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有时候，等待已久的事情像相声里说的那另一只靴子，永远不落下来。有时侯，那只靴子又会不请自来地砸到头上。我坐在炕沿上呆呆地盯着手里的信： 有一件事我和你妈妈一直瞒着你，蒋阿姨已经于前几年去世。从通讯地址上看，你所在的连队跟钱伯伯的农场在同一个县，猜想你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远。你跟钱薇曾经是好朋友，感情也还是挺深的。我们犹豫了很久，考虑你是不是应该与他们取得联系，好有个照应。 瞎猫真的碰上死耗子了！小时候没人跟我玩，我会自己爬上高台阶，然后一次一次地跳下来，看自己是不是比前一次跳得远。这下可好了，一跳，正好落到老钱跟前。 宫苹和庆庆俩人提着一个装满水的“喂得罗”（俄式口大于底的铁水桶）走进屋来。休息日是三个同学雷打不动聚在一起的日子，庆庆总是到我和宫苹的宿舍来一块洗衣服，消磨时间。 “小丽，看讣告哪？怎么跟傻眼儿似的？”庆庆大大咧咧地说。 我抬起头，呆呆地望着她们把“喂得罗”放在地上。 宫苹轻轻推了一把庆庆，提醒她别乱说，然后问我：“怎么啦？” 这才注意到我一脸的茫然，庆庆也慌神了，“哟，怎么啦？怎么啦？” 我说：“咱们连那赶马车的老钱是钱薇她爸。姓钱的，又是个右派，我怎么事先就没想到一加一等于二呢？” 这回，轮到庆庆和宫苹傻眼了。我把手里的信递给她们。宫苹和庆庆一人抓着信纸的一端，两个头挤在一起，迫不及待地证实我的话。 宫苹说：“我说呢，那天你心神不定的，这事儿是不太好办。” “你爸给他写什么信呀？真是的，没事儿找事儿。”庆庆替我抱怨。 “问题是，这就是那种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的事儿。不管写不写信，早晚得碰上钱薇。等一碰上不就都知道了？小辣椒，你出身好，赶情不用操这份心。可是我们这些人……你忘啦？殷向东说‘跟人接触得小心点儿，问清楚背景再交往。’这是她的原话。”我满肚子的懊丧。 宫苹无言地看着我。 庆庆建议说：“要不这么着，你跟琴子说说这事儿，也许她能给你出点儿好主意。她不是跟排长、连干部他们都挺近乎的吗？反正她比咱们主意大，你俩关系也不错。” 我说：“其实到连队以后我就跟她疏远了，或者说是她就跟我疏远了。不过这也正常，人家是积极分子，出身好，又能干，你说呢？” 庆庆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她那是会来事儿。” “我看呀，这事儿，你是得跟柳云琴打个招呼。主要是，你们原来关系不错，尽管现在疏远了，也并不是因为你们之间产生了什么矛盾。如果她从别人那儿先听说了这事，是有点儿说不过去。”还是宫苹考虑周全。 我急忙去找柳云琴，她不在宿舍。我想起，自从司马当了炊事班班长，她经常主动到炊事班去帮忙。庆庆说：“瞧琴子那点儿出息，一看见司马就走不动道儿，老跟食堂那儿蹭呀蹭呀的，也不嫌寒碜。”宫苹说：“人家业余时间积极主动上食堂帮忙，你没必要那么刻薄。”宫苹如此袒护柳云琴的行为，真让人不解。这会儿，找柳云琴心切，顾不上那么多，我直奔食堂。 远远的，一辆马车正缓缓地离开食堂，柳云琴刚帮司马把一个油桶从车上卸下来。柳云琴和司马面对面站在油桶两侧，一边说着一边比画，大约是在商量从哪个方向把油桶挪转进食堂。我往食堂走，跟往我这边来的马车碰个正着。 这荒野中孤零零的连队要说它小，它是很小很小。连里的大人小孩低头不见抬头见，没几个月，不用看脸，单凭衣着、走路姿势、说话声音和口音我就基本上把全连的人都认准了。可要说它大，它也真够大的，自从那天夜里老钱把我送回连部，我就再也没和他照过面。这两天，我像小孩子犯了错误，明知道晚承认不如早承认，可还是怀着能拖延一天就拖延一天的侥幸心理。然而不管一个人怎样逃避，命运绝不会放弃对他的追捕。 过去我没在意老钱，他也一直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现在真相大白，害怕见到他，却躲不开了。