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歸來談埃及

—— 採訪開羅德國中學校長魏斯訥

作者：謝盛友

魏斯訥（Erhard Wiesneth）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當年他差一點到長春擔任德國中學校長，由於各種原因，他到了開羅。2011年2月1日，他與其他同事一起乘坐漢莎專機返回德國班貝格。到家後，埃及局勢仍在惡化，他慶幸自己的正確決定。

謝盛友：這些日子，你是怎樣過來的，難道不害怕？

魏斯訥：我怕什麼？我若留在開羅，是我老婆擔心受怕，為了減少家裡人的牽掛，所以，我才決定回來。到家時，我老婆哭得幾乎癱瘓。1月26日，我們看到示威，第一反應是，非常興奮。埃及嘛，畢竟是一個獨裁國家，示威對抗政府，於平民老百姓應該是好事。不過事態演變，局外人很難清楚其內幕。我能清楚告訴你的是，這是“秀才造反” ，是一場“面書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當局用現代化手段對付現代化革命，做法很簡單，1月26日晚上開始，全部通訊手段被切斷，電話（包括手機）根本打不出去，我無法與大使館和家人聯繫。當天夜裡已經戒嚴，不過我們還可以隨便走動。當地公民很有覺悟，自動組織起來維護治安。夜裡我散步看熱鬧，遇到我一位朋友在站崗，他勸我，搬到他另外一個朋友家裡居住，說那裡安全措施好些。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你們外人不知道，當局一夜之間釋放了數千監獄罪犯，這些人是“暴亂源”，穆巴拉克需要這些人，希望他們打砸搶。

謝盛友：國外的媒體好像不是這樣報道的。報道說，這是“公民反抗運動”。

魏斯訥：沒錯！是那些讀書人在號召反腐敗，爭取政治的參與權。我不知道，你們中國讀書人有多大能耐，像埃及這樣的國家，大約40%的文盲（總人口：82,982,364人），若不是窮人團結起來反抗富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埃及由於宗教的原因，那些窮人的溫順，你沒親歷，不可能想象得到。在埃及這麼年，我親眼看到的穆斯林，與歐洲書本告訴我的完全不一樣。

謝盛友：你不是說“秀才造反”嗎，中國有句古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老百姓過日子，圖的就是有田種、有飯吃、有衣服穿，但要是統治者不給老百姓這條活路的話，那麼，老百姓造反，江山易色。但是，我們中國的歷史，怪怪的，成功的叫起義，失敗的叫造反。不知道當中的政治原因是什麼。我知道的是，中國的秀才讀了點書，明白一些道理、法律，反而沒有膽量去闖反，生怕惹上是非。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希望統治者白白給他們支配權。但是，埃及應該不一樣吧，據說，德高望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抵達開羅，參與反政府示威，要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魏斯訥：這才是埃及“秀才造反”的致命傷，在埃及，有幾個人知道你“巴拉迪”是誰？埃及的命運，還是由在埃及的人來決定，你“巴拉迪”就老老實實地呆在維也納好了。

謝盛友：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府認為，如果巴拉迪接班，對西方有利。埃及對於美國和歐洲很重要嗎？

魏斯訥：當然！埃及對於美國來說，是控制阿拉伯世界不可缺少的基點，所以在巴以和談中是一個最重要的盟友。在1967年與1973年與以色列爆發戰爭後，埃及於1979年簽署了和平條約。以色列和埃及每年都會收到來自美國的數十億美元的援助。至於德國嘛，我們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對以色列，我們“以帶罪之心，做贖罪的努力”。當然，我們在埃及，在全世界花錢開展“日耳曼化”攻勢（比如辦德國學校），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親德派。

謝盛友：開羅的“秀才革命”和北京的六四有否可比性？

魏斯訥：像！讀書人都想參與政治。不像！鄧小平是一個獨立的大國強悍獨裁，他掌控自己的軍隊，想都沒有想過妥協的問題。他不可能給退路，只有別人讓路。鄧小平堅持的是“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下命令，用不着看別人的眼色和臉色。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則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外交家，他堅持的是“穩定有利一切”。穆巴拉克這個堅持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戰略吻合，他的“妥協”做得很漂亮，他要看美國人的眼色和臉色，他每年拿人家那麼多錢，他最清楚美國和歐洲國家需要什麼，希望他“穩定”過渡到他的兒子接班，埃及繼續“穩定”。美國和歐洲，需要的是埃及的“穩定”，他們並不關心埃及人大約40%是文盲，生活在每天收入只有兩美元的水平，這部分人需要依賴食物補助才能生存，這不是歐美的問題，是埃及的問題。

寫於2011年2月9日，德國班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