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

如果说小学是一个人的童年时期，高中和大学是青年时期，那么初中则是从童年到青年的过度时期。这个时期的孩子可塑性很大，学好学坏都有可能。这个时期我们开始经历青春期，有叛逆倾向，往往给老师和家长带来挑战。在这个时期，家庭环境，政治形势，文化氛围，经济条件，社会思潮等等都可能对我们的成长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在人生经历里，初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1973年2月至1975年7月的两年半时间是我上初中的时期。我的初中学校当年叫东方红学校。是一个从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的初级中学，校址在东方红大队。“东方红”是文革中的名字，文革后改回原来的名字叫丹凤大队，学校也就相应地改名为丹凤学校。学校所在地解放前是一个尼姑庙，所以，当时家长们常常说我们在尼姑庙上学。学校由排成“日”字型的七排平瓦房组成，包括教室，老师办公室和老师宿舍。由于大多数老师家住在学校附近，不需要宿舍，所以，仅仅少数住得远的老师需要有宿舍。学校条件比我原来上的小学好很多，教室大而明亮，教室內铺了砖头，操场宽大，文体设施相对齐全。宽大的操场可以容纳全校师生同时做广播体操，有篮球场，可以踢足球，有平梯，双杠，还有很多水泥板面的乒乓球台。从小学升入初中，我有一种新鲜进步的感觉。我被分派到这个学校上学是因为我们生产队那年正好从原来的明道大队划规到了东方红大队，所以我是属于到自己家所在的大队学校上学的。

学校距离我家约两公里，我每天早晨到学校，中午回家吃午饭后再去学校，傍晚放学回家，所以，每天走四个单程上学放学。我们班大约50人，男女生人数差不多。同学们大多数来自本大队，只有少数来自邻近大队。初中时的上课日程跟小学时一样，还是从早晨八点钟开始上课，下午四点钟放学，每天上六到八节课。学习科目比小学时多了一些，课程设置方面仍然是以语文和数学为主课，其他有政治，常识，体育和文艺课，也开过地理，历史，生物和英语课，但这几门课开课时间不长，只学了一点最基本的知识概况。

老师

校长是吴兴稳老师。他是一个在学校管理方面能力出众和经验丰富的好校长，在老师和学生中威信很高。他既严肃认真又平易近人。他任劳任怨，细致稳重，思想开明，机智灵活。吴校长没有教过我的课，但是，他那时候一直认识我，对我很和善。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我本来没有机会跟校长产生太多特别的交接，但是，一件事情让我跟吴校长成为了同台演员。那时候，各学校为了适应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需要，学校被要求排演文艺节目做宣传。 吴校长跟李志新老师一起和我排练表演了一个节目，在节目里，他演我的父亲，李老师演我的母亲，我作为他们的儿子，在家里给父母讲林彪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对毛主席阳奉阴违的种种故事，然后全家一起批判林彪的罪行。我们不但在本校演出了这个节目，而且还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表演了。现在想想还觉得很有趣。吴校长后来一直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 直到退休。

我整个初中期间的班主任是吴兴宏老师，他也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吴老师戴一副眼镜，皮肤特别白，穿着得体，文静大方，完全是城里人的长相，知识分子的样子。他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质量高，对学生管理也得心应手。吴老师还拉一手好二胡，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吴老师经常将他的二胡演奏扩音在大队的广播中， 使全大队社员都能欣赏到他精美的胡声。吴老师教导过我很多二胡演奏技巧。他对我的影响不但在语文学习方面，更是在做人做事方面。他家住在学校旁边，师母一直务农，吴老师作为一个公办教师，对师母一直相亲相爱不离不弃，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 他们有三个儿子，吴老师对孩子们疼爱有加，是个好父亲。师母后来患老年病，吴老师多少年如一日地照顾师母，无微不至地服侍到她生命的终点。这个事迹在当地被广泛流传。最近几年我回家探亲，能有机会看望吴老师，年近90的他身体健康，我深感欣慰。