尽管那次看见老钱是在几个月以前，而且是在能见度很低的半夜里，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赶车的中年人是他。老钱中等身材偏胖，圆脸，鼻子上架着眼镜、身穿中山服，俨然一副下放干部的模样。他也许是北大荒唯一戴眼睛的车把式吧，真看不出来是个右派。咳，其实我也没见过别的右派，不知道右派应该是个什么模样。 “吁——”马车停在了我身边，老钱一手撑着车辕一手撑着车帮子跳下车来，眼镜片后面沧桑的眼袋里隐藏着他身心俱疲的人生。 我迎着老钱的微笑，“钱伯伯，我……” 老钱和颜悦色地打断我，“老钱，老钱……叫我老钱好了。” “我刚知道您是……” 老钱又打断我，几乎耳语地说：“我收到你爸爸的信了，不过，不是我不欢迎你，你还是尽量不要到我那儿去。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他的话说得很快，显然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嗯，我明白。”我点点头，松了一口气。 老钱的语气恢复正常，“你跟薇薇是同学呀？等我告她，她会很高兴的。” 于是，我也就坡下驴，“听说她住院呢。等她回来，您叫她到宿舍来找我们玩儿吧。” “好，好。”老钱赶着车走了。 我朝柳云琴和司马走过去。柳云琴正帮着司马把油桶往厨房挪，她莽莽撞撞地用力过猛，油桶眼看要把司马挤在门框上。柳云琴见事不妙，又试图往回拉。可她的力气不足以制止和改变油桶的惯力，我一个箭步上去帮她一起拽住了撞向司马的油桶。 柳云琴不好意思地承认，“呵呵，我使劲儿太大了。” 司马故作轻松地安慰她，“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半路上会蹦出个及时雨来。” 我笑着说：“那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啦。炊事班长能给咱们点儿什么好处？吃香的还是喝辣的？” 司马笑嘻嘻地说：“没香的也没辣的，整两碗大馇子粥没问题。” “你跟老钱说什么呢？”柳云琴打断我和司马一来一去的玩笑话。 “你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臧海凝他们班的钱薇吗？她上这儿来了，老钱就是她爸。” “你们院儿那个咋咋呼呼的小胖子？”她还真记得。 司马接茬：“哟，你们认识老钱头他闺女呀？” “你说有多巧。”我有点儿兴奋，“听说她住院呢？” “你消息还挺灵通的。”柳云琴毫不掩饰“我还不知道呢，你怎么就知道了”的疑问。 我解释说：“刚来那会儿听殷排长说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她说的就是钱薇。” “那孩子有肺结核，目前还算是早期，老钱头拼命花老本儿让她住医院治疗，这不是又住了快一年了。老钱头就剩下这么个闺女，别提多疼她了。”司马一口一个“老钱头”，一点儿没有划清界限的意思。 看着他俩，我忽然后悔来得不是时候，好像成心要在他们中间插一杠子似的。正想找个借口走开，司马说他有事，先走了。 我这才抓住机会对柳云琴说：“哎，琴子，我有点儿事儿跟你说。” “什么事儿？” 听完我简短的叙述，柳云琴立即表示要向指导员汇报这件事，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本是抱着得到相反结果的希望来找她的。 “你真觉得有必要汇报这事儿？”我对她的建议表示怀疑，“不过是一封信。我不会去主动找老钱的。他要是找我，我不理他不就行了吗？” “这可不是个轻描淡写的事儿。老钱是右派，右派就是反革命。你们家人跟他有联系可是件大事儿。”柳云琴郑重其事地说，“你最好还是跟组织上交代清楚。不然，运动来了，你有口难辩。” 我还是觉得没这个必要，“如果潘姐已经跟指导员说过了，我再去说不等于画蛇添足吗？如果潘姐没跟指导员说，我又何必没事找事，引起指导员的注意，把我和老钱拴一块儿。” 柳云琴一本正经，“你应该及时向党支部汇报任何异常情况，你们家人跟老钱联系肯定得影响你。尤其，你连武装战士都不是。”