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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头痛击川普:民主党意外赢得阿拉巴马选举 2017-12-13 09:02:10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琼斯,今天在保守派票仓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补选中,击败总统川普支持的共和党争议候选人摩尔,摩尔没能克服选战期间被控性骚造成的损害。

民主党在美国最红通通的南方诸州之一、赢下这场2017年最具争议性的选举胜利,象徵川普又一苦涩的打击。共和党的摩尔(Roy Moore)深陷遭控性骚丑闻,川普起先犹豫,但后来仍力挺摩尔。

据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内的各大美媒网络公布的数字,随阿拉巴马州94%的选区完成开票,琼斯(Doug Jones)以49.6%的得票比下摩尔的48.7%,在110万票里仅以约1万1000票的差距微幅胜出。

福斯新闻(Fox News)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也都表示琼斯赢得胜利。

在当地民主党爆出庆贺的欢呼不久后,琼斯就在推特写道:「谢谢阿拉巴马!!」

前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摩尔败选,使得共和党在100席参院的多数降至51席,进一步让川普在参院的运作压缩至最低限度。

去年在总统大选败给川普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Clinton)也推文说:「今夜,阿拉巴马的选民选出一位能令他们骄傲的参议员。如果民主党连在阿拉巴马都能赢,我们就能够、且必须在其他地方也赢。」

这场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被视为共和党明年期中选举能否继续在参院维持多数的前哨战。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

1)老年选民继续保守。摩尔以54%比44%在中老年选民中胜出

2)妇女放弃摩尔,以压倒多数投给琼斯

3)温和派向民主党靠拢

4)川普的影响力为零

5)黑人投票积极性大增

此次补选将会改变参议院的形势,使得川普无论是在接受调查,还是推行他的其他方案时受到更多阻碍,更会使一些摇摆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因为顾及自己的前途而和川普划清界限。可以预料,川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会受到国会更大的掣肘,其中当然也包括中东和朝鲜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以摩尔的名声在阿拉巴马这样的保守州仍然获得48.7%的选票,可见阿拉巴马州选民的票很大一部分是以党划线,是情绪票、教会票、甚至是种族票。美国民主尚且如此,抄回中国更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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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人口】和【城市“士绅化”】 2017-12-06 11:22:43

编者:上一篇《谈谈【低端人口】的大表哥【优化组合】》谈到所谓【低端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私有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是一些改革派经济学人所鼓吹【扩大贫富差距】、【牺牲工人利益】、【改革需要代价】主导国家政策之后的必然结果。这一篇谈一谈国际上由于财富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产生的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低端人口】群集地下室、违章建筑、危房,成为蚁族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的“士绅化”过程一样,是资本在起作用,是和经济全球化同步的现象,是贫富差距加大的结果。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归于中共、体制、习近平、蔡奇是【隔靴搔痒】甚至是别有用心。如果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那也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极端化造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应对城市“士绅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与制度无关。

城中村改造还是城市“士绅化”?

    ——大卫·威尔逊《论全球城市的士绅化》

  当今全球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士绅化现象。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美国的纽约、克利夫兰、埃及的开罗、中国的上海、挪威的奥斯陆等,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城市士绅化建设。所有城市的这一过程都呈现出共同的倾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街区快速改造适应新兴的富裕人群,低廉的土地得到重新估价,闪亮一新的商场开始建立,住宅高档化, 经济上相对弱势的人群被迫动迁到别处。

1 城市士绅化:推动城市发展的政府举措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城市士绅化在全球很多城市中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政府措施,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情况迥然不同。那些年的报纸媒体和当地政府一直把城市士绅化这一现象看作是私人经济一时的异常产物。城市士绅化最初出现在伦敦、纽约、马德里和格拉斯哥等,人们倍感惊讶,认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私人经济产物不会维持多久,过不了几年就会自然消逝。而在当时,许多城市的中产阶级、就业、投资等都在向外迁移,城市士绅化似乎是在反其道而行。对很多政策分析家、作家、政府官员而言,不可想象城市士绅化会在未来一发而不可收。

