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國家為何繁榮或衰敗的問題上，不同的思想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解釋。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西莫格魯（D. Acemoglu) 和羅賓遜（J. Robinson）通過制度經濟學強調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在促進經濟繁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著名學者韋伯（Max Weber）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則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信仰、文化和民情對社會進步和制度形成的深遠影響上。這兩種視角似乎在表面上有衝突，並讓人們尤其是基督徒感到困惑：到底是制度重要呢還是信仰重要呢？但事實上，它們可以互補，揭示了制度與信仰如何共同塑造國家的命運。從根本上看，人是罪性的，所以制度是重要的；同時，又因為人是罪性的，所以制度永遠是不完美的，也因此信仰就是重要的。

一、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制度決定繁榮

達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的代表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分析了為何某些國家能夠實現長期經濟繁榮，而另一些國家則陷入長期貧困。兩位學者提出，包容性制度是國家成功的關鍵，它為個人提供了創新、參與和經濟活動的機會，保障了私有產權和法律公平。而掠奪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則剝削大多數人的資源，將財富集中於少數精英手中，抑制創新和經濟活力，最終導致國家的衰退。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解釋框架，特別是在討論殖民地國家的命運時。例如，他們指出，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由於採用了掠奪性的經濟模式，最終導致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停滯，而北美洲的英國殖民地因為被迫採取包容性制度，形成了更具活力的經濟結構。因此，制度的差異直接決定了國家發展的路徑。

然而，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理論也面臨一定的局限性，即他們主要關注制度演變中的偶然性，以所謂“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來解釋不同制度的形成，而相對忽視了信仰、文化和思想在制度形成中的長期作用。

二、韋伯與托克維爾：信仰與文化的力量

馬克斯·韋伯和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則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信仰、文化和民情對制度的深刻影響。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強調了宗教信仰，特別是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和經濟繁榮的塑造作用。韋伯認為，新教尤其是加爾文主義提倡的個人責任、勤勞和節儉精神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文化基礎。換句話說，信仰不僅塑造了個體的經濟行為，也為市場和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道德基礎。

類似地，托克維爾則在其經典著作《美國的民主》中強調了“民情”（mœurs）的力量。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僅僅是法律條文和權力結構的產物，更是深深植根於民眾的信仰、社會習俗和文化價值之中。托克維爾指出，美國的成功在於其民主制度背後的民情，即其公民社會的活力、基督信仰和地方自治的傳統。托克維爾堅信，民主制度需要依賴民眾的道德素養和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這種“民情”使得民主得以有效運行。

三、制度與信仰的互補性

從表面上看，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制度決定論與韋伯和托克維爾的文化信仰論似乎存在對立，或者毫不相干。然而，制度與信仰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信仰和思想為制度提供了文化土壤，而制度則為信仰和思想的傳播提供了結構性保障。例如，英國的成功不僅歸因於包容性制度的建立，還源於基督教思想對個人權利和法治原則的長期塑造。從中世紀教會對王權的制約到宗教改革後引發的思想自由，這些信仰和思想為英國逐步確立“王在法下”的法治制度鋪平了道路。

英國歷史中的《大憲章》、《權利法案》以及隨後建立的憲政民主制度，都是信仰與制度互動的成果。英國的宗教改革對英國制度的形成尤其重要，它不僅促成了國家從封建專制向憲政民主的轉變，還通過新教倫理促進了經濟的創新和工業革命的發展。

另外，阿西莫格魯（D. Acemoglu)和羅賓遜(J. Robinson)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列舉的“包容性制度”的成功國家，美國、英國、法國、韓國、澳大利亞等，全都是基督化國家，日本則是被美國改造的國家，這當然決非偶然。

四、中國的啟示：制度與信仰的雙重作用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制度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即要實現長治久安，富裕繁榮，中國必須從包容性制度出發，保障私人產權和市場經濟的自由。然而，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制度改革的問題，文化信仰和社會思想同樣是決定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因此中國需要“有十字架的變革”。

正如托克維爾所強調的，一個社會的制度能夠長久有效地運轉，必須依賴於民情和信仰的支撐。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基礎和道德責任感，僅僅依賴制度設計，很難維持長遠的穩定和繁榮。這正是當前美國的危機所在，也是美國的保守主義人士竭盡全力為大選而戰的原因所在。

綜上所述，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制度理論與韋伯和托克維爾的文化信仰論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在解釋國家興衰時，既要看到制度的決定性作用，也不能忽視信仰和文化對制度形成的影響。制度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結構性保障，但信仰和文化則為制度的可持續性提供了道德和思想上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