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的婚姻悲剧

蒋廷黻（Jiǎng Tíng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中国历史学家、外交家。 1911年，16岁的蒋廷黻前往美国求学，就读于密苏里州帕克维尔的派克中学，半工半读。1914年进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主修历史学，1918年获得文学士学位。此后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蒋廷黻回到美国，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海斯教授，攻读历史，1923年获博士学位。 1923年，蒋廷黻回到中国，先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1956年3月，蒋介石以一等卿云勋章颁授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褒许其历年在外交坛坫上奋斗之功绩。1961年11月，蒋廷黻改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代表任内，最主要的工作在于控苏案及中华民国联合国代表权案。1965年10月9日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当我1919年夏入哥大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认为我应该专攻新闻。我想如果我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政治。……为此，我进了新闻学院。但我……突然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仅是表面的，无法深入，所以他们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我认为：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须专攻政治科学。因此，乃于1919年秋放弃新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我又觉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我的结论是：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我已经由新闻转政治，现在我又从政治转历史。”从蒋廷黻的选择转换中，我们发现他其实是在寻求更接近他“政治救国”的梦想。他说：“救中国的念头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中，时隐时现。”因此他前半生的“学者论政”生涯和后半生的“学者从政”生涯，一言以蔽之，都是在“救国”这个大政治上。

　　 无论是作为留学博士、名校教授、著名学者，还是作为杂志主笔、著名政论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近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匡扶社稷的人生情怀，是其心中不灭的圣火。他的好友、当代史学家李济院士在1965年蒋廷黻去世时为文悼念说：“当蒋最后任驻美大使期间，我访蒋于华盛顿双橡园（大使馆址），留住数日，我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停了片刻，蒋反问说：‘济之！现代的人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他这个反问，我觉得他很聪明，因为‘知道’和‘不知道’是后来人的事，很显然的司马迁或张骞本人并不相干……。”但无疑，这两种工作，蒋廷黻都做得相当出色。

　　 已故《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先生曾为文说：“蒋廷黻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家，却是一个失败的丈夫，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失败的关键，就是他比一般男人多了一个女人。而且他在事业巅峰时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至少二十年，一直到死。”在蒋廷黻即将卸任驻美大使之时，他用英文口述《回忆录》，但在这《回忆录》中他并没有提及他的婚姻生活。不过其中倒有一段说他父亲在他五岁时就帮他订了一门亲事，在他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时，他考虑“我是否应该像家兄一样，服从长辈的意思，与我五岁时订婚的贺小姐结婚呢？我决心不干。于是我立刻写信告诉父亲，请他解除婚约。家父的回信可以总括为两句话：‘荒谬绝伦，不可能。’当他发现我的意志坚决时，他开始用说服方法，要我不要使他失信，让亲友看他教子无方，丢他的面子。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对婚姻的观点，我只说我要自己选择对象，除非和贺小姐解除婚约，我决不回中国。这样一威胁，亲戚们的信函雪片飞来。这都是家父发动的。要他们帮助说服我。有些人说家父对我的主张很震惊，甚至为此而生病。另一批人说贺小姐既温柔又漂亮。我的三弟，当时正急于赴美留学，写信告诉我，说家父已经后悔当年让他的两个儿子赴美留学，因此，他绝不让他的三儿子赴美，以免受美国不良思想的熏陶。对这些说辞，我坚不低头。我请父亲尽速解除婚约，因为任何迟延都会影响贺小姐的终身大事。大约是我在欧柏林毕业时，终于接到家父的通知，告诉我与贺小姐的婚约已经解除，我如释重负”。由此可见，蒋廷黻是坚决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而主张自由恋爱的。