  自2000年以来,形势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了城市士绅化带来的价值和利益,并把它定为城市更新的措施。市政府官员们改变了以往质疑的态度,他们开始看到城市士绅化是城市更新的重要部分,符合城市发展需要,并最终将其纳入了政府的公共政策体系中。我们认为城市士绅化这种趋势将在全球进一步深化,会日益成为公共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两点原因解释如下:第一,城市士绅化一直被认为是私人经济现象(也就是政府部门不参与),是当今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理想政策手段。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大部分的今天,强调扩大私有市场在社会的影响力,限制国家的干预,回撤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城市士绅化强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思潮,地方政府重视其作用并采纳这一措施,完全符合当今的政治氛围。第二,城市士绅化实际上并不涉及政府过多的开支,也就是说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安排执行所产生的花费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城市士绅化不同于传统的城市更新项目,传统的城市更新要求政府提高税收,消耗资本;城市士绅化则几乎是不承担什么费用的。在欧美国家,传统的项目如城市更新规划、公共住房供应、市建住房政策等,都要求大量资金的投入,因此保障其实施就必须对当地市民征税。但是城市士绅化的实施就不同了,政府不需要为此向市民征税,也不需要派官员监督实施,进行调节。毫无疑问,它将是推进城市更新规划中节约成本,经济有效的措施。

2 贫民区:商品化和妖魔化的对立

  在全球各个城市中,城市重建机构使得城市士绅化面对两个相互对立的现象:贫民区的商品化和妖魔化。一方面,这些街区被宣传为充满潜力的文化栖居地、年轻新贵们的居住地、新型社会空间的创造地(“商品化现象”)等,这些地区一时间被重新定义为体现地道的族群文化的象征,是可以改造的,适合融入城市日益全球化的重建规划中的。这一新的定位越来越强调“原始文化”,“原汁原味的民族性”,“当地传统的异域风情”,深受中产阶级的喜欢。他们认为,混乱不安的贫民区只要重新复兴它们的历史社会积淀,就会安定健康,欣欣向荣。

  城市士绅化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这些城区对于房地产开发是有利可图的。政府重新意识到了这一地区对加强城市全球竞争力所具有的潜力,中产阶级对居住在此产生了兴趣,再加上相当数量的地价贬值,这些因素综合促进了城市的士绅化。显而易见,这个重新设计的“重新赋予文化”的地方,有助于城市重建中实现它积极追求的全球城市目标。当然这也有反作用。城市贫穷的(经常受到歧视的)人群依然聚集在这样的社区,空间的这种区隔化振兴了城市的其它片区(如住房和商业)。当今时代的这种功能逻辑就归因于贫民区的开发价值受制于这里的“问题”人口和被“滥用”的土地。那么管理者要做些什么?他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这样的贫民区如何改造管理?这个问题如何看待,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术?因此,贫民区将继续安置社会讨厌的人群和开发不合理的烂摊子,这种空间的区隔化刺激了(并且有利于)城市其他地方的重建。

3 现象学视角的应用

  我们认为,通过现象学的观点来看待城市士绅化这一过程,有益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城市士绅化。简单地来讲,现象学是人文主义概念的视角,认为个体世界是分析的关键对象。在研究的过程中, 主要是调查分析个体在参与日常事务,与形形色色的人、事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反应。现象学不认为世界是分离或独立于人的主观价值之外的。更确切地说,世界是人们价值体系的社会构建中紧密相连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不断地对其赋予自己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城市士绅化这一现象中,城市风景、房屋建筑、人们的日常活动、当地的制度、街道、人行道、社区的某种变化等等,这一系列复杂的因素都体现了人们对其赋予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在采用现象学视角的过程中会愈发意识到我们对城市士绅化带来的情感影响了解太少。目前,相当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了城市士绅化造成了大量的人迁移他处。大批的当地居民动迁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钱来支付增长的房租或房屋拥有税(如:拮据的住房者、另类生活者、中低收入者)。然而,研究者和政策分析者开始意识到了居民区的动迁是涉及深层次因素的,取决于复杂的情感问题。各个地方,每户家庭会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他们对失去家园的情感反应,远离熟悉的地方和邻里朋友的个体状况都是相当难以预料的。

