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念、风俗的不可或缺

    我们在前面第五章中曾讨论过，理念系统由于成本过大的原因，不得不依赖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来实际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对于理念系统来说，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问题：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明社会，仅仅依靠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而不要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的帮助，是否可行呢？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一个文明社会的组织分工协作的系统也同样离不开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的帮助。我们下面就来论述这一点。

先看理念系统的不可或缺性。首先，我们知道，当人类刚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习惯于原始风俗的人们还一时无法习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想办法创造出一个能使人服从命令的“社会舆论”来。这一点，许多近代的思想家们都认识到了，例如，西方的思想家休谟就说过：“对于那些以哲学眼光来考虑人类事务的人来说，没有比看到大多数人轻易地受最少数人的操纵，注意到人们以不言明的顺从而放弃自己的感情，并转变为维护他们领导的利益更令人惊奇了。当我们寻思这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通过什么方法得以实现的时候，我们发觉，因为，力量总是在被统治者这一边，统治者只有舆论支持他们，而没有任何别的。正是以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政府，这一准则延伸到最专制最尚武的政府，也延伸到最自由、最民主的政府。”^②也就是说，那些古今中外的国王们往往要依靠理念系统的帮助来使人们能够顺从地服从命令。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代表“共同意志”的君主掌握了暴力工具，例如军队和警察，就可以强迫人们服从自己的命令。但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即，首先这些军队必须服从你的命令去镇压百姓才行。而怎样才能使军队首先服从命令呢？还是得有舆论帮助你训练军队才行。实际上，这一点，远古的人们也认识到了。例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彖》）不仅东方，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君主们也同样信奉：“有神则资利用”（奥古斯都）。到了后来，则更进一步，“为君者不必信教，而不可不貌示笃信”（马基雅维里）。同样，与之相对应，为了防止君主们胡作非为，人们也要借助舆论的帮助来约束君主。尤其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当人们还没有发明出用诸如三权分立的机制来制衡“共同意志”的绝对权力时，更是如此。例如，人们往往借助神道（天谴）来谏诫帝王们^③。

其次，从一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以行政系统为例，我们曾说过（第五章第七节），理念系统主要是通过对行政系统中最高共同意志的影响，来间接作用于整个行政系统以至于整个社会的。但这主要是指行政系统规模较小时的情况。而当一个行政系统的规模相当大时，则不仅其“最高共同意志”的决策要依赖理念系统的帮助，而且，其整个行政系统自身的存在本身也需要理念系统的帮助了。原因就在于，当一个行政系统的规模足够大时，那么充当整个社会的“共同意志”的个人，其自身的能力就不行了，他必须依赖其他人员的帮助。从横的方面（不同领域的事物）和纵的方面（不同地区的事物）来看，均是如此。也就是说，他必须依赖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来帮助他具体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协调管理。而要使这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观念，且个个精明优秀的官员群体们“万众一心”，他就需要有一个理论体系来把这些官员们的思想意志基本统一起来。

只有统一了思想，才能统一行动（反之，道不同，不相与谋）。例如，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马克思主义（一个庞大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来统一所有行政官员的思想意志。在古代中国，则是靠孔孟的儒家理论体系来统一各级官员的思想行为。另外，我们前面第三章中也说过，行政系统的规则之一就是要统一社会舆论，而统一社会舆论的前提也要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而这个基本的社会共识也只能来自于一个基本的理论体系（无论这个基本理论体系的创建者是行巫术的神婆巫汉，还是追求真理的严肃的思想家）。总之一句话，无论是从行政系统的自身管理需要来看，还是从行政系统管理整个社会的需要来看，它都离不开理念系统的帮助。

    我们再从一个更具体的行政规则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一个行政系统要想有效运转，就必须确保各级官员的权威，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从外观上来看，人们大体一样，从智力上来看，尤其在古代，人们也大体上一样。再加上传统的平等风俗，那么，要使整个社会的全体人员都各安其位，承认并遵守等级制，可想其难度会有多大。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他们经过深思熟虑，认识到了等级制的必要，并想出了种种理由，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为这种不平等但却必须的制度进行辩护，正因为有了这些置身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属于独立的理念系统的思想家们的不懈努力，才勉强做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安分守己，各安其位，承认了不平等的现实，接受了等级制为“天经地义”，从而从根本上确保了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转。