　　 蒋廷黻的原配夫人唐玉瑞，籍隶上海，与蒋廷黻同为1895年生人。她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后，于1914年清华学校首次招考留学女生时被录取。首次赴美的十名女生为：唐玉瑞、张端珍、王瑞娴、林旬、李凤麟、韩美英、杨毓英、汤蔼林、周淑英及陈衡哲。她们随同该年清华本部毕业生出洋，到达美国后，分别升入各大学学习。陈衡哲后来进入美国著名女子大学——瓦莎大学（Vassar College）历史系，主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而唐玉瑞则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社会学。蒋廷黻在欧柏林学院毕业后，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为法军中服务的华工服务。1919年夏天蒋廷黻重返美国，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蒋、唐两人在学校认识。唐玉瑞不但喜欢蒋廷黻，而且在经济上帮助他。听说1922年11月11日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当时留美学生曾组成“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蒋、唐两人当时就是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1923年蒋廷黻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其中唐玉瑞也有份功劳。后来两人相偕同船回国，就在船上请船长证婚，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舟中结婚，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别开生面的新鲜事儿，因此在船抵上海时，唐小姐已成了蒋太太了。

　　 回国后蒋廷黻先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而唐玉瑞也在南开中学教数学和钢琴。教学之余，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校长张伯苓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让他终生难忘。在南开，他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数据辑要》（上卷），这是第一部不依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编辑的外交史资料，他自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说，南开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到南开大学邀请蒋廷黻前往领导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史料派。

　　 同在清华执教的好友浦薛凤说：“廷黻与予同在清华执教多年，又同住北院，朝夕相见，加之网球场上，桥戏桌边，又复时相过从。”浦薛凤说蒋廷黻与他有两项共同的嗜好：“一为运动，即打网球，每周二三次，均在下午四时许举行。偶或预备冰淇淋一桶，置球场傍，吃吃打打。一为消遣，即玩桥牌，每于周末晚饭后开始，只计分数，有胜负而无输赢。经常参加打网球与玩桥牌者，吾俩以外，计有（陈）岱孙（总）、（萧）叔玉、（王）化成、（陈）福田诸位。蒋、浦两家同住清华北院（十六号与四号），相去咫尺。廷黻大嫂（唐）玉瑞与内人（陆）佩玉时相过从，且常与（北院五号）王文显夫人，三位并坐，一面编织毛线衣帽，一面细话家常。两家儿女亦常来往，回忆清华生活真是黄金时代。”此时的蒋廷黻与唐玉瑞已经育有二女二男：长女智仁（大宝）、次女寿仁（二宝）、长男怀仁（三宝）和次男居仁（四宝）。

　　 在清华六年，蒋廷黻不仅显示了学术上的实力，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现。这期间他还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因此在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蒋介石曾三次约见他。1934年7月，他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也是他弃学从政的开始。

　　 在担任政务处长期间公牍纷繁，而蒋廷黻却是书生本色，因此实际处理，每感不惯。于是他请求外派，已定为湖南省教育厅长。就在他正待赴任之际，而驻苏联大使出缺，当时行政院秘书长长翁文灏知道他精于外交史，而且曾努力研究俄文，因向当局推荐派蒋廷黻出使苏联，自1936年至1938年，在任两年余。苏联大使卸任后又回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浦薛凤在《十年永别忆廷黻》一文说，在抗战期间他和王化成及黄少谷在重庆国府路上合租房屋一所，分别居住。“廷黻恰巧也住在国府路。每逢星期假日，常往伊之官邸，玩桥牌以资消遣。经常‘桥’伴计有（陈）之迈、（吴）景超、（张）平群（康）黛莉萨（彰）夫妇及（王）化成诸位。每逢桥戏，玉瑞自然出来招待酬应，但主人与主妇之间却少讲话。有一次，星期天上午，余客尚未到达。玉瑞走到客厅招待，坐下寒暄谈话，承询及佩玉（案：浦薛凤之妻）暨儿女情况。玉瑞曾云：你们虽然暂时分离，但感情要好，不在距离之远近。说此几句时，泪珠一滴已到眼眶边缘，强自抑制。予急改换话题，转头向外。此一次无意中流露潜在久蓄之情绪（时在民二十九年左右），给予及深刻之印象，迄今不忘。其后，玉瑞赴美，廷黻移居。”

