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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平均寿命阶跃与毛泽东没有关系 2019-11-11 15:09:07

 

中国是世界的一员, 人类社会进步是一样的, 流淌在人身体里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人类社会平均寿命在增长, 对所有人种都一样, 但是某些人很喜欢吹嘘中国的特殊性, 比如中国是人类世界的文明发源地, 英语起源于中国, 毛泽东提高了中国人平均寿命, 还做出了曲线给大家看, 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 如今联合国卫生组织专门研究世界平均寿命, 那个阶跃于毛泽东没有半点关系, 如同大跃进时期, 人民日报吹嘘中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波, 无所不能, 后来弄清楚了, 就是山寨西方国家的超声波, 至今这种笑话层出不穷!

 

首先我们承认一个事实, 人类平均寿命一直在增加, 小时候人退休后要不了几年就挂了, 今天感觉是人退休后, 普遍能活到八十岁, 世界卫生组织归结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疾病的有效控制. 显然其他国家的进步与毛没有关系.

 

再看人类平均寿命, 19世纪初全球各地平均寿命不超过40岁,一半人口在成年前夭折1800年之前,只有欧洲少数精英阶层的人均寿命超过40岁。1820年左右,西欧平均寿命是36岁,日本34岁。中国贵族的人均寿命由1800年代初的37岁降至1830年后的32

 

1960年联合国第一次统计人口预期寿命,彼时全球人均寿命为52.5岁。时至今日2016,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72岁。这里有一个突变增长, 人类社会平均寿命陡然上升到七十岁以上, 人过七十古来稀神话被颠覆, 这是全世界人民的统计数据, 能够叫做毛泽东阶跃吗? 真是出了国, 生活在西方还是井底之蛙!

 

看全世界人民平均寿命排名,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 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约76.4岁,其中男性75岁,女性77.9岁,排名第52位,较之前有所提升。美国人口预期寿命约78.5岁,其中男性76岁,女性81岁,排名第34位。

 

又仔细查找发现又查出香港第9, 台湾第38, 美国第34, 中国第52. 还是看不到毛泽东在那里?

 

公平的说, 毛泽东是有贡献, 五十年代他听取了海归的建议, 中国医学医疗采取预防为主的理念, 少花钱, 多办事, 对提高中国人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但是这一理念依然是从西方取经得来的,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今天, 全人类平均寿命达到了72, 是人类的共性, 那不是毛泽东阶跃, 并且大陆人的平均寿命依然低于自己的同胞香港和台湾

 

青霉素和其它抗生素创造了“现代医学奇迹的奇迹”, 人口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死亡率转变的重大拐点”。 即青霉素把人类死亡时间往后拉, 承认科学的力量, 比迷信毛泽东肯定是一大进步, 弄清楚青霉素是一切抗生素的源头, 谈红霉素, 绿霉素是无知, 没有素质.

 

这一段我的朋友真是出丑了, 说大跃进是刘邓搞破坏, 结果是我查出毛批示的粮食钢材冒进计划, 讨论大包干, 没有人能否定农民从大包干开始可以离开土地, 实现了奴隶到人自由迁徙的转变, 今天弄清出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有一个阶跃, 但是与毛泽东没有关系. 我承认这种争论是有必要的, 我们澄清了事实, 大家是朋友, 但是不接受粗暴的语言.

 

小时候第一次上当记忆犹新, 我们学的历史总是使我认为我们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与它国人不同, 以后发展成中国特色, 掩盖一切错误, 到西方国家后我终于明白, 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母亲, 人类起源与非洲, 北京猿人存在过, 但是和中国人没有关系, 讲达尔文的进化论, 实在不该把中国猿人加进去, 害人不浅, 中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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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基本数据(ZT) 2019-11-09 09:30:07