最后，我们再从理念系统自身的功能——对社会的校正指导作用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理念系统的不可或缺。我们知道，在第一行政定律“命令可变”的基础上，理念系统主要是通过对行政系统的共同意志的决策正确与否的分析，来提出它自身对社会的校正指导建议的。那么，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能否从行政系统自身内部，分派出一些官员来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并观察研究社会现实（各种行政决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从而对共同意志提出政策建议，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校正指导作用呢？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人们也曾多次认真尝试过这种办法，例如当代的众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内，都有专门的理论研究部门和宣传部门。但实践后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因为，这些“行政系统内部的思想家”们，有着自己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做为行政系统中的一员，他们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必须维护“共同意志”的权威，包括他所做出的决策的权威；其次，他们做为思想家的身份，又要求他们做为理念系统中的一员，必须对社会现实负责、对自己所信奉的理论体系负责，而不能考虑行政决策者的威信。这就构成了一对不可解决的矛盾，你要么对真理负责（自认为的真理），你要么对“共同意志”负责，二者必居其一。除非共同意志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百分之百符合你所信奉的那个真理，否则，这一矛盾就无法解决。

由此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即，身在行政系统之中的理论家们，他们要么是大力给那些他们所认为正确的行政决策寻找并提供大量的理论根据；要么就是对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行政决策保持沉默，以尽他们“服从组织”的职责。总之，无论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他们实际上都已无法履行其做为理念系统职责的功能：对社会的校正指导作用（在第一种情况下无需他们的指导，在第二种情况下又得不到他们的指导）。而只有当这些思想家们完全脱离开行政系统，他们才能克服这对矛盾，他们才能只对真理负责而无需对行政领导负责。也只有这样，他们的建议才能真正起到校正指导作用，并且不会损害行政系统的权威。（自家人的反对会影响到家长对其自身属员的权威；外邦人的反对影响不到家长对其自身属员的权威。例如，这个比喻也许不十分恰当：彭德怀的反对会严重影响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而蒋介石的反对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

如果说行政系统主要是和理念系统之间存在着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的话，那么，市场系统则主要是和风俗系统之间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举例来说，市场系统的第一定律要求“契约不得违反”，那么，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显然，它只能依靠风俗系统中的“不得说谎”、“信守诺言”、“遵守誓言”的传统来做到这一点（在文明社会的早期，在签定合同、审理案件时，当事人往往都要进行宣誓，这即是风俗传统的遗留）。和行政系统不同，市场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决策者，而是有着成千上万的、各自独立的决策者，要想让这成千上万的决策者都去信奉理念系统中各不相同的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理论体系，实际上几无可能。那么，如何保证这成千上万的决策者能在各自的交换行动中共同遵守一个最起码的准则（道德底线）呢？显然，这只有依靠文明社会所由脱胎而出的那个原始社会风俗系统的帮助。只有这个相对单一、相对统一的风俗系统，可以保证市场系统的正常运转。

举例来说，市场系统要求无条件地信任中介，那么，尤其在市场系统产生的早期，怎么才能保证身为中介的人们不滥用这个信任呢？（一旦滥用，刚刚诞生的市场系统必定夭折。）这就要靠风俗传统的帮助了。正因为在原始的风俗和文明的风俗中都有不说谎话，不欺诈的普遍要求，而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舆论还保留着强大的压力（影响力），这才保证了文明社会、尤其是早期文明社会的绝大多数市场中介们能自觉地约束自己，不滥用人们的信任，从而使市场系统得以健康地萌芽并逐渐发展起来。

而在市场进一步发展、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之后，一方面，也只有经常依靠传统风俗中亲戚互助、邻里互助的因素，才能使整个社会不至立刻分崩离析（例如中国的宋代，市场系统相对发达，政府便大力推广家族互助制）。另一方面，或者由于阶级制（贫富差距）是缓慢地、逐渐地产生的，人们就容易在历来如此的风俗中平静地接受它；或者，由于经商的不确定性因素十分巨大，虽然人们有可能一夜暴富，但也可能一夜暴贫，因此，人们也能够在接受“天意神裁”的传统中平静地容纳这变幻的阶级制。

总之，换句话说，正像早期行政需要一个与其并列的、独立的理念系统的帮助一样，早期市场系统也需要一个与其并列独立的风俗系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