我的第一个数学老师是谢友江老师，那是我很喜欢很尊敬又充满感激的一个老师。他的数学课教得特别好，由浅入深，条理清楚，又特别善于回答学生的问题。我经常在放学后或课间休息时到他的办公室去，每次他都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写上几道数学题让我当场做，做出来才让我离开。这种“开小灶”式的练习使我的初中数学基础打得比较牢固。那时候很多农村学校的老师都是多面手，谢老师就是一个素质全面的老师，除教我们数学之外，他还代过我们的政治课和体育课。他积极培养动员我加入共青团组织，并主动担任了我的入团介绍人。他给过我特别多的关心，重视和鼓励。在我上大学二年级那年，谢老师因病逝世，我听到噩耗时，极端痛苦悲伤，很长时间都难以平复。我到现在还时常想起这位早年对我影响深刻的恩师。

另一位对我有过较大影响的老师是奚宝林老师。他是我们的另一个数学老师。奚老师为人坦诚，对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他上课有条理，逻辑性强，讲话严肃但不失耐心。他不经常表扬学生，对犯错误的学生批评起来很严厉。每次受到他的批评，我都心服口服，特别重视，也就能够很快改正错误。我一直对他很尊敬。近些年来，我每次回家探亲，时常遇到他，不管多忙，我总是停下脚步，跟他聊聊天，说说家常。他对我一直很关心，是一个慈父般的老师。

上世纪70年代农村学校开英语课的不多，主要原因是缺少英语老师。我们很幸运，在初中时就学了一年多英语。虽然英语学习的时间不长，却有过三位英语老师。第一位是马志洁老师，她是我们学校从海北中学请来代课的，她是从26个字母和48个音标开始教的。后来学校调来一个英语代课老师叫朱爱萍，她是我们的第二个英语老师，她只教了我们两三个月时间就又调走了，之后我们的英语老师由杨艺芳老师担任，她成了我们的第三位英语老师。在1973年底，北京出了“黄帅事件”，全国的英语教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是北京的一个学生，被树立为反潮流勇将，革命先锋。她不喜欢学外语，写了一篇反对学外语的文章，记得她当时的一段话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外国语，照样干革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学校仍然顶住压力继续英语教学，直到我们上初二的时候，学校被迫停止英语课，这是当时的无奈之举。

除以上提到的老师外，当时我们学校还有陆美云，纪相银，吴兴宝，谢世明，魏茹，李志新和谢世萍等等老师。他们都是认真敬业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好老师。

学习

初中那段时间的政治大气候总体上对我们的文化学习是有利的。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恢复主持中央工作，教育上出现了一个“回潮”的时期，也正是我上初中的那段时间，学校又重新重视文化学习，老师抓学习，文化课认真严格，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作业多了，考试多了，学生成绩单恢复了，学校之间有交流有竞争。那时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一直是全公社同类学校中数一数二的。

我的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从初中开始，父母给我规定的及格分数线是90分，一旦考试低于90分，我就会被认为没有达到父母的标准，不及格。这种严格要求一直给了我很大压力，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也就自觉地对学习很重视很认真。我从来不缺课，不迟到，不早退，课上认真听老师讲解，作业不折不扣按时完成，重视每一次考试，哪怕是很小很随意的小测验，我都是全力以赴认真对待的。我常常会因为考试中的一个小错误而懊恼好几天。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作业都在学校里完成，从来没有在家里做过作业。我喜欢上学，喜欢读书，喜欢做练习题，甚至喜欢考试。我善于给老师留下印象，跟每一个任课老师都相处融洽。我不怯场，敢问问题，好奇心强，多数情况下能一点就通，举一反三。“反应快，接受能力强”和“学习成绩响当当”是当时老师们对我的评价。由于学习好，我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

语文是最重要的基础课。初中有语文课本，我们被要求背诵课本里的所有课文。我自今还记得初中时候学习的主语谓语宾语，名词代词形容词，常见文体结构，文章的分段表达，前后呼应，开篇结语，承上启下过度语等等语文基础内容。有一些同学不喜欢写作文，觉得很难，我则比较喜欢。那时候我们主要写记叙文和跟当时政治形势相适应的政论文章，也就是大批判文章。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多种多样，例如参加一次学校组织的活动后的体会，清明节祭扫革命烈士墓的记叙，或一场革命电影的观后感等等。写得最多的是“记一堂有意义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多半是学校请一个解放前的穷人来给我们忆苦思甜，我们听完后要写心得文章。那时候写的文章，真心话很少，多数是为了紧跟形势而写的假大空内容。