饥饿始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一大难题。旧中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有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遇有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每公顷粮食产量只有1035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10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1995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多,年均递增3.1%。目前,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均380公斤左右(含豆类、薯类),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肉类产量41公斤、水产品21公斤、禽蛋14公斤、水果35公斤、蔬菜198公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在八十年代世界增产的谷物中,中国占31%的份额。中国发展粮食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而且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与贫困作出了重大贡献。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粮食生产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1978年。194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只有1.132亿吨,1978年达到3.048亿吨,29年间年均递增3.5%。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加快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粮食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1979—1984年。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6年间年均递增4.9%,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粮食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第三阶段为1985年至今。199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666亿吨,11年间年均递增1.2%。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营,食物多样化发展较快。猪牛羊肉、水产品、禽蛋、牛奶和水果产量分别达到4254万吨、2517万吨、1676万吨、562万吨和4211万吨,比1984年分别增长1.8倍、3.1倍、2.9倍、1.6倍和3.3倍。虽然这一时期粮食增长速度减缓,但由于非粮食食物增加,人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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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进入驾驶舱影响安全吗? 2019-11-05 14:30:47

看到有文章写美女进入飞机驾驶舱影响飞行安全, 我不得不说话, 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没有专业知识, 说话极端不负责任.

 

西方国家和中国同处一个地球, 似乎相隔千山万水, 信息不同. 我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多年, 经常看到顾客要求和飞行员合影留念, 也有少数儿童处于好奇心, 要到飞行舱拍照留念,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从来没有听说有安全因素, 顾客不得进入飞行舱, 真是奇谈怪论. 飞机绝非瓷器, 顾客不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只有空中飞行期间, 顾客是不准进入飞行舱的.

 

为此航空公司还要涉事机长被终身停飞外,桂林航空的董事长、总经理、维修副总经理等多名高层亦受到牵连,被集体处罚及扣罚工资。更是千古奇谈, 能否有专业人员说一说, 顾客进入飞行舱的危险在那里? 我想不可以这样胡闹下去, 究竟要处理多少人? 像这样荒唐的处理一大批人, 以评定民愤, 更是不懂装懂, 滥用职权的官僚行为.

 

前一段一辆铲车和小轿车相撞, 导致轿车内两名妇女被烧死, 大量人在媒体上指责大陆人素质差, 见死不救云云, 我虽然忍住不发生声, 但是并不这样看, 虽然从视频上看两车碰撞起火, 直到两名女士被活活烧死是事实, 但是救护不是那么容易. 两名妇女极有可能被卡死在座位上,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具, 是没有用的.

 

在西方国家, 一旦发生车祸, 是救护车, 消防车, 和警车同时开赴现场, 尤其是消防车上有救生工具, 可以解救被卡死在车辆中的受难者.

 

从以上两件事上, 可以看到中国需要管理现代化, 专业化, 把一件事情归结到人为上, 处理人, 谩骂世态炎凉,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是要从管理上找到根本原因, 才能有效保护生命.

 

同时加强各国人民文化交流很重要, 飞机在地面, 顾客经过安全检查进来, 如果方便, 和飞行员合影, 进入驾驶舱拍照, 只要飞行员同意, 应该是非常人性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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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 (摘要) 2019-10-31 13:23:35

陈大斌

“农业学大寨”运动初始时,领导机构的号召、新闻媒体的宣传,都是把大寨作为一个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当时各地农村的一些社队开展学大寨活动,也主要是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寨田”,确也有些地方在这些方面做出成绩,收到一定成效。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大寨本是一个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而很快大寨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典型,学大寨的运动也被弄成了一场“继续革命”的政治斗争。要正确了解、认识这个变化的实质,首先要从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上找原因。毛泽东发展农业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消灭小农私有制,实行集体化。1953年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继而于1958年兴办人民公社。这样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偏误就是忽视生产力发展。按照这样的思想认识,似乎只要改变了所有制,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1956年中共八大就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按这种估计,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推翻了八大的估计,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8年,经济发展上要“超英赶美”,在生产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急切地要通过人民公社先向全民所有制,再向共产主义过渡。为达此目标,轻率地发动所谓“大跃进”,兴办人民公社,加上一个以“快”为中心的“总路线”,成为所谓“三面红旗”。高举“三面红旗”的结果,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全国各地农村都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现象。人民公社不得不进行调整,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心单位上来。

