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来冲突频发的中美关系，美国媒体大多把起因归于中国。他们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奥巴马上台头一年，一改前任总统们对华先硬后软的作法，对中国礼遇有加。比如优先访华，推迟与达赖见面，低调处理人权问题，等等。希望以此换得中国领导人的合作和让步。他们觉得事与愿违，中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不仅不合作，还故意让美国下不了台 – 包括温总对奥总的避而不见。所以他们调整策略，在中国的软肋下手还击，包括领土完整问题（台湾和西藏），人权问题（谷割）。 理由是否正当暂且不说。但我感觉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副总统拜登日前在跟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E.J. Dione Jr. 闲聊时说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可能道出了美国突然改变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美国人决不能接受别国对美国地位的挑战，决不能从世界霸主的位置上退下来。联想到整个西方世界，从媒体到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变化，很有些联手抑制中国的架式。他们都不愿让中国当这个带头大哥吧。 中国政府过去的“韬光养晦”无疑让不少爱国同仁憋曲郁闷，可如果错误估计自己和对手的力量，妄自尊大，那也是不明智的。但中国的所作所为最多给某些人提供了一个借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狼来了”主要还是基于国内形势和政策的考量。关于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两位前北京站站长Steven Mufson和 John Pomfret说得再好不过了。他们在二月二十八日的《Theres a new Red Scare. But is China really so scary?》一文中既肯定了中国的成就，也指出了它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中美之间的差距。文章最后的结论是“China is no enemy, but inflating 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could be just as dangerous as underestimating it.”我不知道世界是否曾经低估来自中国的挑战，但在目前，恰恰相反，中国的力量和威胁被大大高估了，夸大了。三月一日，这两位作者进行了一个同样题目的在线讨论。我以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别笑话俺，谢了）的身份发了点看法，感谢两位作者的客观公正。写到最后，我琢磨着光写评论不提问，被采纳的可能性就太小了，就随便问了问美中关系有没有可能恢复“正常”。很明显，什么是正常的关系，Mufson和Pomfret跟我的理解不太一样。
海外华人，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公” – 关在移民监里的“衮衮诸公”。我们可以作连系海外和中国的桥梁，当个小小的和平使者，去传播美中之间，合则两赢，斗则两败的观点。感觉自己就象大海里的一滴水，因为不想被染红，就自不量力试图阻止大鲨鱼之间的恶斗。朋友，你愿意作这样的水滴吗？我们不是大海，但可以汇成涓涓细流，去冲洗偏见和仇恨，去滋润友爱与和平。这世界已经够差劲的了，但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一点，也许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一点点。
冷战时期，美国拍过一部《Red Dawn》的电影，是针对前苏联的。现在，有位叫Dan Bradley的导演又在重拍，将在今年十一月上映。入侵者变成了中国人，据说里面有“杀死中国人”的煽动性语言。中东人制造仇恨，是恐怖主义；这里的人散布仇恨，却是“言论自由”。这世道很滑稽可笑啊。
这部制造恐惧和仇恨的电影，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初，被当成日本人在Detriot郊区活活打死的同胞陈果仁先生。椰子和我分别写过文章介绍这个悲剧，下面有链接。杀死陈先生的凶手是Chrysler汽车公司的小工头Ronald Ebens 和他的继子，刚刚失业的汽车工人 Michael Nitz。而幕后的黑手则是同样哭喊过“狼来了”的社会和媒体。当时日本电器，汽车等产品涌入美国，很多美国工人因此失业，让美国人惊慌失措，痛恨不已。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索尼以三十多亿巨资买下哥伦比亚影业，三菱以十几亿美元的价格买下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让很多人揪心地痛。当然这是陈先生死后的事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日本狼并没来，日本的收购最后都赔了血本，精明的美国生意人和政治家，他们笑到了最后。当然，中国和日本国情不同，今日的美国也不是昨日的美国。不管结果如何，这其间，美国华人的夹板气都有得受的。至少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还是美国的铁杆盟友，而中国却不然。衷心希望类似悲剧不再发生。
张养浩的《山坡羊 潼关怀古》中有这么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于美国华人，这么说也许比较合适：“中国穷弱，华人痛心；中国富强，华人未必就能舒心。”有人又在高呼“狼来了”。我们美国华人，是狼，还是羊，我们该何去何从？但愿我只不过是白日做梦，杞人忧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