数学是另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也是我特别重视的课目。小学时这门课叫“算术”，初中开始叫“数学”。我印象较深的初中数学包括了正负数，数轴，代数和平面几何。俗话说，“几何难，代数繁”，要想学好既难又繁的几何和代数就必须下功夫，在学习上没有捷径可走。那时候的学习方法就是多做习题多练习，熟能生巧。老师布置很多题目让我们做，还经常搞小测验和小考试。我对数学一直很喜欢，记得那时候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后，终于找到在哪里划出几何辅助线，或者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终于将一道代数题做对了的时候，那是一种成就感，一种攻克堡垒的满足和兴奋，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我那时候对英语的兴趣不大，觉得没有用，没有学习的动力，所以学得不好。当时根本想不到后来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英语成为了最重要的科目。全班同学都差不多，对英语不重视。我们不记单词，语法也一学就忘，作业不认真，课文读起来很费劲。记得我那时常常把英语课文按照发音注上中文字，在读英语课文时实际上是读的中文字。

上级教育局经常组织教学检查，由兄弟学校和上级领导组成检查组或教学观摩团到我们班来听课，这首先是对老师教学质量的检查，也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鉴定。这类检查往往给授课老师和学生都带来一定的压力。有时候在检查团来听课之前，老师和我们还预演一下，这样能保证正式课堂上老师的问题肯定有学生回答，不至于出现冷场或“一问三不知”的尴尬情形。当时提倡“启发式教学”，要求老师在课堂上尽量多地向学生提问题，启发学生思考，主动学习，而不是一味填鸭式地灌输。我的胆子大，总是喜欢踊跃回答问题，老师每次提出问题，我总是第一个举手，把手举得高高的，本来以为我这样做，老师会喜欢，后来才知道，正相反，我受到了老师的批评，我一人回答了太多问题，有“抢嘴快”“好表现”的毛病。当时我还挺委屈，后来想想这确实是严重的缺点。这件事让我得到了一个人生经验，那就是，谦虚低调是美德。

家庭

由于父亲在上海当工人，母亲一个人在家带着我和姐姐妹妹，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们姐弟妹三人很小就帮助家里做家务，稍大一些就开始做农活挣工分。农村那时用工分结算劳动报酬，年终时根据生产队总收入再折算出每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我们生产队一般每10个工分大约值一元钱左右。不同年份有些浮动。我们小的时候，由于只有我妈妈一个劳动力负担四个人的口粮，每年需要交生产队大约200元钱（年终需要交钱给生产队叫“找钱”）。后来我姐姐和我陆续能挣部分工分，年终找钱就少了一些。我很小就学做家务，六七岁时就帮助家里剥玉米， 就是用手把玉米粒从玉米芯上剥下来，手上总是磨出很多水泡，很疼。捡棉花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做的农活儿。我11岁时就学会了烧饭，由于个头不够高，需要踩在一个小板凳上才能够得着烧饭洗碗刷锅。后来14岁就开始在生产队出工做农活，从最轻最简单的活开始做起。周末和假期都尽量出勤上工。到我上大学之前，我大部分农活都干过，包括起秧插秧（水稻苗叫“秧”），挖排水沟，平地做垄，挑担施肥，灌溉排水，小麦水稻收割脱粒，等等。

家里经济不宽裕，我妈妈就想办法做副业。我家有挺大的一块自留地，我们种一些瓜豆菜到街上去卖。家里一直养猪和很多的鸡，也养过羊和兔。我10多岁时就跟姐姐一起打草包，那是大约1.5米长0.8米宽的用稻草打編起来的大包，由国家统一收购，里面装上泥沙，用于建设水坝和抗洪救灾。 我们利用晚上，周末或假期打这种草包，如果打一整天，可以打三个，一共可以卖到一元多钱。那是很好的一笔收入， 因为那个时候物价低，猪肉只卖0.76元一斤。为了鼓励我和姐姐多打草包，有时妈妈在卖掉草包之后会买一些好吃的零食犒劳我们，比如公社供销社卖的脆饼，糖果等。那是当时我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吃起来感到特别幸福。现在看来那样的“物质刺激”还真有用。