看见我还是不以为然的态度，她说，“当然了，汇报不汇报由你。” “我只不过不想让你从别人那儿听说这件事。至少咱们原来是同学，我……”我不想说下去了，“算了，就当我没跟你提过这件事。” 柳云琴不肯放弃，“要不然你去跟殷排长汇报这件事儿。” 我不解，“干吗跟她说？她又不管我们非武装战士。要说，我也得跟‘老大’说，他是我们排长。” 柳云琴特有把握：“这你就不懂了。指导员信任殷排长，她在指导员那儿说得上话。连长和指导员不对付，‘老大’是连长的人，你跟他说也没用，他帮不上你什么忙儿。” “什么帮忙不帮忙的？不就是一封信，什么大不了的，何必小题大做？”我不耐烦了。 “你真没政治头脑，我是为你好，要不，我才懒得管呢。”柳云琴撇了撇嘴。 我想赶快结束对话，敷衍说：“我想想再说吧。” 柳云琴挺热心，“这么着，我替你跟殷排长说吧。” 我心想：馊主意真不老少。嘴上搪塞：“不麻烦你了，要说，我自己说去。” “随你便。你要是不愿听我的话，找我干吗？”柳云琴不大情愿地扭头走了。 望着柳云琴背影，到达连队那天的情景浮上了心头。她能预先为在关键时刻表现进步做好准备，能把一封普通家信跟指导员、殷向东、连长、老刁甚至政治运动等复杂关系联想在一起，这就是柳云琴的政治头脑。政治这门学问对我来说太费解，太没吸引力了。忽然之间，柳云琴变得陌生了。是我，是柳云琴，还是我们俩同时把曾经的友谊留给了过去？不管是谁的原因，未来的路已经在我们脚下分岔了。此时，十分懊脑自己主动来找柳云琴，真是多此一举，我埋怨着自己。 又是一个停电的夜晚，军人俱乐部里老职工烟卷的火光，像坟地里孤寂凄惶的荧火倏忽而逝。指导员总算结束了没完没了的训话，人们拖着倦怠的身子走出军人俱乐部，在茫茫夜色里散去。 司马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我身边，“小江，你现在要没事儿，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钱薇出院了。”司马小声说。 “真的？！”我抑制不住兴奋，停下脚步，拉住身边的宫苹。 “不行，我得上猪号。”宫苹立刻意识到我想叫她一起去看钱薇。她每天晚上要去喂一次猪，就连宣传队晚上排练完大家都回宿舍休息了，她也无一例外地要去喂她的猪。我经常陪她一起去猪号，帮她一起把该干的活干完。这并不是因为活计多宫苹忙不过来，也不是有话要背着人说，只不过是两个人都喜欢有这么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你也别待太久，然后上猪号来，咱们一块儿回宿舍。”宫苹加上一句，她总是这样蔫儿有准儿。 宫苹绝对不是一个出卖朋友的人，但经历赋予她谨小慎微的性格。小时候，宫苹虽稳重但并不乏活泼天真。“文革”开始以后，她变得老成了。到了连队，宫苹继续不断地修炼她的“慎于言”，而我在任何人面前永远是一本摊开的书。直爽的人容易被误解，这苦头我尝过不少回却积习难改。我常常叹息要是能像宫苹那么老成就好了，无奈本性难移，只能庆幸至少身边还有宫苹这么个好朋友。 “没问题。我盯着时间，半个小时，顶多四十五分钟。”司马说。 我有一种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感觉，刺激而兴奋。遗憾的是性质相悖，我不是搞革命的地下工作，而是背着人去一个右派分子的家。一个人在决定做一件不光明的事情时总能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第一，是全连上上下下最受信任的司马主动提出带我去的。第二，我是去找钱薇，不是去看她爸爸。第三，就算钱薇是反革命的女儿，如果我爸爸真是个五一六分子，我也就跟钱薇一样是个反革命的女儿。反正已有是“一丘之貉”的可能，就破罐破摔吧，还能破成啥样？！ 老钱家的狗认识司马，它摇着尾巴向司马乞怜，得到了拍脑袋顶的亲昵回报，又摇晃着尾巴凑近我，嗓子眼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呜呜声。 “啊……啊……这狗……啊……”我无助地叫起来。 