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杂谈

没有参与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聚会和静坐。也没有亲眼看见六四天安门广场或曰镇压或曰清场的残酷野蛮或文明礼貌。但通过当时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以及后来出国后别的各类报道也知道了许许多多的新闻，相信其中有不少是事实，起码是部分的事实；虽然报道中对于事实多是一笔带过，重点在于对事实后面的解释、看法以及宣传报道者的主观目的和明确导向。

相信六四是那个时代许多中国人心中一个深切的痛。如果不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最残酷、最血腥的一幕，至少也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里最让人悲愤和感到震惊、屈辱和绝望的时刻。六四前夕的十年间，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破坏、动乱后，终于开始高速的建设和发展，不但经济发展很快，政治上也比较开放民主，人们从心里对国家的未来、政党（政府）的执政能力又重新渐渐生出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六四的血腥镇压不说彻底也差不多完全摧毁了这点难得可贵的信心和希望。对于我个人，它毁灭了我对政治天真的希望。有篇文章说，六四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方向，我也这样认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下降、人际关系恶化和执政官员中也频频有“惊人”之话语、之行为。我一直纳闷像“林嘉祥”这样的“仆人”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怎么就能、就敢那么肆无忌惮地猖狂，而更不明白的是到今日还有在位的官员公然替他打“抱不平”。仔细想想，有点想通了，只是更加深了心底的无奈和悲哀。

历史有其残酷的一面，也有其幽默的一面。它像一面镜子，给人们看见过往人物留下的形象。

1976年，六四前的十三年，四五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件类似的“反革命事件”。那是以纪念年初逝世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为起因，实为表达对于当时政策不满甚至抗议的一次大规模自发群众运动。那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政，当局严阵以待，宣布天安门发广场实施“戒严”，进行“清场”；没有用军队（有说用了军队的，但化装成警察、民兵），没有开枪杀人，而是由警察、民兵等用棍棒等驱散了。期间，最多的一天是清明节的那天，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的人有二百多万；以工人和市民居多，没有静坐活动；当局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后，说“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利用了”，“是少数人挑起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那时，是表达拥护支持“邓小平”复出和工作，反对以“四人帮”为代表、以毛泽东为后台的当权者的路线和政策。

1989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三个年头。也是以悼念颇得人心因病突然过世的前领导人胡耀邦为由，实在表达对于官员贪腐、经济环境秩序不良、政治民主改革停滞不前不满的一场全国性大规模的自发群众运动。此时，赵紫阳前台做事，邓小平垂帘听政，进行了多次或诚恳或敷衍的或对话或规劝，中间又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明确定调为“动乱”，后调动了几十万正规军队，用坦克、装甲车和真枪实弹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同样地，也说“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利用了”， “是少数人挑起的反革命暴乱”，因为改革开放了，又多了一条：“境外反动敌对势力插手”。这时，“邓小平”成为批评抗议和反对的对象，被要求放权退位；支持、要求新的领导人进一步加快民主、立法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我为年轻的“子弟兵”战士被打死、吊死、烧死而心痛，更为同样年轻或更为年轻的学子的生命被“子弟兵”的子弹击中而嘎然终止 而悲愤甚至怨恨。 政府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六四的受害方不断揭露说开枪了，打死了不少人，坦克也有碾人。我个人认为政府的说法是有意的误导。可能天安门广场是没有死人，但开进天安门广场的途中，肯定是开了枪的，杀了人的。有学生和市民的尸体为证，有他们仍在悲愤难掩、视死如归地奔走呼吁的亲人也可作证。另外，有年轻的解放军士兵被群众打死、吊死、烧死，也有他们的尸体和政府的录像为证。不管怎么说，用坦克、装甲车和几十万军队对自己国家的学生和市民的和平游行示威进行血腥镇压是一种罪恶。也是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向全世界展现了一种社会发展不协调所引发的大悲剧。这是中华民族当然主要责任在执政当权者在当代世界大家庭里面前作的一件害羞的丑事。 