父母对我不光是在学习方面很严格，在“德育”方面也是如此。这有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小秘密。原来，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有点儿相信算命。我出生后不久他们请人给我算了一次命，那人说我命中注定有骄傲的缺点，并警告我的父母要对我加强教育，因为我“走正路就是个好人，走歪路就是个坏人”。由于这次算命，决定了我少年和青年时期多挨了更多的打骂。记得小时候我多次听人对我妈妈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家里的“惯宝儿”，肯定舍不得打。其实，我在家是挨打最多的。我爸爸从上海写信回家，经常在信里提醒我妈妈不能放纵我。他总是说，正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对我尤其要特别严格，因为如果我不学好，家里就没有指望了。现在看来我父亲的辩证法倒是学得很好的。我小时候不管取得什么成绩，比如考100分，拿奖状，被评为三好学生等等，尽管在学校里可能挺风光，到家里一般都得不到表扬，往往是一句“不能骄傲”就把我打发了。不过，我现在很感谢父母那时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教育，这使我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俗话说，“不怕不识字，就怕不识事”， 虽然他们的文化不高，我父亲只上过三年学，母亲没上过学，但是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很强，情商很高，他们在“识事”方面无疑是很优秀的，他们是我的社会人文知识的启蒙老师。

课外活动

在班上我负责收集作业本，领读课文，在自学时间负责督促学习，有时帮助缺课同学补课，还帮助老师填写过成绩单，也就是老师写好成绩评语，由我帮助填写到每个同学的成绩单上。那时我经常放学后较晚才回家，周末甚至寒暑假有时还到学校帮忙。除学习外，我参加很多其他方面的活动。由于我在小学时学过二胡，学校曾组织几个低年级的学生跟我学拉二胡。我把自己的一点点肤浅的二胡知识全部教给了他们。这几个学生后来在文艺宣传队都成为乐队的骨干，有的人后来见到我还开玩笑地叫我师傅。

学校经常需要印刷一些宣传或教学材料，那时候都是用油印机印刷这些材料，这需要将文字刻在蜡纸上，这个过程叫“刻钢板”，刻好字的蜡纸放在油印机上印出文件。由于我写字工整，做事认真，曾多次帮助刻钢板字做印刷。这一工作花过我很多时间，包括一些放学后或周末的时间。那时候，我把这种无偿的工作当成一种信任，一种锻炼，感到自豪和兴奋。

那个年代里最喜欢的事就是晚上看露天电影。 我们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有两个放映机，只要有电影胶片，就会在全公社的十多个大队轮流放映。因此，我们大概平均每个月能看上一两次电影，夏天多一些。虽然是露天的，但是，我们都热情很高，哪怕是冬季冷天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走好几公里路去看。多数时候放映中国电影，有时也放一些外国电影，主要是几个跟我国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一般每次放映正式影片之前都先放几个新闻简报。那时候有一个顺口溜叫“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南斯拉夫电影搂搂抱抱， 阿尔巴利亚电影莫名其妙，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其实放什么电影并不重要，只要有电影看，就一定去。那时候我最喜欢战争片，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这些经典战争片都看了十几次，真是百看不厌，只要有电影看，一站三个多小时根本不觉得累。

