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宫苹立马谆谆告诫加入了待业大军行列的我，别把挑到篮子里的都当菜。她说：“分配工作的时候绝对不能饥不择食。现在的人讲实惠，不讲革命需要了。工厂有街道的，有国营的，你得问清楚。街道工厂是小型集体经济，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和劳保条件都远远不如国营企业。”她在家里等了将近一年，终于进了北京化工厂，这是国营企业。她说等得值，比进街道工厂强一百倍。

回城的人越来越多，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了，别说国营企业的名额一般还没到街道办事处就被后门要走了，就连街道工厂的空缺也不是随手拈来。有些回城知青接了或到点或提前退休父母亲的班，我爸爸妈妈正是人到中年，单位里承上启下的业务骨干，退休的计划远远排不上日程。况且，如果真到爸爸妈妈单位接班，我的水平只能在部里当个清洁工。

在北大荒的时候，有人说：只要能回城，扫大街也干。哼，扫大街的工作早让人占了，谁给你留那个空缺？返城的知青为了生存不乏开动脑筋的人，他们当临时工，到前门大街去摆摊卖大碗茶，上天安门广场给人照相，在华侨商店门口倒卖外汇券……可我既没做买卖必备的嘴皮功夫，也无实惠可用的一技之长，只能眼巴巴地等着街道办事处珍贵稀少的分配名额。我为工作问题心急如焚，但又惧怕面对那个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从天而降的未知。

宫苹的姐姐考上医科大学，幸运地赶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班车。她弟弟去年高考落第，可今年也进了梦寐以求的中央美术学院。我对他们眼红之极，夜不能寐。小时候我也喜欢过美术，其实说美术是夸张，我不过是喜欢画画而已，好多年没摸画笔了。

白天，我羡慕那些上班下班的人们和上课下课的学生，如同面黄肌瘦的病人羡慕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健康者。在这充满了活力的北京城，我像一个弃儿，孤零零地站在生活边缘的阴影里。夜晚，我与失眠相伴，长久地徘徊在夜深人静的小区。

黑暗对我的心灵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安慰，像婴儿甜睡在母亲的怀中。望着夜空中的星，清晰却遥远，明亮却寒冷。然而，这一点点温存总是那么短暂，下一个黎明总是雷打不动地唤醒我心中的忧郁。

我思念司马和钱薇，也思念潘姐和秀莲。有时我想，如果我还在北大荒，至少我不会吃闲饭，可人是不能走回头路的。不能走回头路，眼前又没有路，这使我的心陷入深不见底的郁闷。记得，在生产队时，一条没人认领的黄狗常在食堂门外转悠。冬日的一天，它蜷缩在墙角里，身上血肉模糊。听说是因为偷吃食堂的夜班饭，被人打的。一连好多天，那狗蜷缩着，一动不动，连舔伤口的气力也没有。终于有一天，它不见了。那条狗一定是经历了不可言喻的痛苦，最后默默地死去的。

我反复地想、反复地问：我会不会也这样慢慢地化为乌有呢？一天，无意中又看到几年前从黑龙江水里拾回的那块蓝绿色的鹅卵石。我端详着、抚摸着它。出水过久，它已光亮不再，变得干涩粗糙、普普通通。但当我将它捏攥在手心里时，它依然坚硬阴凉、实实在在。我猛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不，我不会像那黄狗一样化为乌有。人与兽的区别在于，人是能够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状态的。我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消沉、这样颓废、这样一蹶不振；我不能让生活磨掉我的勇气；我绝不能被生活抛弃！然而，有了决心不等于就有了办法，没有办法，还是心灰意冷难以振作。

好在，整日在矛盾情绪中挣扎的我等到了好消息：钱伯伯快来了。

冬末春初，我上北京站接来了钱伯伯。

他给我带队里消息：潘姐跟老刁搬家去兴城了。潘姐的梦想成真了，我真为她高兴。他还说，老孙当了二十一队队长，聪明的小孙昊很用功，学习特别好。可惜因为大多数知青教师们回城了，农场师资紧缺，连柳云琴这样只有小学水平的知青都被调去当老师了。钱伯伯摇头叹气，对农场孩子的教育问题忧心忡忡。

下车伊始，他为京城的变化而嘘唏不已。他喜欢现代化的厨房和卫生间，他说这叫想起四十年代在美国上学时的生活环境。可没几天，他就厌烦了城市的喧嚣人海、车水马龙，更为商店里蔬菜水果不让挑和售货员的蛮横而困扰。

除了回来落实政策，钱伯伯唯一的需求是配一副新眼镜。他的眼镜还是劳改时带到北大荒的，两个镜腿都是因陋就简用医用胶布固定的。

我跟着钱伯伯先奔同仁医院眼科验了光，随即揣着处方去配眼镜。

光明眼镜店里，三个年轻的女售货员目中无客，凑在一堆儿嘻嘻哈哈地聊大天。

我叫了好几声“同志”，其中的一个才转过脸来，像《镜花缘》里被人掀起盖帘的两面国人，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满面桃花倏地变得冰冷如霜。如果脸色有温度，我和老钱瞬间就到了北极。

