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上映后，很多观众和影评人都指出这部电影在叙事上的支离破碎，然而笔者却认为，《芳华》技术上的瑕疵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这部电影叙事中的断裂、矛盾、悖论，不仅是电影作者的能力缺陷和无法节制的怀旧情绪所造成的，它真正关涉的是影片的编剧严歌苓与导演冯小刚在视角上的显著差异，从根本上说，它源自于这一代人青春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或者说，是那一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严歌苓和冯小刚的分歧在于，严歌苓有着想要解构集体主义友爱的强烈意愿，而冯小刚似乎真诚地相信集体主义友爱的存在。严歌苓代表的是一种大众的普遍看法，即一个平凡如刘峰的战士想要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通过“成圣”，通过对他人的慷慨赠与而与他人形成一种债务关系。但事实上，雷锋精神并不是一种债务关系，更不是今天所谓的“烂好人”、“暖男”，雷锋的“使别人过得更好”包含着对（后进）同志的改造和感化，从而使每个人都成为更好的人，例如，刘峰对林丁丁的表白发生在林的入党申请通过之后，这一情节就点出了社会主义理想爱情观的基础——共同进步。在社会主义伦理的自我想象中，真正的集体主义友爱是建立在自我和相互的批评和改造的基础之上的，而在今天的语境中，“改造”与“友爱”是根本对立的，前者意味着压服甚至迫害，正如何小萍和刘峰在文工团所遭遇的那样。

      而在冯小刚的电影中，文工团散伙饭，以及郝淑雯、萧穗子与刘峰在海口的重逢，是两场重头戏，也构成了影片下半场的主要煽情段落。在某种程度上，冯小刚在《芳华》中延续了《集结号》的主题：组织的不可信与战友情的真实性。但是，这正是影片的自相矛盾之处，战友们对刘峰和何小萍的片刻温存，与他们的冷酷无情形成强烈的对照，而离开文工团后，战友们完全不同的处境和命运，则证明了离开了集体的“战友情”的虚幻性。

    造成这种矛盾和断裂的原因在于，不论是冯小刚还是严歌苓都没有理解集体主义友爱的内部逻辑，因此不能从这一逻辑本身出发去进行反思和批判。社会主义友爱本来就是有边界的，没有敌对就没有友爱，正是接班人问题与出身、血统问题纷繁复杂的纠葛，导致了文革初期的青春之殇，这其中，为超越出身的“友爱”留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改造。

   《芳华》后半段用了一个桥段来解决刘峰、何小萍与前战友们之间的矛盾。首先，刘峰赖以生存的运营车子被海口联防队扣了，并要他支付一千元的罚款，刘峰付不起罚款，又不愿亮出战争英雄的身份，与联防爆发了肢体冲突，这时，刘峰的前战友、军长女儿郝淑雯突然出现，一边谴责联防“打战斗英雄”，一边甩出一千元的钞票，化解了刘峰的难处。曾经的“活雷锋”刘峰在离开文工团的90年代初，反而成了被郝淑雯拯救的对象，这看上去是影片中一再回荡的“战友情”，是历史赋予特殊群体的超越性别和阶级的情感共识，但事实上，刘峰为保护最后一点自尊而写下的借条，正是被郝淑雯以“战友情”的名义撕碎的，电影意欲用“战友情”来掩饰的，正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

      贯穿电影始终的萧穗子的画外音则告诉我们，刘峰与何小萍成了一对苦尽甘来的黄昏恋榜样：不结婚生子，超越世俗，在战友聚会上比别人都更安静地坐着，由此通向了《芳华》的圆满结局——精神上的安宁成全了两个灵魂的彼此守护。可事实上，这一站在全知视角上的讲述无非是谎言的脚注，用岁月静好的幻象替换了刘峰与何小萍这对精神眷侣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参与社会并改变自身能力的无奈境遇。

    刘峰与何小萍的恬淡中年无非是他们经过青春挣扎却不得不落回底层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可以被高阶的前战友居高临下地观察甚至窥探，却不再拥有与之平等交往的情感渠道，离开了集体，他们之间本就脆弱的“友爱”已经被资本驱动下的新阶层固化拒之门外。更令人悲哀的是，被萧穗子遮掩并美化的“恬淡中年”，还意味着刘峰和何小萍精神上的被动认命，如果说何小萍曾经的精神症候尚是她年轻时不肯轻易服输的冲动意志，那《芳华》结尾释放出的幸福中年表情包，则是提前宣告灵魂枯萎的甜腻鸡汤，看似要抚慰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经受的磨难，实则在抹平尖锐的现实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