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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绩 -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财经》杂志 编者按] 今年（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
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
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
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
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时期。当时党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胡耀邦是第一线的
最高领导者。胡耀邦的名字正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为这场变革做出
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代价。
缅怀伟人，重温史实，我们更加看重一种时代传承的必然。基于此，携心香一瓣、历史一页，
亦可见微知著，更加热烈地促动今天加快体制变革、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车轮。
谨此编发本刊评论员文章的同时，我们一并刊出约请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龚育之撰写的文章
《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以示对胡耀邦同志的纪念。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
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
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
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
准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
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
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
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
有的学员提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砺凼业奈饨?BR>孙长江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
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党校学习的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收到报社理论部送来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大样。
原来，1977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
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具体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
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
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77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
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
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
论员”的名义发表。
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
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
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
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并商定，《光
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文章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此文在1978年5 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全
文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
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
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一个指责电话。电话说：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
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
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
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后，《红旗》杂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
篇错误的文章。《红旗》总编辑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
政治上是砍旗的”。在5月17日接任的另一位《红旗》总编辑也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
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
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
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一位老同志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
“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
全搞透”；“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从哪里来的
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
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过程，但他是坚定地支持胡
耀邦的。5月30日，邓小平让胡乔木等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对起草者
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23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
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
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
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
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
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邓小平这次讲话态度是鲜明的，但是没有直接点名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
文章。所以，“凡是派”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没有停止。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7月，汪东
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
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评，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
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
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9月
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
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
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是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另走新路。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
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平执掌最高权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也将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它炸开了坚冰紧固的航道，就在这一年的12月，
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坚
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
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郭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取代了郭玉峰，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
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中组
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500封要求平反
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它
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
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针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
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
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
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
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
冰雪化为春水。在中国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如此大
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通过两个文件，即《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耀邦看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这
两个文件的草稿，在讨论这两个文件草稿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
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胡耀邦比当时很多人要深刻。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
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
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
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
产奖励”的分配办法。
在今天看来，“包干到组”、“联产计酬”是很正常的事，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
却一直被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个文件中还是有
“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责难，一篇篇批判包产
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
的都已经“装膛”。
四川省则不怕，在逆境中大力推行安徽的做法，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人民日报》在胡耀邦
的支持下，从1979年1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
《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
报道。胡耀邦还说“要吃米，找万里”，表示对万里的支持。
万里在安徽的改革取得成效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他感到比在安徽的困难更大。
万里在1997年10月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我 1980年2月到书记处分管农业，
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耀邦同志，
那就不好办了。”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
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引
起人们注意，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自从“农业学大寨”成为政治运动以后，就用政治
强力推行大寨经验。
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上面曾经做过种种说明，但传到各基层单位，只剩下这么几条：
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
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
级斗争，“七斗八斗”批斗“资本主义”， “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
“大寨的旗帜”举得更高了。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狂风。
胡耀邦早就看出了“农业学大寨”的问题。1980年6月，他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再也
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违背自然规律，