  社会科学中现象学的使用不是毫无缘由的。这一方法的发展应用反应了学术界和政策分析家们重新把个人主体定位为复杂的、重要的分析目标。作为代表性的转变,现象学分析倾向于人文主义结构学,以个人的意识材料为中心,其研究理论的基础转向个人主体,即个体直接经验世界。现象学视角的兴起源于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日益成为学术界当今主流的分析方法。

4 城市士绅化中的群体攻击

  全球城市士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各种复杂的争斗。提倡城市士绅化的一方会不择手段地编排某一群体而达到他们城市重建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某种群体就是口头或书面宣传的主体,他们人身的各个方面都会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胳膊、双腿、身躯、面部、肢体语言以及一言一行等等。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对公民人身的“描写文本”越来越被看作揭示某种信息的原本符号。

  这一过程中,房地产方和媒体现在把居民群体当作目标进行编排,传达了新颖的城市士绅化-净化为一体的主题:透露出对“贫民区”道德社会秩序的厌恶之情。在芝加哥、伦敦和柏林,聚居区的居民自身被用来代表这一地区有害社会的象征。当今新自由主义盛行激起并助长了人们对穷人的敌视,这一举措显得合乎情理,受到了大力的推崇。它的成功实施意味着赢得大量的“文化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士绅化被描述为城市进步的伟业,对城市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正在改造这个肮脏废弃的地方,使它变为美观有用的社区。城市士绅化的实施需要资本的注入,同样也需要把它展示为恢复城市活力,有益城市建设的伟业。在有可能进行城市士绅化的街区,如果城市重建机构有力地诋毁了当地的居民,那么,城市士绅化的顺利进行就指日可待了。很显然,在对居民群体编排的同时涉及到另一个关键的过程,也就是在话语当中设有能让“阅读者”联想翩翩的空间。城市重建各组织机构对这些城区的渲染中大量造就了让人遐想的空间,使对某一群体本身的陈述更加丰富形象,如黑人的聚居区、西印度群岛人的贫民窟、少数族群的穷乡僻壤和聚居区,以及匪徒横行的街区等等。这一人为构建的画面再加上赋予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就被普遍地烙印于所描述的事物和其社会符号中。只要置身于这样的宣传中,人们就会很自然想象到一些快速便利的人事做法。如此这般,居民本身肮脏不雅、社会问题不断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使得这样的城区必须铲除,改造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居住区。这种对群体本身的编排绝不是无所谓的问题,它最终会为其目的整合所有重要的资源:虚构的空间,当前的政治环境,话语意义和舆论的巧妙利用。

  我们认为,这种借助于城市再发展言论,恶意攻击某一群体本身的做法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会愈演愈烈。当今全球各地,对这种聚集区的居民所产生的仇恨和厌恶之情日益增长,也就是说,新移民,一贫如洗的人,少数民族或种族这一类的居住者很容易遭人污蔑和指责。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Harvey,2005),很多城市是容许直言指责那些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危害了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其它城市公民,比如他们败坏的道德价值观,个人的文化缺陷,反文明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据说,城市建设各组织机构在提倡讲实情,不过大多都是轻描淡写。这样以来,社会经济环境都是有利于这种恶意攻击的。只要这种环境持续不变,当今对某一群体本身的恶意攻击就很难消逝。

5 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崩溃的劳动力市场

  城市士绅化过程中居民被迫动迁,这种不平等问题本质上和城市崩溃的劳动力市场休戚相关,只是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基于某一社区、城市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所显示出的活力,它现在日益萎缩,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就业机会和薪酬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一现象我认为将会继续影响居民的迁移,需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目前,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多年来的老问题,涉及城市和其地区的经济改造,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劳动力人群的工作和薪酬状况,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受影响最大。自1980年以来(也就是国家和大的地区经济变革以来),许多城市的工业基础经济都大大衰退了。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讲,体制上的去工业化缩减了制造工业的工作机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近二十年来,芝加哥、伦敦、格拉斯哥在工业岗位上共同减少了1.6亿个,与此同时,在城市的服务行业的工作岗位显著增长,但是,增长的数量实际上由于工作岗位具有的选择性而大大缩减。特别是新服务行业工作岗位的增长分布在两个部分,一类是高薪酬、高文化,需要工作者受过相当教育的工作,另一类是低薪酬,没有什么前途的工作。前一类就业主要集中在律师事务所、会计中介机构、咨询机构和高科技公司等地方,而后者主要见于当地的就业机会,如快餐店、折扣店、职员推销等行业。