司马说：“别怕，虎子不咬人的。” 我紧张得两只手举在胸前不敢迈步，“啊……啊……它不让我走。” 司马招呼说：“虎子，过来。” 虎子顺从地丢开我，转向他。我惊魂未定，还没有来得及抑制住突突的心跳，屋门开了，传来钱薇的声音：“别害怕，我们家虎子不咬人。”那熟悉的自信语调没变，只是多了小时候没有的粗犷。 第一眼看到久别的发小，我愣了一下，差点儿以为钱薇的声音是从一个陌生人的口中发出的。不待我开口，钱薇将手指放在嘴上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动作，然后用本地人的口气说：“来，进屋来，上炕热乎热乎。”冷静得就像我们前两天还在一块聊过天儿。 屋子里很暖和，陈设跟其他老职工家基本一样。右手是一铺炕，炕梢摆着红漆炕琴，上面堆着被褥。正对着门横跨屋地是个红漆带花的长柜子，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书、茶具、两个暖水瓶和一盏马灯。灯芯拧到了最大，屋里仍然是昏暗的。柜子上方是一个大镜框，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照片。一般老职工家屋里的地跟知青宿舍一样是泥土地，可老钱家屋里的地不但铺了砖而且扫得干干净净，左手靠窗户摆着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我暗自首肯：百分之百的知识分子！没饭桌可以，不能没了书桌。 虎子也摇着尾巴跟着进了屋。它到书桌下面，在显然是为它预备的几个摞在一起的麻袋上蜷卧下来，长长的下巴放在向前伸出的两个前爪上，眯起眼睛开始打盹儿。 老钱站在屋地当间，向我伸出手来。他还是知识分子的习惯——第一次见面要握手，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今天算是正式见面吧。如此文诌诌的车把式，真有意思。 “巧得很哦。”老钱笑眯眯地说。 看得出钱薇是继承了她爸爸的自信。 “钱伯伯，对不起，到现在才来看您。” “别客气，别客气。要不是你爸爸写信来，咱们还知人知面不知亲呢。”他说。 转过头来，迎面看见钱薇愉悦的笑脸，我俩不约而同伸出双臂笑着抱在一起。在我的臂膀中，钱薇瘦骨嶙峋的体型犹如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使我不禁暗暗吃惊。 “上炕上炕，你俩好好叙叙旧。”司马搓着两只手，像主人一样。 我俩爬上炕，面对面膝顶膝手拉手坐在炕头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钱薇。眼前的钱薇跟小时候判若两人，原先红红的小圆脸瘦得走了形，两腮深陷，突出的颧骨像是硬安上去的，苍白的脸颊上泛着两片小小的潮红，本来就大的眼睛和嘴显得更夸张了。 我说：“你可不知道，我来北大荒就是为了要找你。到这儿以后才知道，一个个的连队太闭塞了，觉得特渺茫。看来，还是该着的。” “看来，小丽是个挺重感情的人呐。” “感情”这两个字像个老耗子在我心头挠了一下，一阵反感。这右派分子，说话真不顺耳。用不着他提醒，我当然知道自己对钱薇怀着的不能算是无产阶级感情。不过，什么感情不感情的，我才不想去仔细琢磨呢。我转过头瞥了老钱一眼，只见他满面笑意地看着我。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思，又嘟囔了一句外语：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爸爸，您又说洋话，啥意思呀？” 司马显然没觉得老钱的“重感情”一词有何不妥，在一旁给老钱当翻译：“‘患难中不弃不离的朋友是最珍贵的朋友’。”到底是高中生，肚子里有墨水。 “想死我了。”钱薇一只手拍打着我的手臂说，她的手很小，像是还在发育中，也缺乏年轻人皮肤特有的细腻和柔软，“自打有这么多北京青年来咱团，我就觉着咱俩又能见面儿了。嘿，我的直觉太对了！我也在琢磨怎么打听你的下落呢。得了，铁鞋用不着了，扔一边儿去吧。”