是失败的。这篇社论于6月15日发表，当天陈永贵听到后十分恼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
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
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
骂“胡耀邦，胡乱邦！”
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他给陈永贵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
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
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
来，走了。
胡耀邦并没有因为陈永贵的“吵翻”而却步。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
委连续举行会议，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
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
从此，持续了近20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随着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和《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第75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基层干部和
农民群众不再害怕加在包产到户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到1980年底，全国已有50％的生
产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胡耀邦看到新华社记者记述包产到户带来新变化的五篇“内部
参考”报道后大为振奋，当即批示让其中三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后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
即五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1982］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
要〉》。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它
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发
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 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
增加11.2％。
1983年1月2日发出的“中发[1983]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通知》。这个文件中，把大包
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统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胡耀邦概括归纳出来
的。文件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结果，1983年
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副业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
1984年1月1日发出的“中发[1984]1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文件主要是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强调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
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更长些。在这个文件发出前后，胡耀
邦在多次讲话中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亿或者20亿亩土地上，只放在粮上”；“要保护
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胡耀邦还提出，要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
制度，让农民自由自主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包括到外地贩卖多余的粮食。他对于当时有人把
从事商业贩运的农民称为“二道贩子”很是反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什么二道贩
子？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
1984年12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讲话中强调，“应当善于运用价值
规律同农民打交道，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会上赞成先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
改为合同定购；生猪、鱼等水产品和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
分地区逐步放开；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帮助农民调
整产业结构，扶持专业户；要积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小城镇。
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于1985年1月1日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国发[1985]第1号”文件发出，是为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6年1月1日“中发[1986]1号”文件发出，这是第五个“一号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
所降低。文件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回
到老路上去。
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五个“一号文件”
不全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参与了
五个“一号文件”起草制订工作的吴象有过评价：“谁都知道，在那个披荆斩棘、开辟道路
的时期，在那个一个提法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期，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积极参与和全
力支持，没有他倾注的心血和多方面默默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一号文件’是不会如此顺
利地出台的。”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胡耀邦着手将改革推向全面。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
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做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强调：“从实际出
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
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
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
他指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熟知的
“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
他想稳步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虽然身处高位，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对看准了的
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
虑，做法稳健，伺机推进。
在1978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问题。进入1980年，老一辈革
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
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
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小平感到的确很重要。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问题。胡
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
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
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常委们也都认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此后，中央常委对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政
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
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
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8月31日，
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
泛的重视和好评。
胡耀邦这个人看起来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他是深思熟虑的。他
深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结构。一下子全盘否
定它，或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可能出乱子；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应当创造一定
的历史条件对它逐步改革。胡耀邦把政治体制改革当成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一步一
步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他首先从党内民主化做起。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对党章修改起
草小组的成员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
章果然不同凡响，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
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
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
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
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
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年12月25日到
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
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中宣部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984年12月
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
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
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
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
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夏衍高兴地
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有人批评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是一
个反党的会”，一年以后，把作协四大的选举作成胡耀邦的一条“罪状”。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原有的政治体制明显滞后，经济改革无法深入。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
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6月28日，
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
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
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类媒体都大
讲政治改革，理论研讨会一个接一个，学者们纷纷出动，到各处作报告。他们发出了种种
呼吁，提出了种种设想。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而且对于当时社会上为政治改革造势如此
之猛感到忧虑。1986年9月28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
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
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
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
么人……
胡耀邦希望，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
5、6月或7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
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从这段讲话来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
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
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
1986年5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胡耀邦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言
