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讲到汉东省的官场有两大帮派：汉大帮和秘书帮，这自然是对中国官场存在的“团团伙伙”的标签化表现。当然，剧中也仅仅是随意贴了个标签，没有反映出官场帮派的真实状况。

官场以外的观察者，往往简单根据官员的履历，像分萝卜白菜一样把官场分成“太子党”、“团派”、“清华帮”等等，看起来煞有介事，也流传甚广，殊不知官场的人抱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群不同的人碰巧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碰巧在同一间学校读书，碰巧从事过同样的职业，充其量也就是感觉亲近一点，大不了成为酒肉朋友，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要形成这个共同体，进而成为一个帮派，需要有更牢固的利益纽带。

中共靠割据起家，从红军时期的苏区，到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几路野战军，被毛泽东形象地称为“山头主义”的宗派就一直存在。虽然老毛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压制了各个山头的公开活动，但是这些山头一荣俱荣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一直存在，比如林彪时期的二野系，邓小平时期的四野系，等等。

中共建国以后，军队干部转入掌管地方，成为封疆大吏、一路诸侯，利益开始显现，军队的山头于是解释转化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需要有人办事，也就是要有爪牙鹰犬，于是开始物色身边心腹、同乡同窗为其代理日常事务。不同的人用人是有偏好的，有些人喜欢用老乡，有些人喜欢用同窗，有些人喜欢用身边工作人员，这个用人特征导致了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特定领域一批特征近似的官员脱颖而出，在外人看来就是帮派了，其实不是，他们不过是临时召集在一起的狗腿子而已。

不管是黑社会也罢，官场也罢，要形成一个帮派，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江湖上罩得住的核心人物、一群亡命之徒、一个经济网络。《人》剧中传说的“汉大帮”帮主高育良，不追逐金钱，只追逐权力，这是作家的瞎想，人设逻辑不通。没有经济枢纽，你让兄弟们团结在你老师的光芒周围？瞎扯吧你。实际上所谓“汉大帮”是以祁同伟和高小琴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交际圈而已，可以换手挠痒痒，却未必是换命的兄弟。

一般人出于阴谋论，容易把地方官场的权斗复杂化。其实像《人》剧的写法，大大抬高了中国地方官场的文明程度。一般而言，省及省以下，哪来那么多勾心斗角、帮派势力，赤裸裸就是比横、比后台。比如俗话说天上玉皇大帝，地上党委书记，而薄熙来当市长、省长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书记是谁？党政两个一把手，谁横谁是老大，俩人一般横，又尿不到一个壶里，就往对方身上尿，哪来那么多权谋，他们才不屑这些阴谋诡计。中纪委披露的党政两个一把手相互检举共同垮台的案例，比电视剧生动得多。

中国官场的帮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表面上的所谓“大清王朝”、“团派”、“五道口”，乃至“西山会”、东北帮，都不过是土围子，算不上帮派。真正的帮派是哪些呢？延安儿女、四野子弟、新四军后代，这些在三令五申禁止“老乡会”、“同学会”活动以后，还敢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联谊会”才是。周永康贵为常委，东北帮帮主，儿子还只能去跑项目投标挣点小钱；令计划大内总管，兄弟荣耀，西山会红红火火，转眼间灰飞烟灭；郭伯雄一代军机大臣，号称一半将军是郭氏家丁，还不是顷刻间土崩瓦解。司马迁修《史记》，本纪、世家、列传清清楚楚，未入世家，别称帮主，否则会死得难看。

中国眼下的问题是，毛氏之后，“本纪”空缺，各路“世家”号称太子党，纷纷自立山头；而“列传”诸臣如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之流，也斗胆僭越，假冒世家之名行事立碑，导致江湖混乱。打掉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团伙，不过是在惩治僭越。2015年以股灾形式表现的一场经济政变，显示出帮派活动似乎并未消停，最近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金融反腐”，才真正是在清理帮派。后事如何，且擦亮眼，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