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雜談

沒有參與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示威、聚會和靜坐。也沒有親眼看見六四天安門廣場或曰鎮壓或曰清場的殘酷野蠻或文明禮貌。但通過當時政府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以及後來出國後別的各類報道也知道了許許多多的新聞，相信其中有不少是事實，起碼是部分的事實；雖然報道中對於事實多是一筆帶過，重點在於對事實後面的解釋、看法以及宣傳報道者的主觀目的和明確導向。

相信六四是那個時代許多中國人心中一個深切的痛。如果不是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最殘酷、最血腥的一幕，至少也是改革開放三十餘年裡最讓人悲憤和感到震驚、屈辱和絕望的時刻。六四前夕的十年間，國家在經歷了長時間的鬥爭、破壞、動亂後，終於開始高速的建設和發展，不但經濟發展很快，政治上也比較開放民主，人們從心裡對國家的未來、政黨（政府）的執政能力又重新漸漸生出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六四的血腥鎮壓不說徹底也差不多完全摧毀了這點難得可貴的信心和希望。對於我個人，它毀滅了我對政治天真的希望。有篇文章說，六四改變了中華民族發展復興的方向，我也這樣認為。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現在我們民族的道德水準下降、人際關係惡化和執政官員中也頻頻有“驚人”之話語、之行為。我一直納悶像“林嘉祥”這樣的“僕人”在他們的“主人”面前怎麼就能、就敢那麼肆無忌憚地猖狂，而更不明白的是到今日還有在位的官員公然替他打“抱不平”。仔細想想，有點想通了，只是更加深了心底的無奈和悲哀。

歷史有其殘酷的一面，也有其幽默的一面。它像一面鏡子，給人們看見過往人物留下的形象。

1976年，六四前的十三年，四五清明節，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件類似的“反革命事件”。那是以紀念年初逝世的“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為起因，實為表達對於當時政策不滿甚至抗議的一次大規模自發群眾運動。那時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當政，當局嚴陣以待，宣布天安門發廣場實施“戒嚴”，進行“清場”；沒有用軍隊（有說用了軍隊的，但化裝成警察、民兵），沒有開槍殺人，而是由警察、民兵等用棍棒等驅散了。期間，最多的一天是清明節的那天，到天安門廣場上去的人有二百多萬；以工人和市民居多，沒有靜坐活動；當局宣布為“反革命事件”後，說“不明真相的群眾被別有用心的階級敵人利用了”，“是少數人挑起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那時，是表達擁護支持“鄧小平”復出和工作，反對以“四人幫”為代表、以毛澤東為後台的當權者的路線和政策。

1989年，“粉碎四人幫”後的第十三個年頭。也是以悼念頗得人心因病突然過世的前領導人胡耀邦為由，實在表達對於官員貪腐、經濟環境秩序不良、政治民主改革停滯不前不滿的一場全國性大規模的自發群眾運動。此時，趙紫陽前台做事，鄧小平垂簾聽政，進行了多次或誠懇或敷衍的或對話或規勸，中間又發表了措辭嚴厲的社論，明確定調為“動亂”，後調動了幾十萬正規軍隊，用坦克、裝甲車和真槍實彈平息了這場“反革命暴亂”。同樣地，也說“不明真相的群眾被別有用心的階級敵人利用了”， “是少數人挑起的反革命暴亂”，因為改革開放了，又多了一條：“境外反動敵對勢力插手”。這時，“鄧小平”成為批評抗議和反對的對象，被要求放權退位；支持、要求新的領導人進一步加快民主、立法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