  在这种大背景下,城市士绅化社区中的许多家庭都很容易成为被迫动迁的对象,这是不足以为怪的。对这些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在城市新的经济体系下,就业状况是日趋恶化,工资等级亦随之降低。曾经稳定的工业岗位已不再有,新兴的知识密集型工作将他们排除在外,囚困于毫无前途的工作中。因此,在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系中,一类工作他们是无法获得的,而另一类他们能干的工作,却使他们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低薪酬、没有或很少的医疗福利和其它补贴、高频率的危险工作环境)。可以说,这种新的经济体系,对很多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的,他们迫于生计压力疲于奔命,同时兼有两份或更多的工作。我们认为,面临这种新的经济现实,会有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由于城市士绅化成为被迫动迁的对象。

6 士绅化空间和贫民区空间的共存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士绅化的空间实际是依赖于贫民区空间而存在的。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空间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仍将如此。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今这些人为士绅化的空间取决于如何规划,该吸收什么,摈弃什么,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混合,便形成了这一独有的空间:单一(富有的)的人群,一元的文化形式,独特的审美情趣,以及高端化的土地开发。然而,打造这一空间只有通过精心筹划,摈弃与其相去甚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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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低端人口】的大表哥【优化组合】 2017-11-30 08:33:42

编者:北京清理违章建筑使许多外地打工者流离失所,遭遇困难。社会上反映强烈,各种公知知识分子、网络大V、异议人士无不奋起鞭挞,用词之激烈达到空前高度。不乏将【低端人士】的说法和纳粹、排华相比,把此举上纲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章。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痛恨,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大多数评论都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很多人在义愤之下,似乎忘记了90年代朱镕基的改制给3000万下岗工人带来的痛苦,好像北京这几万外地人的痛苦比当时3000万下岗工人的要悲惨;【优化组合】比【低端人口】要好听;以【改制】为名的私有化就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清理违章建筑是【惨无人道】,把3000万下岗工人【买断】、踢到社会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的选择性记忆、选择性【义愤填膺】、选择性同情弱者,好像说不通吧。

【低端人口】作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不好听,但是这些吃的【低端】、住的【低端】、子女上【低端】学校、社会地位【低端】的蚁族,按照【鸭子实验】的原理(If it looks like a duck, swims like a duck, and quacks like a duck, then it probably is a duck)是货真价实的【低端人口】难道奇怪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不承认有【低端人口】这个事实,而在于搞清【低端人口】的来龙去脉。

改革派经济学家、李克强的【国师】厉以宁曾经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注意【维持现在的状态】这几个字。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他们保持【低端人口】的状态。

厉国师还说:“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换句话说【低端人口】是天经地义的遭受痛苦。

不光是国师厉以宁,改革派经济学家樊纲也说:“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可见,【高端】【低端】不是习近平发明的,更不是蔡奇的【蛮干】造成的。改革开放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按照这样把人分成【高低端】、【扩大贫富差距】来【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语)的思路进行的,所以才有今天的贫富差距,才有今天高房价,才有北京的高端小区和危房棚户区。换句话说,【低端人口】是为改革开放而牺牲的那些人,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

这些公知【知识分子】、网络大V不能或者不愿意解释的是:既然牺牲3000万老工人是合理合法、是【很有必要】、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为什么牺牲几万外地打工人员的利益就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呢?

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本还不仅仅是牺牲了【低端人口】,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绝妙地道出中国贪腐的原因:“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公知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这位先生直接道出贪腐和改革的关系,使我们终于明白了毛时代的贪腐和邓时代的贪腐完全不能比拟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江胡时代的贪腐吞噬中国社会的现象:私有化、市场化需要贪腐,贪腐又反过来固化私有。