说：“没有民主监督，就要腐败。”1986年8月，胡耀邦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说：
“我们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政治体
制改革涉及的范围，胡耀邦说要稍宽一些：一是上下关系，给下面、给地方更多的职权；
二是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系，使企业获得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增强活力；三是党、政府
和人代会要有分工，各自的职能要明确；四是人代会、民主党派的作用，要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五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要受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犯了法要随时能受到弹
劾、揭发。
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的步骤和目标，同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当政治改
革的呼声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声势后，改革目标上的差距造成了强烈的政治磨擦和撞击。
1987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在十三届一
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年以后，他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中国人心
中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
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却没有丝毫减弱。在他90周年诞辰之际，
从中央到民间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正表明了对这位英雄的深切怀念。
*“两个凡是”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
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
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纪念文章选
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
龚育之 - 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财经》杂志/总146期 2005.11.14
精神文明决议中关于修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论述道德
建设的由来和过程
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文件起草工作，我参加过几次。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一次，十
二大报告一次，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十二届
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一次。前面四次，同胡耀邦同志有接触，不算多。后面
这一次，接触就比较多一些了。
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全面的纲领性的文件。在这个决
议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
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这个决议强调：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
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
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加以尊重、保护和发扬。这样，才能在团结一
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共产
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
外侨胞，总之，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积极地行动起来，为实现共同理
想而奋斗。”这是何等宽广博大的胸怀，而同貌似激进其实极其狭隘的宗派观点有天渊之别。
这个决议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的那一节里，有一个鲜明而意义深远的论
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
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这些观
念，又同它们有原则的区别”；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作了最扼要而深刻的
概括：“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这个决议专有一节讲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
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
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这既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离开实践的观
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同后来与时俱进的概括，可以
说是相续相通。
在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如何对待“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
的确费了很多的斟酌和周折。
1985年12月17日的最初的提纲，曾经考虑同十二大“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提法相衔接，用过“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提法。同时强调指出：“现阶
段的道德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要冲破那种把一大二公和绝对平均主义
误认为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建立起适应新时期社会变革的新的道德观念（正确对待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竞争与互助等）。这样才能使理想、道德推动和引导改革、开放、建
设，而不是两股劲、两张皮。”
到1986年1月26日形成一个比“提纲”进一步的“要点”，就没有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
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在 “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上费了许多笔墨，
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在经常的大量的
日常经济生活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劳动成果、个人利益和
公共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原则”；“把‘铁饭碗’、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道德，用以反对
改革，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胡耀邦批印的提请中央书记处审议的1986年8月3日稿中，同1月26日“要点”以后的历次稿
一样，都没有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而是说：“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
社会。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各自的现实奋斗目标。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目标”；从而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同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革相适应。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这里省略的文字，基本上就
是后来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起头的那段文字。
到胡耀邦批印的1986年8月13日提请政治局审议稿中，重申了十二大报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的提法（略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同时说了我们党的最高
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还在道德建设的部分说：“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
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努力奋斗，勇于献身，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
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同
时，先进性的要求必须同群众性、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的社会主义道德才能连结和引
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既然我们是处在社会主
义阶段，既然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
1986年9月17日胡耀邦批印的提请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决议草案中，又加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两个“既然”也改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
义历史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发展商品经济和竞争；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
这里的“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
中央全会经过讨论之后，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改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
的初级阶段，不但……而且……”。
这就是精神文明决议中关于修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论
述道德建设的由来和过程。
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新公布了一条材料：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
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
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
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
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
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
我当时知道胡写信和邓同意这件事，但没有见过邓的批语的原件。这次从《邓小平年谱》中
才见到邓的批语，而原信内容，《年谱》所述可能只是个摘要。
当时之所以要给邓小平写这样一封信，当然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达到相当尖锐的
程度。已经提出不再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是不是背离
十二大报告、从十二大报告倒退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可以含糊过去。
我看到的这封信的这一稿，不知道是不是送给邓小平的最后定稿。这封信于9 月14日晚送邓
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知了小平那个批示。第三天即16日上午，小平办公室
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
9月17日上午，即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
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后，向起草组同志谈到他同邓小平谈
话的情况。他对邓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
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子，
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
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邓小平还说：我们要注意，保持
我们的政治稳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个局势再发生新的动乱。“左”的右的干扰都不
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胡耀邦的情绪显然非常高兴。他感慨系之地说：我是“左”右夹攻啊！我们党要讲是非，不
讲关系、看脸色。讲关系，看脸色，我们党还有危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不打棍子，不
重复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受“左”的干扰，也受右的干扰，“左”激起一些人往右走，
右激起一些人往“左”走。我们没有上当，步履艰难。为党的事业嘛，兢兢业业，有什么不
得了！
胡、赵的信得到邓的同意，胡和邓又做了这样一番谈话，对起草过程中的这一大争论，就好
下决心了。
接着，胡耀邦要求起草一个关于在各地各部门征求意见的情况和文件修改中对这些意见的考
虑的《简要说明》。其中说：有的同志主张沿用十二大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这次修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理由是：（1）共产主义思想
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
