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共的第三次定性，也是最後一次，發生自1989年天安門六四屠殺後，到1992年春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這三年時期。

由於鄧共犯下了屠殺市民的法西斯罪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針對中國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制裁。至今，美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仍然維持着對中國實行高科技和武器出口的制裁。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鄧小平從最高實際權力退出，標誌着獨裁者鄧小平有意把鄧共統治方式從個人獨裁轉變為集體專制。

在“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的屠夫狂嘯聲中，獨裁者鄧小平大權穩固，在提拔江澤民取代趙紫陽為鄧共傀儡總書記，並安排隔代接班人胡錦濤進入中央政治局後，他又把目光轉向經濟。由於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六四大屠殺的陰影尚未從人們心頭消除，1990年接連發生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變色與蘇聯解體，給中國帶來巨大震撼。當時，鄧共內部開明派已經清洗完畢，掌握實權的保守派是一片“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的聲音。

1990年底，在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召集在京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談話，提 出“要善於把握時機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強調“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他還強調，“必須從 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 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

1992年春夏，黨內保守派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40周年之際，在全國範圍組織了一系列高規格的紀念活動。“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開中共十四大。如果保守派的“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政治主在十四大占了上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將可能無法實現。

鄧小平一方面用屠殺阻止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用屠殺阻止西方民主社會制度理念在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多次鼓吹西方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這就給中國知識界，特別是鄧小平一手扶植起來的鄧共總書記江澤民等傀儡政治局成員們，帶來了思想上和行動上的困擾。

因為 根據西方先進國家發展經驗，一旦在一個國家內實現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後，經濟的發展必然帶動思想政治的轉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理念，隨着城市 中產階級的產生、發展和進步，不可避免地會為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所接受，所推崇，久而久之，中產階級為主的有產階級，一定會為了保障他們的私人財產和個人 權利，與一黨專制的國家制度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進而奮起推翻專制統治，建立民主自由人權的現代國家民主制度。東歐和蘇聯的共產黨專制政權倒台證明了民 主自由社會制度是大勢所趨。所以，江澤民等表現出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說辭是引蛇出洞之計，是另一種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誘餌。

當時 的鄧共總書記江澤民，嘴上附和鄧小平叫嚷改革開放，腳下卻如打了鐵釘一般，一動不動。他的難處是，鄧共黨內保守派實力強大，如果實行市場經濟遭遇挫折，保 守派興師問罪，獨裁者鄧小平難免會把他江澤民做替罪羊扔出去。他江澤民不就是又一個胡耀邦和趙紫陽了嗎？所以，讓鄧小平與保守派交鋒，等有了個最後的輸贏 結果出來，再搞什麼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也不遲。

1991年，當中國理論界針對鄧小平推出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仿效當初真理標準討論而進行市場經濟是“姓資” 還是“姓無”討論時，獨裁者鄧小平卻不允許，說什麼“不要討論姓資姓社，要敢試敢闖，一切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就大膽去做。”

可見鄧小平的真理討論是選擇性的，凡是與他觀點思想相悖的，雖然是真理，但也不允許討論。

1992年，自覺來日無多的鄧小平，眼看着江澤民實行寧左勿右的緩兵之策，一邊放言要廢除江澤民的總書記職位，一邊去深圳搞了個『南巡講話』，明確要逼迫江澤民政府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在黨內沒有任何職務的獨裁者鄧小平的強烈推動下，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基本路線”（即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被寫進中共黨章，中共還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在5年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被正式確立為中共全黨的指導思想並被寫入中共黨章。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

鄧小平長女鄧林事後回憶說：他（鄧小平）就是急切地想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急切地想把中國再推一把，再往前走。

沒有想到這閉着眼睛的一推，把中國推入了另一個萬丈深淵。

鄧小平在中國政治體制不配套法制不健全，有效監督機制缺乏的條件下，在堅持一黨專政統治下，冒冒失失斷然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給有權力的那些人提供了掠奪民眾財產，掠奪國家資源，對內鎮壓，對外賣國的大好機會。

三十多年後，鄧小平創造的這種“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病態畸形社會制度，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殘酷，造就了大批紅色和黑色權貴階層，給中國民眾造成了巨大的犧牲和深重的苦難，給中國文化造成了又一次浩劫，給中國環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