　　 对于蒋、唐的“婚变”，浦薛凤可能是碍于后来的女主角亦为清华同学之妻，因此文中只以“玩桥戏女主人露真情”的小标题，一笔带过，并没有太多的着墨。对此刘绍唐的文章有所补充，他说：“蒋廷黻公余嗜桥牌，在重庆常邀三朋四友在家中玩桥牌，蒋的牌艺甚精，为个中高手。难得有‘棋逢对手’之人。第二个女人，就因为玩桥牌关系撞进了蒋家、更撞进了蒋廷黻的后半生。这个女人是清华后辈沈维泰的太太，名叫沈恩钦。恩钦年轻、美风姿。同桌玩牌、同席饮宴，眉来眼去，日久生情，但究属他人之妻，奈何奈何！此时与唐感情自然发生变化，据蒋家好友浦薛凤说，唐玉瑞常常背后伤心落泪。”

　　 1944年，蒋廷黻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救总”）署长。善后救济总署规模之大、物资之多，在中国尚属罕见。因此这官位可说是比部长，甚至比院长都大。后来虽有人为文说当时监察院曾弹劾“救总”的种种措施说：“不意此负有救难复兴重责之国家救济机构，内容紊乱，处理幼稚，账目无稽，甚于愚人所开之什货店（大意如此）。”但当时也在“救总”的浦薛凤说：“‘救总’总署指挥业务与办理公文，工作甚为繁剧。盖外则须与‘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折冲合作，内则上必随时向行政院报告，旁应与有关部会联络，下宜考虑地方政府之请求。此中艰难曲折，甜酸苦辣，非亲有经验洞悉实况者，实难想象。笔者身为助手，提到廷黻功绩，不无阿私誉友之嫌，但事实俱在，不难覆按。语云：树大招风。中外古今皆然，‘救总’自非例外。”

　　 而据刘绍唐说，就在此期间，唐玉瑞陪着幼儿居仁到美国去看哮喘病，蒋廷黻不再有所顾忌，将沈维泰、沈恩钦夫妇双双调到“救总”任职，不久又将“男沈”调往国外，留下“女沈”陪署长打桥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根据蒋廷黻的侄儿蒋济南在1950年1月16日《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你抢了你下属（编审处长沈维泰）之妻，与这次贪污案有关。李卓敏想拿实权，你又极无聊，他便投你所好，将沈的妻子介绍与你打牌，跳舞，进一步便同居，又进一步便与沈维泰脱离，由李卓敏将她拉进建国西路五七○号。沈维泰则被你调‘升’到美国去！李卓敏得了实权，便与端木恺、赵敏恒等合伙，强迫你的妻子唐玉瑞与你离婚。不成功，后来到美国又要张平群来办这事，劝唐玉瑞与你离婚，由上海闹到纽约，由纽约到墨西哥，丑名处处闻！最后你说墨西哥法庭准予离婚。到了美国，你又利用你的美国汽车夫来欺压唐玉瑞，以后到巴黎开会，或纽美开会，你便与‘沈小姐’（沈维泰之妻，也姓沈）双双出现在外交场合之下！”

　　 1947年6月初，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郭泰祺在任内突染重疾，一时不能执行职务，政府派当时闲在上海的蒋廷黻暂代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后来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15年之久（按：蒋氏1961年调任驻美大使，仍兼常任代表，至1962年7月才停止兼任，由刘锴继任）。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后来回忆说：“在1947年秋天，我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廷黻先生相处得很好。可是忽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他要辞职，此事的一些枝枝节节，此处也不及细说。当时我对他说，这不行，绝对不可以。他说，我这个家庭的事情不能解决。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切事情是根源于他的家庭问题。因为头一天晚上我们闲谈，我曾经问过他，你家庭的事情有没有改善的方法？第二天早晨他就对我说：‘我家庭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辞职好了。’我说：‘岂有此理，我现在最需要你来协助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辞职呢！’当下我就把他的辞职信给退回去了。”

而对于此事，浦薛凤的看法是：“关于廷黻之家事，予所确知者，早在遇新以前，对旧已露端倪，酝酿颇有多年，故并非突如其来。胜利还都以后，廷黻曾单独与我坦白诚恳，列举琐屑事例，详细说明其态度之所以然。静听之余，予只有略加安慰并劝慎重。盖默察情形，已成定局。率直言之，夫妻关系固然包括理智与情感两因素，但是情感之分量往往重于理智，而且情感与理智不特相互牵连，更是彼此影响。何况观念有新旧之分，

