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饭后，爸爸郑重其事地召开家庭会议，向我们披露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中美正式建交以后，他的大哥——我的大伯，也就是钱薇的外公，跟许多美籍华人一样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回国寻亲。

大伯现居美国加州，在一所大学里任教。许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大伯在签证申请表上写下了钱薇的外婆、蒋阿姨和爸爸的名字。因为爸爸曾经在使馆工作，这件事立即上报了部党委。部里经过调查确认了他们的兄弟关系，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批准大伯回国省亲。但是如果爸爸不愿意见他，领导上将通知使馆拒发签证。爸爸特别强调说：他想听听老钱的意见。

我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而震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时尚变了。革命了这么多年，全国人民一觉醒来对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进来的“精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境外”有关的东西成了上上品。社会上，最抢手的东西是外汇券，最叫座的电影是《佐罗》，最理想的品牌是三洋，最时髦的歌手是邓丽君，最流行的服装是喇叭裤，最招摇的是在公园里对跳摇摆舞，最风光的是蛤蟆镜上的进口标签。而大城市的年轻人站在社会时尚的风口浪尖上最先向“外”看。他们对“新鲜事物”最敏感，最接受，也最支持，我也不例外。

老钱低着头权衡利弊，考虑了很长时间。

我屏住呼吸注视着他。

爸爸和妈妈也默默地等待着。

最后，老钱慢慢抬起头来说：“我们下个赌注吧，但愿历史不要开倒车。我看，他来看看也好，家里发生的事情应该让他知道。”

命运就是这样的高深莫测叫人难以捉摸。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爸爸、妈妈、我、蒋阿姨和钱薇在北京，钱伯伯在北大荒；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爸爸和妈妈在干校，钱薇、钱伯伯和我在北大荒；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爸爸、妈妈、钱伯伯和我一起把从美国回来省亲的大伯从首都机场迎到华侨饭店。

我陪大伯回到他和父亲的老家，大西南山区里的省城，又陪他回到钱薇的外婆居住过的江南都市。大伯的悲恸和悔恨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使我甘心情愿地宽恕他。一路上，大伯反反复复地翻看着我和钱伯伯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本相册，里面是钱薇的外婆、蒋阿姨和钱薇的照片，他一遍又一遍让我给他讲述我所知道的关于她们的一切。

我告诉大伯，蒋阿姨又漂亮又善良。我告诉他，我经常梦见钱薇。有时候钱薇像小时候那样健康活泼，有的时候像前些年那样深沉老练，有的时候像临终前那样柔弱衰竭。还有一次，我睡在床上，钱薇天使般地悬在空中向下看着我。我问她：“你好吗？”她的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醒来时脸上还是湿的。真的，我对大伯说：“钱薇真的来看我来着。”大伯父仔细地听着，他的眼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旅行路上，我向大伯请教在翻译《简·爱》中遇到的问题。大伯不解，问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上下这么大的功夫。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我回答。再说，这是钱伯伯布置的作业。

大伯说：“不错，这是本名著，但与当代的中国青年具有巨大的时间跨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且故事古老、语句冗长、含意深奥，没有相当的英文基础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非但吃不透其本意，学出来的英语再好，也是像生锈的出土文物。人类科学、文化、政治、生活等等，都永远在发展进步，语言更不例外。”

“那我怎么办？”

“这样吧，”大伯父说：“看来，在大陆读韩素音不犯忌，我随身带了一本她的自传体小说，我建议你用这本书学学现代英语。”

一个月以后大伯要回美国了，钱伯伯要求召开家庭会议。

他对大伯说：“这些年家里人的遭遇由我来负全部责任，我在此向你道歉。”

大伯说：“不能怪你、不能怪你，千万千万不要再这样讲。”

钱伯伯对爸爸和妈妈说：“我有个想法，还没跟你们大家通过气，尤其是你们俩。”

钱伯伯又把目光投向大伯，“解放以后国内的情况你是不大了解的。小丽她们这一代人，从落生就把别人的事业与梦想当做自己生存的意义。十年动乱对她们来说，更是文化教育上的绑架，因而导致了现在如此严重的知识断层，这是一场罕见的人间悲剧！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首要任务。如果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国家会有相当大的发展。那么，就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可是目前全国有上千万像小丽这样高年龄、低技能的知青。我担心，在经济发展不久的将来，后天的缺陷会给她们带来目前还难以想象的窘迫。”

我对钱伯伯的话似懂非懂，可听得出他在给我预料一个很不理想的未来，似乎有那么点儿，虽然是起了个大早却只能赶个晚集的意思。

终于，老钱对爸爸妈妈说：“我在想，与其小丽将来不过是进工厂当个工人，不如再让她出去闯一次。”他转向大伯父问：“美国是一个机会的田野，你能不能把小丽带出去？去你那儿上学？这孩子不笨。给她一个的机会，让她为自己奋斗一次。”最后他问我：“你说呢？”

老钱把我的脉搏摸得很准确。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学、读书，填补大脑里的空白，给自己匮乏的精神生活涂上几抹生动的色彩。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我面前没有五彩的路，时时刻刻都感到压抑，感到愤懑，感到失落，感到空虚，感到迷惘，像是生活在牢笼里，周围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比坚固的铜墙铁壁，我多么想冲出去，多么需要一个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啊。去美国上学？我连做白日梦也没想到这儿，然而，经钱伯伯一提起，顿感眼前出现一线生机。

我告诉大伯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不安地问他我能去美国上学吗。

大伯父肯定地说，到美国上学是没问题的。他说，他们那里有英语学校还有专为成年人办的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只要满十八岁就可以入学，不计文凭。毕业后可以转入四年制大学，接着攻读本科学位。只要我愿意去，爸爸妈妈让我去，那这件事，他负责办，所有的费用也由他来解决。

突如其来的希望使我急不可待——机会像易惊的泥鳅，难以捕捉，一旦冒头，必须立刻抓住。刻不容缓！我急切地告诉他们：我愿意，我太愿意了。我要再插一次队——去机会的田野插队。我没什么本事，但我懂得“认真”二字。只要能上学，我哪儿都愿意去，哪儿都敢去。

爸爸和妈妈四目相视，同时点了点头。

大伯父随即拍板，“好的，那就这么定了。你们放心好了，这件事，我一回去就着手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