇岛已非东北地面，距离东北门户锦州有四百公里之遥。国军一路挺进在辽西走廊遭遇共军一个纵队（一万多人）的顽强阻击。等到击溃之攻至沈阳城下，已经是十月初冬东北大部分地区开始降雪，然而国军仍着单衣，此来更加迟滞了接受整个东北的进程。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没有资格对蒋介石领导的全民族抗战指手画脚。一九三七年九月原中共领导的甘陕红军和江南游击队接受改编加入国军序列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全军兵员号称五万多人。可惜这个数字被毛极力夸大过了。值得注意的事：第十八集团军仅仅是抗战国民革命军出现的四十三个集团军中的一个。当中国人民忍受八年浴火涅槃般痛苦之时，毛泽东既未亲临火线指挥过任何一次大小战斗，也未手刃任何敌酋于马前，同期中共高层的王明、博古、洛甫、周恩来、王稼祥、凯丰、张国焘、刘少奇等等莫不如此。唯一例外参加过战斗的是新四军副军长，代理过总书记之职的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