法制具中西之异。故就廷黻看，自有其缘由与立场。而就（蒋唐）玉瑞言，则观点相反。俗谚有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此皆根据经验与包含哲理。至若法国流行谚语，所谓‘一切洞悉，一切原谅’，更属透澈。”

　　 根据周谷所著《外交秘闻：1960年代台北华府外交秘辛》一书说：“1948年蒋廷黻委托律师，为他在墨西哥法庭单独办妥与元配唐玉瑞离婚手续，沈女士也早与其夫离婚。因之，蒋、沈于1948年7月21日在康州（Connecticut）结婚。其夫人唐玉瑞不同意这种离婚手续，乃向纽约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因其夫蒋廷黻在美具有外交豁免权身份，不予受理。蒋夫人唐玉瑞为此甚至把这件事情，闹到众说纷纭的联合国去了。1949年3月《合众社》24日纽约电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的夫人唐玉瑞女士，24日曾请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协助解决其婚姻纠纷，伊要求该会调查伊与其夫蒋廷黻（四个孩子的父亲）间的纠纷云。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在解决国际的纠纷，此事纯属私人家事，也就不了了之，他们两人多少年来心情总难平复下来。”

　　 到底意难平，唐玉瑞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她开始“闹场”，听说这在当时纽约外交界是出了名的。不论蒋廷黻在哪里开会、在哪里演讲、在哪里参加酒会餐会，总有一个女人不请自到，而且要坐在第一排，或者设法与蒋接近，她就是唐玉瑞。而唐玉瑞之所以能对蒋廷黻的活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听说是因为代表团中有内线。而蒋廷黻对付这位“发妻”，也有一套办法，就是派人先“清场”，或好言安抚。刘绍唐就认为：“不过，不管如何‘平安过关’，对我们这位身负国家重任的大使代表的情绪，每每有重大的影响。影响他的‘表演’，影响他的雄辩，影响他的起居，日久甚至影响他的健康。”

　　 据1963年到华府就任驻美大使馆秘书的周谷说，蒋廷黻在逝世前一年已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所以生前他在使馆两位同仁马绍棠及韩贝克女士（Mrs. Marie Hanbuck）的见证下，预立遗嘱分配了自己的财产：一半给他自己后来的夫人沈恩钦女士，一半给从未与他离婚的唐玉瑞女士。周谷认为：“他对微时故剑恩情未绝，还是中国一位真正的读书种子。”

　　 1965年5月蒋廷黻卸下驻美大使职务前，政府曾有意调他回国工作，出任其他较清闲的职务，以备当道咨询。但蒋廷黻表示他70岁后，定然要退到中央研究院重拾学术工作，继续他未完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可是天不假年，就在1965年10月9日他就在美国病逝了，这时离他退休还不到五个月，连他在做的口述回忆录都还没全部完成！难怪刘绍唐对此婚姻悲剧，不无感慨地说：“1950年代，蒋廷黻在联合国为维护中华民国代表权的精彩辩论，铿锵有声，他在外交战场上打了一个接一个的胜仗，真抵得过百万雄师。如果他没有婚姻上的不幸与困扰，如果他还像写这批家书时所表现得无‘后顾之忧’，也许还有几个胜仗可打，也许还有几本大书可写，至少至少还可以多活十年八年！”

　　 沉疴域外终难起，硕彦今余几？风云才略系兴亡，赢得书生报国誉无双。衣冠樽俎寻常事，书史平生志。盖棺犹忆气如虹，来日艰辛操虑与谁同。

　　 这首《调寄虞美人》是当年胡建中追悼蒋廷黻的，可谓蒋氏一生的写照。蒋氏的两位遗孀，唐玉瑞女士于1979年11月4日病逝于纽约，沈恩钦女士则于1982年8月27日寿终于台北。俱往矣！他们三人生前的一切恩恩怨怨，都已随风而逝了。

文/蔡登山，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