“干什么？”她的明知故问让人心寒。

钱伯伯指着玻璃柜台里面的一个眼镜框说：“请你把这个眼镜框拿给我试试看。”

那个售货员瞟了一眼柜台里的眼镜框，甩出一句：“那镜框儿不配你。”

“我试都没试呢，你怎么就知道不配我？”

她头一别，懒洋洋、爱搭不理地说：“不配就是不配。”

“拿出来看看怕什么的？”我已经练出了以此种人蛮横之道还其无理之身这招。

钱伯伯碰了我一下叫我不要无礼，客客气气地说：“同志，配不配，让我试试再决定，好吧？”

“那镜框儿不配你那胖脸！”售货员一声吼叫把店里的几个顾客都震得瞪着眼睛直看她。

另外两个售货员还是无动于衷地、隔岸观火。

“你这叫什么为人民服务？”我火冒三丈。

一个看热闹的售货员终于开口：“我们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

“你们领导是谁？我找你们领导！”我脸上火辣辣的，心说这活儿要我干保准比她为人民服务积极性高。

“找去吧，姑奶奶正不想跟这儿干呢。”那个拒绝拿镜框的的售货员一脸不屑。

钱伯伯推着我往门外走，息事宁人地说：“小丽，算了、算了，我们走吧、走吧。”

眼镜处方还在口袋里未见天日，需要眼镜的人已然被扫地出门。

我说：眼镜店又不只此一家，咱们上别的店去买，可他说：算了，不用了。

“干吗不用？”我坚持，“在连队的时候我就看您老是小心翼翼地怕眼镜儿彻底坏了该没得用了。现在有条件换副新的了，干吗不换啊？”

“舍不得呀。”他开玩笑，“这副镜子带了一辈子，我是怕换了新的，你蒋阿姨和薇薇看见我该不认识了。”

“哟，您还迷信呢。那这样儿，咱配副新的用着，也把这副旧的好好保存着，行不行？”

可钱伯伯说什么也不愿再进眼镜店了，他的理由是：反正人老眼花，看书看报不用戴眼镜了，凑合吧。经不住我的百般“劝说”，他说：买菜服务员态度坏，咱能躲着点儿，买眼镜就不行了，咱们犯不着为副眼镜挨呲哒。

我只道是过去那些年搞运动的“人情恶”至今在他心中留下了褪之不去的阴影，可他又说：“还是庄稼人憨厚啊。在农场，除了搞运动那些年，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都客客气气，好来好往的。其实，就连那些年搞运动不是还有人暗地里照顾我老钱头和病闺女呢吗？这你也不是没亲眼看见。”他最后强调。

“您又来了，”我抗议，“老拿北京不好的地方跟农场好的地方比。”

“哪儿好也不如家好哦。”

“您家在这儿啊！”我任性地说。

“可你蒋阿姨和薇薇不在这儿呀。虎子也老了，还等着我呢。”他的语调迟缓，惆怅影子爬上了他的心头。

我懊悔惹他伤感，便顺着他说：“嗯，真可惜咱不能把虎子接到北京来养老。”我也挺想念虎子的。

眼镜问题最终是宫苹帮着找熟人解决的。新眼镜与他那副旧款十分相近，钱伯伯满意极了。

政策落实了，可是工作和房子问题一时半会解决不了，我们诚心诚意地邀请钱伯伯住在家里。本来就是一家人，应该一起住。北京的房子太紧张了，把房子让给急需的人好了。

我能理解钱伯伯内心的孤独。北京对他是陌生的，他对城市里的很多现象缺乏认识、缺乏理解，他与城市里的人们少有共同语言，少有共同情愫。他的朋友们在北大荒的建江农场，他的家人永远留在了黑龙江边。虽然我永远不能在老钱心里取代钱薇的位置，但我愿意尽可能地填补他心里的洞，与此同时，我也需要为自己拓宽生活的领域，于是萌生创意，央求老钱给我当老师，教我学英语。

钱伯伯不但欣然同意，还专门带我跑到一家旧货店，搬回来一台老掉牙的英文打字机教我英文打字。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严师，对社会上流行的《英语九百句》不屑一顾，指点我一头扎进英文版的《简·爱》。我横下了一条心，重新培养丧失多年坐得住的韧性。我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学语法，背单词、翻字典、做翻译，绞尽脑汁——既为了取悦老钱，也为了学一点儿知识，同时为了不荒废大把大把的时间。我的学习进度极慢，老钱却满意地对爸爸妈妈说：“小丽学语言可以，理解能力强，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只可惜提高口语能力机会太少了。”爸爸妈妈高兴地说：“慢慢来，慢慢来，以后会有机会提高口语能力的。有了一技之长，找工作也能容易点儿。”

庆庆回北京办事，见我学英语，吹凉风说：“中国话还没学好呢，学什么洋话呀？”

宫苹却羡慕地说：“可惜我上倒班儿，不然一块儿跟老钱学学我妈的母语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