原来腐败和社会道德风气沉沦,也是改革开放的代价。原来【改革开放】是要夺取政权。。。这样的代价到底值不值,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地走了邪路了。”按照他自己的标准,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彻底失败了。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朱镕基的改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特地将何清涟、程晓农的《国企改革之惑和工人之困》转帖如下。我不完全同意两位的看法,但是,该文的确把朱氏改制的本质表达的很清楚。下面是该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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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上演之后,举国热议,有关注久违的反腐主题的,有琢磨官场政治生态的,还有钟情于李达康敢做敢为作风的。而我们在本文想谈的,是贯串全剧一个具全局意义的“一一·六”事件,即大风厂职工股权被侵犯而引发的拆迁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事件,代表着那个时代数千万城市工人的命运浮沉,蕴含着无数社会底层的眼泪悲伤。

大风厂改制背后的黑幕带有普遍性

大风厂原为国有企业,改制后成为私营业主大股东(如蔡成功)与职工共同持股的私营企业。与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这类企业一样,职工股权经常被政府(法院)和大股东玩弄于股掌之中,被侵吞、消蚀。电视剧中,大风厂的命运转折,主要是因为出了个贪腐的法院副院长。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企改制,在全国各地留下了重重谜团,当年被迫下岗的老工人绝大多数搞不清楚其中的黑幕,而从那时以来绝大多数学者专家又集体一致地躲开了这个“雷区”,于是,全国上下万马齐喑,“改制”黑幕被“舆论一律”的浓雾层层笼罩;直到今天,观众们看剧中大风厂事件,仍然很少有人会体很多人悟出,此事件其实挑起了“改制”黑幕的一个小角,只需顺手把这块黑幕掀一下,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制”谜团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恰在《人民的名义》播出前不久,一篇题为《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的叙事文章,在许多微信圈和网上传播,道出了许多“下岗家庭群体”的集体困惑。此文作者是一个在哈尔滨的“下岗家庭”长大的中年人,他记述了东北地区城市里几代人在改革年代的绝望和困惑。作者的笔调十分平和,不再是20年前拍摄沈阳重工业区败落的《铁西区》里那般悲凉凄愤;作为下岗员工的第二代,他以冷静的态度描绘出东北老工人及其后代们心中永久的困惑: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员工落入如此境地,谁之过?这个困惑之所以值得反思,是因为它把中国40年改革的谜团端上了台面。中国的改革模式当中被当局竭力遮掩的谜团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改革年代的施政者要刻意回避东北老工人们的困惑?

中国的原国企老工人及其家庭都有共同的失落和困惑,他们的失落和困惑始于90年代后期朱镕基时代推行的国企“改制”。其失落的原由是,国家曾经在几十年里,以“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依据,承诺他们一辈子可以依靠国企而生老病死无忧虑;但一夜之间,这“社会主义优越性”突然就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他们被国家抛弃了。其困惑则是,这一切都为的是什么?为什么大部分国企突然一蹶不振?当初让国企工人“买断工龄”、“下岗”回家时,政府和国企厂长们信誓旦旦地说企业和国家暂时有困难,不少老工人还真信了。在那个“下岗”的年代,央视春晚小品节目里演员黄宏喊出一句台词:“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到了现在,“下岗”工人及其亲属们再提起这句话,无不咬牙切齿,因为他们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自己当年上当受骗了。

东北地区的“下岗”老工人是全国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东北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中共建政后曾经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中国经济的支柱和重心;然而,今天的东北已经沦落为萧条、滑坡、衰败的典型地域,因此,那里的“下岗”工人很难像上海的“下岗”工人那样,有机会沾一点开放繁荣的雨露。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大批“下岗工人”,东北老工人的失落和困惑,也是各地同类群体的失落和困惑,比如,在西南地区的军工企业区,那里老工人的不满,一点也不少于东北老工人。今天的80后一代人当中,从原国企老职工家庭走出来的,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了父母辈失落和困惑的代际传承。在那个“下岗年代”,仅仅在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就从1997年的4000万减到2003年的2200万,大约近2000万国企老工人被“下岗”,加上其他行业的“下岗”职工,再加上各行各业“下岗”职工的子女,这个“下岗相关群体”的总人数可能多达7000-8000万人,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说,在中国的各社会群体当中,城市居民里最大的一个对某一特定国家政策集体不满的社会群体,就是“下岗工人”以及“下岗工人的下一代”。他们的不满,靠黄宏那样的忽悠,显然是蒙不过去的。当局不把他们的困惑解释清楚,这个大社会群体对政府的严重不满,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当局若果真如实说明真相,这个群体的不满会减少一些,还是变得更加严重呢?