初中里我们的语文水平已经可以看小说了。我记得我是初中一年级开始看小说的。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闪闪的红星”，之后看了“金光大道”“红岩”等等革命小说。刚开始看小说时， 有些字不认识，我学会了查字典，家里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妈妈不支持我看太多小说， 因为可能影响学习，对眼睛也不好，因此我经常夜里偷着看。为了不让妈妈发现， 我把灯光遮挡起来， 让她看不到我房间里的灯还是亮着的。其实看小说也有很多好处，对提高写作水平和增长认识和分析事物的能力有好处。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安排过男女同学同桌。那时候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刚开始跟女同学坐同桌时觉得很别扭。你推我搡，在课桌中间划线和因为另一方的“侵略”而拌嘴等等都经历过。到现在每当听到“同桌的你”那首歌的时候，还不时想起那段跟女同学同桌的时间。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跟女同学同桌的经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校一般都采取一定的方法在初中的时候让男女同学多接触。加拿大的初中往往组织学生舞会，男女同学的健康接触对身心发展有好处，这是青春期心理学的规律。

政治运动

1974年初中央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全国的学校都紧跟形势。这之前我对孔子几乎一无所知。批判他的时候叫他“孔老二”或孔丘。我们被要求写很多批判文章。由于年龄小，不懂政治，只是跟着广播报纸抄抄写写。倒是由于那次运动， 我有机会了解了孔子的很多事情和理论，对这位圣人和以他为代表的孔孟之道以及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孔孟文化有了一些启蒙式的知识。

学校欣起过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同学们写了很多大字报，由于买不起纸，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的。有一段时候大字报贴满了教室和走廊的墙壁。记得最多的大字报题目是“放屁也要写检查吗？”。事情的原委是，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在课堂上放了两个声音较大的屁，被任课老师认为他是故意放屁，扰乱了课堂秩序，那个同学当时的红脸正好被老师认为是有意为之的证据。因此老师要求那位同学写了一份检查。同学们认为这是师道尊严的表现。很多同学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作为批判材料。因为事情太小，后来也没有任何处理，感觉有点像闹着玩的。

学校组织过多次忆苦思甜活动，有一次我们学校请本大队的老支书徐爱金先生给我们讲他在解放前受剥削压迫的故事。他在讲演中提起了他在一个叫刘长林的地主家打短工时受到不公待遇的经历。他在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没有提起太多受苦的例子，只是提到有一次他看到那个地主的老婆把几个白米饼从他眼前拿走而没有给他吃。他所提到的地主是我的爷爷。我当时本来想解释一下， 我家的家庭成分并不是地主，而是中农，后来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做解释。由于受党的教育，阶级感情使我对地主总是怀着恨意，所以在听完这个忆苦报告时，对爷爷奶奶很气愤。那天放学后，我专门询问了我妈妈 （我爷爷奶奶那时已经逝世了），了解了那件事的原委。原来，当时我爷爷家里有小孩（我的姑妈）生病，奶奶的娘家亲戚送来了几个米饼给生病的孩子吃的，不料被做短工的徐支书看到了，继而就发生了误会。徐支书只在我爷爷家做了几个月的短工就离开了，事实上我的爷爷奶奶对家里帮忙做农活的工人都很客气，有稍微好食物，宁愿自己不吃也是先给在田里辛苦劳作的工人吃的。很可惜徐支书不知内情，耿耿于怀了几十年。自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开始认识到，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经过细致的了解才能得出真实而公正的结论。

同学

我初中时最好的朋友是同根。我跟他从初一成为朋友之后，到现在都像亲兄弟一样地相处着。初中时，同根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在放学，周末和假期中都常常在一起玩。我们在一起从不吵架。高中毕业后他在南京当兵，我正好在那里上大学，我们经常互相访问。后来他退伍回乡， 我每次回老家，我们俩都会见面聊聊家常，亲切而友好。另外还有几个相处得很好的初中同学如赵海和周申等等，都成了永久的好朋友。

我的初中时光距离今天已经48年之久了，光阴如梭，很多事情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们当年的初中学习生活不紧张，学习压力小，同学们学中有乐，乐中有学， 倒是快乐的。同学们毕业后，多数回家务农，只有少数同学升入高中学习。几十年里，同学中有联系的不多，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联系过。三年前我回国探亲，有10多个初中同学在一起聚会了一次，大家心情都特别激动。作为喜欢热闹重视情谊的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能跟老同学们见见面，聚聚餐，一起喝几杯酒，一起回忆回忆我们儿时的经历，那是一段非常简单纯洁和自由自在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