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不吻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
的问题。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以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
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这个提法使台、港和华侨广大爱国人士
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反而不利。（2）不再沿用这个提法，丝毫也没
有隐瞒或降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3）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上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报告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加以提出，对某些经实践检验证明不妥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沿用，
这种情况在我党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次不再沿用“为核心”的提法，也是可以的。正如
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指出：“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
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
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做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
根据这个说明做了修改的决议稿，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又交十二届六中全会
讨论通过。这样一个重大的提法变化，就经中央全会通过而成为中央的正式意见了。
任何力量都无法抹去的历史性话题 2005年11月19日
孙长江 张显扬 （孙长江原系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张显扬原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是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十六年前他因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
但他并没有从中国人民的心头离去。他生前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死后人民心中依然装着他。
他的生平、事业、思想、品德，乃至音容笑貌，已经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抹去的历史性话
题。今天我们有幸纪念他，感到格外欣慰。
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胡耀邦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
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以极大的勇气、热情和智慧，克服种种阻
力，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
今天，只要说到解放思想，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说
到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说到关于农业问题的几个“一
号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在重重困难中崛起的“光彩事业”等等，只要
说到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就不能不说到胡耀邦。他的英名已经和他的丰功伟绩
一起载入史册，注入人民心田。
胡耀邦长期从事青年和知识分子工作，这是他的一个独特的工作领域。他反复强调对青年
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他殚精竭虑，爱护、教育和培养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他本人始
终朝气蓬勃，永葆青春。他是青年的没有代沟的朋友。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自
己一生渴求知识。参加革命前，只念过半年初中，以致被某些狂妄自大的人讥为“小知识
分子”，但他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终于成为一位知识渊博、能诗善文、长于演说的令人
信服的大知识分子。他政治生命中的几度坎坷，几乎都和他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独立思考，
保护知识分子免遭政治风浪的打击分不开。他是知识分子的可以交心的朋友。
胡耀邦受人敬重和爱戴，不仅在于他的思想和事业，而且在于他的品德。他处处以人民利
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他是忠实地实践革命圣徒的道德理念的楷模。他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下
来以后，党内党外，对他的敬仰有增无减，形象更加高大，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这在
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高贵的品德。李昭大姐在胡耀邦墓侧立石上题写的八个大字：
“光明磊落，无私无愧”，胡耀邦是当之无愧的。
胡耀邦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普通人，他人格中最大的特点是真诚、坦率、正直。这是他
的巨大的魅力所在。他是一位难得的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崇高和不幸，受人尊敬又令
人惋惜，可以说都和他的理想主义分不开。他坚定地相信，他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就是客观
真理，因而义无反顾，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他以为党内同志特别是高
层领导同志，都和他一样坦诚，因而可以真心面对，结果累遭不测。他自己从不整人，而
且总是想方设法为蒙冤者伸张正义，结果自己却落了个挨整的结局。他克己奉公，严谨治
家，几近苛刻，以为凭借这种表率作用，再辅以思想教育和一定的规章制度，经过三年五
载，党风就能根本好转，结果预期一再落空。这一切令他伤感不已。尽管如此，他却初衷
不改。他的真诚令人感动。他是一个透明度极高的政治家，一个真正的好人。
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胡耀邦也有他个人的缺点和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不必讳言的，也是
不难理解的。令人惊异的倒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居然能出现胡耀邦这样的
政治家，这样富有人道精神的人。在当代中国，被称为“政治家”或“伟人”的人，大有
人在。但是，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言，没有几人能和胡耀邦相比。诚然，这些人或
多或少都做过一些好事，成就过一番事业，因而头上都有一个耀眼的光环。可是，只要转
换一下视角，就不难看到，他们或者因为谎言被戳穿，神圣的根基发生动摇，已经从神坛
上跌落下来；或者因为虚伪的面纱被揭去，“正人君子”露出了两面人的本来面目，正在
遭人唾弃；或者因为在民主发展的紧要关头，扮演了段琪瑞、蒋介石都不曾扮演的角色，
留下终身骂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将变得越来越渺小，直到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雾霭
之中。与此相反，胡耀邦为人低调，处事随和，淡薄名利，没有那么显赫，可是死后却能
在人民心中长存，而且形象越来越高大。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
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这是历史人物评价的最终分野。胡耀邦始
终把自己投身的政党，看作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政治集团，而不是看作为个人或小集团
谋取权势的朋党、帮派；始终把这个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看作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指
导思想，而不是看作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权势的“旗帜”、旗号；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群
众的仆人和儿子，而不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主人和老子。
当然，今天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看法是过于纯真了。但他是一个忠于信念，言行
一致的人，他这样想，也这样做。这正是他的伟大和可贵之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在
为民主自由、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中，将时时回顾他，从他那里吸取智慧和道义的力
量。他是一个不朽的话题。人们将长时间的纪念他，谈论他，研究他。这是任何力量都无
法阻挡的。
毫无防人之心的胡耀邦 永远活在人心 2005年11月19日
李锐 -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毛泽东秘书
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只读过一年初中。由于喜好读书，尤善博览群书，读过《马恩全集》，
也读过《圣经》；做报告不念稿子；会写文章，会作旧诗，字也写得好；因此被称为大知识
分子（陆定一语）。
1929 年他刚参加革命，打AB团时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延安抢救运动时即持异见，此后
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有益之事。
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
1960年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着作不能饱肚
子。”不怕扣“修正主义”帽子。
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人
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讲人情的人。工作中最重视实情，常往下跑，曾经发誓
要走遍全国两千多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举却受到讥评）。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破除迷信和平反冤案两大根本问题，否则，改革开放无从
谈起。耀邦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首先做好这两件事。尤其后
一件事，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之后，不论遇到何种干扰，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
同经济改革同步；他认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必须走民主、科学、法制之道；力促舆
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左爷”们的种种阴谋干预，当年《人民日报》的主持人对此体会
最深。
由于总是以善心待人，毫无防人之心（这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耀邦终于遭遇
到“生活会”的突然袭击，被逼得“辞职”，做“违心”检讨，终于大哭一场。此种委屈促
其两年后去世，引起世人的无限悲恸，终于导致“六四”风波。
耀邦去世时，我在悼文中说过，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
者、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当时没有说而后来常与人说：中国出了个胡
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他做好了前述两件大事，才能打破二十
多年中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所禁锢的局面，才有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潮。这不是
中国的大幸吗！
然而，说他是中国的大幸还不止于此。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
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锢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
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
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的生活应该正常
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尤其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保护知
识分子，让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从
经济、文化到政治，都体现出顺应近代到现代的世界潮流中的普世价值，他完全摆脱了过去
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即被实践证明了的马恩列斯毛种种错误的理论和设想。即便发生
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说绝无仅有，至少是鲜见
的。这难道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
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尤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引出许多危机。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
有这笔精神遗产不是大幸吗！
胡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在中共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
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第一部分： 逝世与报道
第三部分： 最后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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