对出现这样严重的局面的原因及如何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在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分歧。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都作了自我批评。刘说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强调指导思想犯了“左”倾错误。对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毛泽东承认工作上犯了错误,强调犯错的原因是没有经验。不承认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主张继续高举“三面红旗”。而这时全国有百分之三十的农村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得到多位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子恢大讲安徽责任田的好处。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猫论”支持包产到户。刘少奇对湖南的农民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搞人民公社是一种试验,包产到户也是一种试验。陈云甚至主张让农民分田到户。

这就是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时的政治背景。起始时他的确赞扬过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精神,但在当时形势下,他在全国农村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绝不可能只是要树立一个“生产典型”,搞一场推广发展生产经验的运动。典型和运动都要体现他“继续革命”思想,适应他开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斗争的需要。“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思想理论的结晶。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都是在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这就决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必定要政治化。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主导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是这场运动政治化在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在运动实践尤其是在昔阳县的狂热实践中,大寨红旗的旗手、后来的全国学大寨运动的主要推手陈永贵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一起,陈永贵就扯旗造反,先参与夺山西省委的权,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继而再带头夺昔阳县的权,出任县革委会主任,迅速完成由“生产能手”向“革命闯将”的转变。之后,进一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所谓“农民政治家”,领导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他先在昔阳,后试图在全国农村掀起“继续革命”的狂潮。

陈永贵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尤其是对毛泽东在农村的“理想”有很深的领悟。他是靠创造了“大寨经验”受到毛泽东重视,靠“农业学大寨”运动而风云一时的。他知道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他的优势所在,是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可靠路径。同时,他更清楚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他知道在当时形势下,绝不可把大寨当成一个“生产典型”;开展“农业学大寨”一定要搞成一场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的政治运动。在这方面他下力气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面篡改大寨的历史和基本经验。把大寨十年艰苦创业史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史。他善于把大寨的每项经验都与毛泽东的号召,与“继续革命”的理论挂上钩。毛泽东发什么号召,陈永贵都千方百计紧紧跟上,并编造出一个个故事,说大寨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取得了突出成绩。以大寨的实践证实毛泽东伟大英明正确。这样一来,他挟文化大革之势将“大寨经验”推向全国。他自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便“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同时,也把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完全纳入“左”的“继续革命”的轨道。

最突出的事例是1967年9月,在昔阳召开的山西省农业大学现场会上。陈永贵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对大寨的历史进行全面歪曲。他把过去多年来大力支持、帮助、培养大寨成长的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及昔阳县委的领导干部多人“揪”到会场上“批斗”。陈永贵指着这些老领导说:“中国赫鲁晓夫和山西省、晋中地委、昔阳县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是大寨人民的死对头。”“大寨就是同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斗争中胜利前进,把红旗举得更高。”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另一项值得重视,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狂热地对“一大二公”“乌托邦”的追求。

“一大二公”的“乌托邦”不自“农业学大寨”运动始,是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兴办人民公社时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非常钟爱“公社”这个“新事物”。说公社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到一起,构成未来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便于先向全民所有制,继而再向共产主义过渡。并断定有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人民公社的建立及其一系列过激的“左”的政策的实行,在全国刮起破坏力极大的“共产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进行的调整中,人民公社不仅名称保存下来,而且仍然作为“三级所有”中的一级,“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也没有改变。这说明有人还对公社依依不舍,“一大二公”的“理想”还难以抛弃。“文化大革命”爆发时,1966年8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有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建设“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思想。这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所追求的除了要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以造反、夺权,“天下大乱”的办法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派”之外,还规划着他心目中国家的未来蓝图。他向往、憧憬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这是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过程中失败了的“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在“文革”条件下的复活。