 我為年輕的“子弟兵”戰士被打死、吊死、燒死而心痛，更為同樣年輕或更為年輕的學子的生命被“子弟兵”的子彈擊中而嘎然終止 而悲憤甚至怨恨。 政府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六四的受害方不斷揭露說開槍了，打死了不少人，坦克也有碾人。我個人認為政府的說法是有意的誤導。可能天安門廣場是沒有死人，但開進天安門廣場的途中，肯定是開了槍的，殺了人的。有學生和市民的屍體為證，有他們仍在悲憤難掩、視死如歸地奔走呼籲的親人也可作證。另外，有年輕的解放軍士兵被群眾打死、吊死、燒死，也有他們的屍體和政府的錄像為證。不管怎麼說，用坦克、裝甲車和幾十萬軍隊對自己國家的學生和市民的和平遊行示威進行血腥鎮壓是一種罪惡。也是改革開放後快速發展中的中國向全世界展現了一種社會發展不協調所引發的大悲劇。這是中華民族當然主要責任在執政當權者在當代世界大家庭裡面前作的一件害羞的醜事。 

在這裡，不要拿美國也會出動軍隊來鎮壓暴亂來試圖說服我。第一：美國軍隊是在鎮壓打砸搶燒等暴徒，是暴徒作惡在先而軍隊開進鎮壓在後；類似地，去年當西藏拉薩街頭出現暴徒打砸搶燒時，軍隊開進去鎮壓，並沒有多少人反對 - 我也是支持的；但我不認為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是暴亂。第二：美國包括許多其他的國家對於本國人民的遊行示威，多是由警察處理，即使非用武力不可，也是盾牌加高壓水槍再加上橡皮子彈和/或催淚彈，鮮有用坦克和致命槍彈的；有人說六四鎮壓中有使用擊中目標後會爆炸的子母彈，如果屬實，更讓人痛悲。第三：我想，說這話的人往往也是說“西方的(或者美國的)民主不適合我國國情”的那些人。我經常想，怎麼他們就那麼知道西方的民主不適合中國，而一定要斬釘截鐵劃清界限，決不學、決不比。然而搖身一變，他要引用人家的行為來證明自己的行為合理。人家的民主不好，不學不比，人家鎮壓暴徒就好就要比照。為什麼不是反過來說人家民主制度好，用軍隊鎮壓本國人民應該更慎重。說白了，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興趣來學習研究尋求相對較好的治國之道，僅是在為一己私利，拿來“為我所用”而已。再扯遠一點，也是他們這樣的人規定祖國人民的“人權”就只是吃，爭取儘量吃飽，而剝奪了作為人其它的許多人權包括自由意志的表達和選擇的權利。

關於學生，我實在佩服他們那難得的赤子之心和對祖國未來充滿希望的滿腔熱情。他們是真正的天之驕子，代表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和希望，他們雖天真、他們還不成熟，他們甚至可能被利用，但他們沒有陰謀，沒有多少的私利，他們想的更多的是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是為國家的發展進步進行呼籲、表達想法；不記得名字了，記得一位名人說過大意為“學生運動永遠是對的。反對學生運動的人，最終都被證明是在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的話，我是贊同的。六四之後的二十年，青年學生中已鮮有那種關心國家前途命運憂國憂民的熱情和理想了。這是民族和時代的不幸。

中國的絕大多數普通人民自古以來從來也沒有奢望能夠做當權者的主人，不管什麼時候也不管統治者用什麼樣的花言巧語來描述他們和人民的關係；他們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特別是社會等級制度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容易忍讓也擅長委屈求全；可以說，這似乎已融入到了中華兒女的血脈中。“人人被造而平等，天賦人權”等觀念一直被當權者排斥、否認，其效果無非是統治者能更容易地實現統治，享受特權。縱觀歷代統治者，不管以什麼名稱出現，扛着什麼樣的招牌，宣稱着什麼樣的好主義，最終一切的偽裝都會被揭去，露出真實的面目；而成為歷史後，忠良奸佞，明君昏王，自有、自由後人評說；我們今天評價前人，明天成為前人被後人評價。正如聖經所說，“日光之下無新事”。以我一己之見，不論當代古代，拋開那這主義那思想的堂皇冠冕，所有的官員都可以用其內心的“公”“私”程度來衡量。“公心”比例越高的，越能得到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反之，便被批評和唾棄。