钱薇跟开关水龙头一样自如地变换她的口音，一会儿东北话，一会儿北京腔。 钱薇的话音还没落，坐在炕沿上的司马就猫下腰，提起我和钱薇的鞋假装要扔出去，引得大家都笑了，钱薇笑得咳嗽起来。 “你身体怎么样？”我关切地问。 钱薇无所谓地说：“反正就这样，时好时坏。咳，没事儿的。” 我说：“咱们小学的宫苹、小辣椒、臧海凝他们也来了。” “嗯哪，听说了，还有那个姓柳的蹲班生。” 我说：“你还记得琴子？” 钱薇说：“当然了，你们舞蹈组的，有一次我搁她们班窗户底下过听见她朗诵。那会儿，她还比咱们高一年级呢。她把‘大清政府与地方府台衙门互相勾结’什么什么的，读成‘大清政府与地方府台街门互相勾结’，你说我能忘得了她吗？哎，不说她了，你爸妈都好吗？” “我爸和我妈上干校了。现在不是查“五一六”吗？我爸被隔离审查了。我妈拒绝揭发我爸，也被隔离了。他们的问题到底严重不严重，能不能过关，我也不知道，所以当武装战士没我份儿。”说着，我瞟了司马一眼。虽然当没当上武装战士跟他无关，可当时在一个班，我的狼狈像全被他尽收眼底。一提起来，当时那个难堪劲儿又来折磨我。 老钱一直没说话，脸上始终笑盈盈的。这会儿他收起笑容，严肃地说：“这么多年了，过五关斩六将可谓英勇善战，消灭了多少无辜的‘敌人’不得而知，但愿你爸爸妈妈是能保住脑袋的老七老八。” 谁“英勇善战”？谁是“无辜的敌人”？敌人还会是无辜的？我不明白，糊里糊涂地应道：“但愿吧。不过，我也想通了。‘既来之，则安之’，不管他们是不是“五一六”分子，反正我老老实实地干活，不招谁也不惹谁就行了。” “可人不能太老实！”钱薇激烈地说，“太老实了，尤其出身再不好，光受欺负。萧红不是说来着吗，‘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我看见老实人就想扭住他脖领子，教他点儿厉害，我就见不得人被人欺负。刚来农场那会儿，有的男孩子看我是北京人，又是右派的孩子，以为我好欺负。哼，让我把他们给治得服服帖帖的。我不欺负人，人也甭想欺负我。” 钱薇还是小时候那个厉害劲儿，不过远没那会儿胖了，个儿也没长多少。我转过头对司马说：“她小时候是个小胖墩儿。” “一方水土养一方银（人）。过去胖得好，现在瘦得也不错。”司马折衷地说，学着连队里那些辽宁籍转业兵的口音俏皮地把‘银’字说得很重。 钱薇说：“你真会说话，要不我爸怎么老夸你？” 司马笑道：“别夸了，本来就傻，夸成个傻狍子咋整？” 老钱说：“别贫嘴了。小丽，你们小姐妹见过面了，回去吧，省得有人问你去哪儿了。” “没事儿的，宫苹帮我遮着呢。” “别大意，不是我不想留你。去吧，以后会有机会的。”老钱催促说。 去猪号的路上，司马说：“你跟老钱她闺女的感情比我想象的还深。这么多年还互相牵挂着，真不容易。” “是，小时候我们俩形影不离。再加上，我爸和我妈跟她妈妈关系特别好。”意识到话说走嘴了已经来不及收回，虽然对司马已经没有戒心，我还是急急地加了一句，“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我们家和她们家的关系呀。” 司马说：“我这就上团部广播站广播去。” 我无心与他玩笑，“真的，尤其别告诉柳云琴，我知道你们俩谈得来。” “我跟谁都谈得来。”司马的话音里还是带着笑意。 “真的，你别跟她说啊。” 我歪过头去审视司马的脸，他这几句不合时宜的戏谑使我为自己的冒失而担心，可黑乎乎的，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司马这才一本正经地说：“放心吧！” “乍一见面儿，钱薇变得都认不出来了，可一听她说话，又觉得一点儿都没变。”我脑子里浮现着钱薇现在的样子。 “你们分别了好几年了吧？你经历过的事儿她没有经历，她经历过的事儿你没经历，有变化很自然。她也许跟你的想法一样，觉得你变了，变了说明你们俩都长大了。”司马的话有道理。 “你跟他们关系不错？”我试探地问。 司马又没正形儿了，“不是跟你说，我跟谁都谈得来。” “可老钱是……”
“宫苹等着你呢。有些事儿以后再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