朱镕基时代“国企改制”谜团之一:国企私有化,打死不认账

要解开“下岗相关群体”的困惑,就必须剖析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制”谜团。这个谜团也是中国官史里竭力回避、模糊的一段“改革”往事。“国企改制”二十年之后,官方总是反复强调,“中国不搞私有化”;若确实如此,那么,国企的“改制”是把国有企业改成另一种公有企业吗?当然不是,“改制”的结果是,国有工业企业从1997年的近10万个变成了2003年的3万4000个,少了近三分之二,剩下的国企也有许多上市或允许职工参股,不再是真的国有企业了;被“改制”的这些企业,一部分被关闭,而更多地是变成了私有企业。2003年《财经》杂志刊登过一篇《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其中提到,61%的私有企业老板是原来该企业的国企经理或厂长,也就是说,这些企业都是在“改制”过程中从国有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可以确定,尽管朱镕基的“改制”政策尽量模糊“改制”的真实目标,但“改制”的结果表明,“改制”就是国企私有化。国企私有化包含两个部分:中小型国企因为不能上市,所以基本上实行了完全私有化;大型国企则通过上市,吸纳了外部股东,而变成了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保留部分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国企改制”谜团的第一层便是,为什么当局不愿意承认实施全盘私有化这个现实?其要害在于,推行实质上的私有化政策,意味着当局默认社会主义公有企业制度的完全失败;而改革前30年建立的那种计划经济加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完败,直接挑战了当局的政治正当性,所以政府采取了掩耳盗铃的做法,一方面把国企私有化,一方面拒不认账。政府之所以不得不推行国企私有化,实在是因为国企亏损日益严重,拖累国有银行系统。改制开始前,1995年9月15日的《中国改革报》曾报道,1994年全部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83%,即将整体上资不抵债;由于国有企业“吃光了财政吃银行”,1995年银行系统出现了整体严重亏损,导致银行系统数量有限的自有资本迅速减少,行将破产。对此,国企员工未必了解,但政府心中已然警号长鸣,它再也不敢继续用银行贷款来养活几十万工商业国企,实际上也养不下去了,否则整个金融系统就被拖垮了。

“下岗相关群体”的困惑,其实来自于政府的掩耳盗铃行为:政府为了保住银行系统、保住政权,下决心要抛弃国企职工,也丢弃对他们生老病死的福利承诺,但口头上绝不认账;而“下岗相关群体”看到了自己被无情抛弃的现实,却不了解,国企职工过去赖以依靠的国企就业和福利制度,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败,被宣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府送进了墓场。政府既要保持政治上的“永远正确”,又要在经济制度上回归共产党建政前的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道路,于是二十年来刻意迷惑着这几千万“下岗相关群体”;然而,这一迷惑也产生了另一个社会后果,这几千万“下岗相关群体”在自己的心中埋下了对当局的深深的永久性不满,同时,他们把对昔日经济社会地位的怀念投射到了毛泽东及毛时代经济体制上,尽管国企体制的完败恰恰是毛式制度的苦果。可以说,在国企私有化道路上,当局的掩耳盗铃之术护住了脸面,却埋下了社会对立的种子。

“国企改制”谜团之二:职工“下岗”与厂长发财

“下岗相关群体”的另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职工“下岗”,据说是“国家有困难”,那厂长变老板,也是“国家有困难”?当然不是,真实原因是,政府通过“改制”中放纵厂长们的腐败,把本来存在于政府与国企职工之间因“甩包袱”引起的对立,“下放”给了厂长们,把职工们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了厂长们身上。国企厂长们之所以“扛”起了为政府“安排职工下岗并克扣安置费用”这个“重担”,则是因为政府默许他们一夜之间成为被“改制”国企的新老板,即成为国企私有化之后的主人。这个令许多下岗员工永远耿耿于怀的“改制成果”,难道不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吗?这个困惑正是“国企改制”的又一大谜团,或者说是“改制”政策“暗度陈仓”的结果。“改制”的“明修栈道”强调要“搞活企业”,而暗中实施的相关政策都指向一个目标:允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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