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新冠病毒，谁是胜利者? 笔者始终认为，没有研制出杀死新冠病毒的药物之前，没有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是胜利者。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欧美医学界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欧美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 尼尔·莫里斯·弗格森（Neil
Morris
Ferguson，1968年－）是英国流行病学家。[他是一位数学生物学教授，专门研究于人类和动物中传播的流行病学。他是伦敦帝国学院下属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疾病与紧急情况分析学院（Abdul
Latif Jameel Institute for Disease and Emergency
Analytics，J-IDEA）的主任、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系主任以及医学系学术发展副院长。弗格森使用数学模型提供了几种疾病暴发的数据，包括英国2009年猪流感暴发和2016年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疫情。他的工作还包括对蚊媒疾病的研究，其中包括寨卡热、黄热病、登革热和疟疾。 2020年2月，在中国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时候，弗格森及其团队使用统计模型估计，认为中国已检测到的病例严重不足。 2020年3月，弗格森的研究报告提出，缓疫策略将造成医疗资源严重挤兑，即使是缓疫策略效果最大化的情况，也会推高疫情峰值，最终导致英国死亡25万人，美国死亡110-120万人。 瑞士《新苏黎世报》以“疫情危机是否奠定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崛起？不，中国得益只是暂时的”为题，刊发评论指出，在这场自由民主制与威权专制的又一场较量中，中国只是在宣传方面暂时占了上风而已，短期的突发事件难以从根本上撼动长期的权力政治格局。 “即便是中国，通过展现自己援助者形象而获得的地位上升也只是暂时的。诚然，意大利、西班牙现在正对欧盟各国的不团结感到万分失望。但是，这几乎不可能导致意、西两国与威权中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就此消融、罗马与马德里从此走上疏欧亲中路线。”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有些国家，2003年的萨斯爆发是一场规范性体验。在很多人看来，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啊。即使受害者数量有限，但它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人们都不由自主地询问，如果更严重的传染性病毒灾难再次发生，该怎么办？科学家们说，在高峰时期，感染新冠病毒者释放的病毒比萨斯感染时的病毒多一千多倍。萨斯病毒位于肺部深处，新冠病毒在你的喉咙处，随时准备传播。 中国共产党已经坚定地承诺于另外一种模式，而且他们试图已经开始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我们知道普遍化的模式间竞赛或者竞争已经开始了，但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竞争的背景是什么。冲突将发生在依照西方法则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制内吗？那么，美国的很多人肯定相信他们绝对会赢得这场战争胜利。 中国或许非常接近战胜疫情，但这是在极端严厉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未来确定了先例。中国能够承受得起放松社会生活限制的后果吗？如果病毒死灰复燃，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先例意味着同样的严厉措施将重新开启，那么中国经济恐怕就再也无法恢复了。 所以说，没有研制出杀死新冠病毒的药物之前，没有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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