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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繫之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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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情險惡，人情淡薄。雨送黃昏，花謝易落。曾幾何時，昨非今是。雨後黃昏，博客行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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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巢父和他的《思想時代》zt |
| | 作者： 智效民
十年前，謝泳在《民間有高人》中提到兩位老人：一位是湖北沙市的京劇編劇，要寫一本《陳寅恪詩箋證》；一位是安徽績溪的機關幹部，自費印刷《胡適研究論 著資料索引》送人。文章說，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淡泊名利，研究完全出於興趣，而決不試圖以此換回什麼，這個境界不是今日許多所謂專家學者能達到的。”遺憾 的是文章沒有提到兩人的姓名，再加上該文收入《舊人舊事》後，由於種種原因，許多人沒能看到。
後來我在太原見到其中一位，他就是湖北的程巢父先生。據說他已經退休，正在朋友家裡看書。當時的感覺是除了嗜書如命外，他好像沒有什麼愛好。後來我看 到他為香港某刊物寫的幾篇文章，印象有所改變。文章寫的是麵條、饅頭、餛飩、大餅等食物，卻將名物考證和古今典故熔於一體，讀來趣味無窮。
但是，這只是程巢父的“業餘愛好”，他的“主攻方向”是陳詩箋證（儘管卞孝萱對他說“箋證陳詩之難，難於上青天”）和胡適研究。也許有人會說：咱學術界高手如雲，他一個荒江野老能有什麼成就？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應該從他的第一本文集——《思想時代》說起。
該書序言由鍾叔河撰寫，標題是《為陳寅恪、胡適說話》，也可以視為全書的主題。
為陳、胡二人說話是有原因的。比如前幾年有位書評家斷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是一本非常浮躁的書，陳氏晚年命運引起世人關注是一種不幸，因為這種 關注很容易忽略其學術成就，何況其遭遇也有相當的偶然性。這種觀點在中青年學者中有一定市場，為此程巢父在《人性人情總相通》中指出：陳寅恪引起世人關 注，是因為知識分子曾經淪為社會異類，整個民族也經歷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因此他的遭遇不是什麼“個案”，而是那個時代知識階層和市民階層的共同命運。正因 為如此，當陸鍵東從檔案中發掘出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並寫成這本書以後，自然會引發石破天驚的社會效應。因此大眾對陳寅恪命運的關注，不僅“絲毫無撼於他 的學術豐碑”，還會推動學術研究的進程。程還說：前幾年出現的“陳寅恪熱”，其實是一個時代的“共同情緒”，對於“這一點微弱的民氣，還得慎加愛惜”，不 可隨意傷害。
又如有人根據台灣出版的《陸鏗回憶錄》撰文說，當年胡適得知蔣介石想讓他出面競選總統時，居然手心出汗、眼睛發亮，大有稱孤道寡之勢。為此我借來這本 書，發現許多回憶都靠不住。陸鏗曾任《中央日報》記者，他說他與徐永昌是密友，徐代表我國在密蘇里號戰艦接受日軍投降後，他曾經採訪過徐。當時徐不談此 事，卻大談在北平逛妓院的經歷，並介紹妓女與他“分享”。我讀過《徐永昌日記》，知道此人作風嚴謹，有事必錄。看到這裡，我又查閱這部日記，沒有找到他們 關係密切的證據。至於那次採訪，日記中只有幾個字。對於那位輕信陸鏗、並且寫文章嘲笑胡適的作者，程巢父根據胡適年譜、書信、著述等第一手資料，證明對方 “掌握的材料太少，而發言過於大膽，有‘率爾操觚’之弊”。
再如那年北京召開《人間魯迅》研討會，謝泳拿胡適和魯迅進行比較，引起一場不小的爭論。與會者大多是“魯研界”高手，他們認為：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 子是維護體制的，雖然也有主張，但思想無力，評價不宜太高。會議記要發表後，程巢父認為這些魯迅研究專家的毛病，是對胡適文獻閱讀太少，把握不夠，才導致 上述簡單欠妥的判斷。他指出：“學人於文獻幾無捷徑可走，旁道可行。這是死功夫，無巧可取。涉足一門學問，首先必須梳理該領域的文獻，達到相當的閱讀 量”，才能有正確的見解。這個意見對於流行於學界的浮躁病，應該有很好的療效。
此外，該書還討論了陳寅恪的公共關懷和社會理想。作者認為陳不是書齋式學者，而是一個非常關注現實的人。所謂“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表明其理想是實現君主立憲。這本來是政治制度的一大進步，但由於種種偏見，使這種進步性鮮為人知，長期得不到正確的評價。
與陳寅恪相比，討論胡適的篇幅更大。程巢父指出：胡適的好政府主義和聯省自治的主張是進步理論，他1941年在密西根大學講演時對極權政治和專制制度 的批判，比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和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兩書的問世早了三年。作為胡適的同胞，我們應該多讀胡適，這對社會進步大有好處。
程先生奉行“不自售”的做人原則，因為有人欣賞他的文章，才有幾次出書機會。然而不知什麼原因，那幾次出版計劃都中途流產，所以直到最近才有這本文集 問世。另外，多年來他居無定所，困難重重，由於藏書太多，經常要為搬家而發愁。這對他的學術研究和日常生活影響很大。我曾經說過，傅國涌是西湖邊上的一個 景點；現在想說的是：如今這位“湖北佬”就住在黃浦江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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