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出身高校，有教授學銜，是知識型領導的符號。這個人物的人設，也是悖離常識的。

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是“器”，可以為“君子”所用，但是不可依靠，加上有一大批打過江山的將領需要分封，所以幹部以工農出身為主。鄧小平實際上執掌中共以後，對老毛時期“三結合”的幹部路線頗有不滿，於是提出了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四化”標準，知識型幹部就成為各級領導班子的標配。很少有人注意到，鄧小平在“知識化”之外特別提出“專業化”的深層用意，這就是務實的鄧小平出於對文人的蔑視和戒備，用“專業化”把文科生排除在外，而領導幹部的“專業化”實際上就是“工程師治國”，沒文科生什麼事。

《人》劇中一再說到，如果不是沙書記空降，高育良就可以接任省委書記，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以前，地方政法委書記由公安局（廳）長兼任，後來為排除公安對撿、法兩家獨立辦案的干擾，改由同級黨委常委兼任。周永康倒台後，新任政法委書記已經不再進入常委，僅僅按同級副職對待，成了“括號幹部”，地位已經低於同級公檢法。劇中的高育良以省委副書記兼任政法委書記，是“維穩”任務十分嚴峻的情況下非常例外的特例，我懷疑是編劇並不了解幹部配備慣例，參照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級別瞎編的。

高育良以法學教授身份進入政壇，是因為有夫人的拐彎人脈，在省管幹部這個台階上，當然沒有問題，要更上層樓，進入中管幹部行列，負責一個方面的工作，中組部也會尊重省委意見，沒大的問題也會輕輕放過。但是要成為省委書記這樣的封疆大吏，履歷簡單、文科出身、在“海裡面”又沒有人脈的高育良，僅僅靠省委書記的推薦，想都不要想。

中國的幹部用人制度，非常細緻，提拔和重用又有不同的含義。比如《人》劇中涉及到的從正廳到副省到正省，如果要從地方主官晉升到副省，就是提拔，必須是書記才有指望；同是副省，從副省長到省委常委，從常委到副書記，就是重用，要按照幹部提拔程序重新考察，從省長到書記，雖是平級，但是黨內卻是從副書記到書記，也要按照提拔程序進行。而如果從副省長改任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政協副主席，雖然也是平級調動，就只能叫“安排”，上一級組織部發個文就行了。高育良即使是副書記，隔省委書記還差了省長這一步，從“進步”的階梯上說，也是想都不要想。

一般情況下，像高育良這種情況，可以提拔到人大、政協擔任主要領導，進入正省級行列。由於漢東省省委書記不是政治局委員，所以一般要兼任同級人大常委會主任，那麼現實中的高育良，最多只能指望省政協主席這個職位。

當然，從高校到地方任職，一般是安排黨外幹部的途徑，黨內還是要靠基層一路拼殺，所以近年來才有那麼多的掛職幹部到基層鍍金，但是這已經脫離劇情，就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