陈永贵本是农民,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片面的。他认为所有制越公越是社会主义,分配上越平均越是社会主义,生产组越大越是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刘少奇批评过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他与“一大二公”的空想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决心借“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毛泽东“一大二公”理想。昔阳县是他狂热追求“一大二公”的“试验田”。

 

陈永贵实现“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的行动是坚决批判并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主要措施是:在全县范围内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关闭集市贸易、取消家庭副业。就是要用这“一整套”办法,使资本主义在大寨、昔阳断根、绝种。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昔阳资本主义越批越“深入”,不断有新口号提出来,批什么“山沟里的资本主义”、“家庭里的资本主义”、“院子里的资本主义”、“房前屋后的资本主义”等等。有的公社只允许社员“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

在收了自留地,砍了家庭副业,关闭了集市贸易,胜利地攻占了一个又一个有形的“资本主义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又开展起“思想领域”的斗争,要消灭人的“私”心,灭人的“私欲”,培养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型农民。

在1963年大洪灾之前,大寨还是原来旧村的时候,社员们各有住房,各家都有自己的厕所、猪圈和自留地,用陈永贵的话来说,各家都有一个“私字”大本营。大水之后建设的大寨新村是统一规划修建的,像一列列火车车厢排成数行,户户门连门,每家没有自己的院落,没有所谓的“房前屋后”,出了门便是公地,革“私”字的命可谓彻底。初次见到这种住房,我感到这不适合农家生活,以为是受山区地形的限制的无奈选择。可后来才知道这是陈永贵的精心设计。他要用这个办法彻底消灭社员的私心,培养一代一心为公的新型农民。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永贵为实现“一大二公”乌托邦理想,一腔狂热,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借“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大势,先在大寨、昔阳,后在全国农村,实现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时期未能实现的“一大二公”的社会理想。昔阳是他的“试验田”,他要先行在太行山里,在大寨及昔阳县搞出一个真正体现“一大二公”,实现县级全民所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个人私有财产及私欲、人人为公、处处公平、没有差别,而且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当代“乌托邦”,实现毛泽东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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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排华(转载) 2019-10-30 06:58:31

1982年,由许鞍华导演,刘德华、林子祥出演的电影《投奔怒海》在香港上映,投资方是电影明星夏梦创办的青鸟公司,夏梦就是传说中金庸的梦中情人,王语嫣的原型,而片名《投奔怒海》,正是金庸所取。

究竟这部电影说了什么?得到如此吊诡的命运呢?它所讲述的,是70年代,发生在越南的,关于150万华人的惨剧。

越南,自古以来就是华人华侨聚集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一直是逃难的中国人最后的归宿,尤其是在明末清初,一大批不愿意受满清统治的中国人逃往越南,从此归化。这里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这里称作小中华

然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越南再也不是华人的避难所,变成了华人的地狱。

排华的高潮出现在1977年。越南政府对于华人的驱逐,从小范围扩展到全国,华人们被冠以中国间谍的罪名,限期离开越南,而且每个华人离开的时候,都要交出12两黄金,如果交不出就要被送往改造营做苦力,或者就地打死。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处后来估计,越南掠夺华侨难民的财产就可达30亿美元。从1975年到1984年间,越南政府共驱赶了超过150万华人。

而交纳了12两黄金的华人,被赶上了破旧的渔船,任凭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自生自灭,这就是投奔怒海的由来。

这些华人难民们当时可谓才出狼群,又入虎口。闻风而至的海盗们蜂拥而至,将难民们洗劫一空。有时候一艘船要受到好几波不同海盗的洗劫,后面来晚的海盗抢不到钱,就肆意杀人、强奸,至今有多少华人死在那片怒海之中,依旧无法确切统计,根据《越南胡志明潮州义安会馆史料》中估算:约有近50%70%的难民们葬身海底。

几十年过去,中越关系正常化,同样改革开放的越南,为了吸引外资,正在向世界展示他们友好,大批中国人也看上了这里的发展机会,前来投资办厂,买房置地。没有人再去提起几十年前那场惨剧,也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向那150万人道歉,更没有赔偿,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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