六四過後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這句口號本身是有問題的。實踐上，主觀上是想壓制反對聲音，保持“穩定”，客觀上為貪官污吏們更加敗壞和暴虐提供了一個支持平台。只要當權者不高興，說你“破壞穩定”就可以鎮壓你 – “消除不穩定因素”；邏輯上，“穩定”不一定能“壓倒”“不穩定”，更不可能“壓倒一切”。其實，當局所謂“穩定”的一個潛在意義是“執政地位的穩定”而根本不是國家社會秩序真正和諧的“穩定”。 “這一切”中當然絕對不包括“執政地位的喪失”。

趙紫陽先生當時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到現在看來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遺憾的是仍然沒有實現。更為不幸的是，此後爭取“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鬥士們要經受比1989年前似乎更為嚴厲的防範甚至打擊迫害。身居高位而沒有民族、歷史使命感的人執政掌權 輕者會誤國誤民，貽誤國家進步、民族強盛的機遇；如果再加上為一己之利而利令智昏，就很危險會成為阻撓國家政治、社會改革進步、民族強盛的罪人。

六四後的二十年來，祖國經濟的發展雖然很不平衡、很不和諧，並且付出了很大代價，但可以說仍然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從經濟總量看也算是個經濟大國了。新的當權者也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積極和可能實現的指導方針，“和諧社會”是一個不但美好而且也可能實現的想法，比“共產主義”等純粹的空想實際和現實許多。但六四似乎仍然是個不能涉及的禁區，更不要說平反或者和解了。僅僅因為一些少數人的阻撓令整個民族的和解以及執政黨（政府）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都不能進行又是在浪費時間、貽誤時機。另一方面，“和諧”是鎮壓不來的，是強制不來的，甚至也是號召不來的。它首先必須是人內心狀態的調整和改變。使事實得澄清，使怨恨得化解，使正義得伸張，使公平得體現。“和解”不一定要去追究某個人的具體責任，但必須能夠恢復社會正義和人們心中的信心和希望。有了這樣的基礎，加上法制的落實和完善，權利的透明、受限和被監督，再加上寬容和愛心，才能夠凝聚人心，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國內外敵對勢力”“煽動不了”的和諧。

羅嗦了這麼多，仍覺得言猶未盡，再發一點隨想：

謊言好像很有用，但它有點象毒品。用了第一個，就需要用更多的來滿足第一個，然後就需要更多更多的來分別滿足這更多的。

謊言不能治國、強國，最終只能誤國、亂國。

把國家和民族的興旺和發展寄托在某個個人身上是靠不住的、危險的。個人的權利必須受到有力的約束和有效的限制。

人鮮有能一生都站在歷史發展的前列，特別是隨着年齡的增長，到年老的時候往往會變成比較保守、對自己所處的位置和領導能力失去自信。當一個人不自信的時候，就容易發生誤判，特別是事情不順利的時候，更容易反應過激，甚至杯弓蛇影。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大抵也類似。

戀權位貪私利而不功成身退是會很快被歷史淘汰的，而且快到轉眼間就成了可悲、可惡甚至可恥、可憎的角色。

感想發到這裡，回想一下，在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裡，大家不也都是這樣認為、這樣說麼？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共識了。而現在，好像倒不敢怎麼這樣說了。這樣看來，可以說六四事件和以後的拒絕反思、壓制反思已經讓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了至少二十年。

六四是當代中國前進道路上一個無法迴避、躲不過去的坎。願六四所有逝者的鮮血，能促使執政當權者進行謙卑省察，真正在行動中做到而不是僅僅掛在嘴上“三個代表”，“三個為民”。 願我們的民族有反省的能力、有寬恕和愛的能力，汲取血的教訓，推動和解， 實現和諧，邁向強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