在这里，不要拿美国也会出动军队来镇压暴乱来试图说服我。第一：美国军队是在镇压打砸抢烧等暴徒，是暴徒作恶在先而军队开进镇压在后；类似地，去年当西藏拉萨街头出现暴徒打砸抢烧时，军队开进去镇压，并没有多少人反对 - 我也是支持的；但我不认为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是暴乱。第二：美国包括许多其他的国家对于本国人民的游行示威，多是由警察处理，即使非用武力不可，也是盾牌加高压水枪再加上橡皮子弹和/或催泪弹，鲜有用坦克和致命枪弹的；有人说六四镇压中有使用击中目标后会爆炸的子母弹，如果属实，更让人痛悲。第三：我想，说这话的人往往也是说“西方的(或者美国的)民主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那些人。我经常想，怎么他们就那么知道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而一定要斩钉截铁划清界限，决不学、决不比。然而摇身一变，他要引用人家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人家的民主不好，不学不比，人家镇压暴徒就好就要比照。为什么不是反过来说人家民主制度好，用军队镇压本国人民应该更慎重。说白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兴趣来学习研究寻求相对较好的治国之道，仅是在为一己私利，拿来“为我所用”而已。再扯远一点，也是他们这样的人规定祖国人民的“人权”就只是吃，争取尽量吃饱，而剥夺了作为人其它的许多人权包括自由意志的表达和选择的权利。

关于学生，我实在佩服他们那难得的赤子之心和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的满腔热情。他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虽天真、他们还不成熟，他们甚至可能被利用，但他们没有阴谋，没有多少的私利，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进行呼吁、表达想法；不记得名字了，记得一位名人说过大意为“学生运动永远是对的。反对学生运动的人，最终都被证明是在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的话，我是赞同的。六四之后的二十年，青年学生中已鲜有那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忧国忧民的热情和理想了。这是民族和时代的不幸。

中国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民自古以来从来也没有奢望能够做当权者的主人，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统治者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来描述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他们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特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容易忍让也擅长委屈求全；可以说，这似乎已融入到了中华儿女的血脉中。“人人被造而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一直被当权者排斥、否认，其效果无非是统治者能更容易地实现统治，享受特权。纵观历代统治者，不管以什么名称出现，扛着什么样的招牌，宣称着什么样的好主义，最终一切的伪装都会被揭去，露出真实的面目；而成为历史后，忠良奸佞，明君昏王，自有、自由后人评说；我们今天评价前人，明天成为前人被后人评价。正如圣经所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以我一己之见，不论当代古代，抛开那这主义那思想的堂皇冠冕，所有的官员都可以用其内心的“公”“私”程度来衡量。“公心”比例越高的，越能得到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反之，便被批评和唾弃。

六四过后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口号本身是有问题的。实践上，主观上是想压制反对声音，保持“稳定”，客观上为贪官污吏们更加败坏和暴虐提供了一个支持平台。只要当权者不高兴，说你“破坏稳定”就可以镇压你 – “消除不稳定因素”；逻辑上，“稳定”不一定能“压倒”“不稳定”，更不可能“压倒一切”。其实，当局所谓“稳定”的一个潜在意义是“执政地位的稳定”而根本不是国家社会秩序真正和谐的“稳定”。 “这一切”中当然绝对不包括“执政地位的丧失”。

赵紫阳先生当时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到现在看来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实现。更为不幸的是，此后争取“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斗士们要经受比1989年前似乎更为严厉的防范甚至打击迫害。身居高位而没有民族、历史使命感的人执政掌权 轻者会误国误民，贻误国家进步、民族强盛的机遇；如果再加上为一己之利而利令智昏，就很危险会成为阻挠国家政治、社会改革进步、民族强盛的罪人。

六四后的二十年来，祖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很不平衡、很不和谐，并且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可以说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从经济总量看也算是个经济大国了。新的当权者也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积极和可能实现的指导方针，“和谐社会”是一个不但美好而且也可能实现的想法，比“共产主义”等纯粹的空想实际和现实许多。但六四似乎仍然是个不能涉及的禁区，更不要说平反或者和解了。仅仅因为一些少数人的阻挠令整个民族的和解以及执政党（政府）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都不能进行又是在浪费时间、贻误时机。另一方面，“和谐”是镇压不来的，是强制不来的，甚至也是号召不来的。它首先必须是人内心状态的调整和改变。使事实得澄清，使怨恨得化解，使正义得伸张，使公平得体现。“和解”不一定要去追究某个人的具体责任，但必须能够恢复社会正义和人们心中的信心和希望。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法制的落实和完善，权利的透明、受限和被监督，再加上宽容和爱心，才能够凝聚人心，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煽动不了”的和谐。

罗嗦了这么多，仍觉得言犹未尽，再发一点随想：

谎言好像很有用，但它有点象毒品。用了第一个，就需要用更多的来满足第一个，然后就需要更多更多的来分别满足这更多的。

谎言不能治国、强国，最终只能误国、乱国。

把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和发展寄托在某个个人身上是靠不住的、危险的。个人的权利必须受到有力的约束和有效的限制。

人鲜有能一生都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年老的时候往往会变成比较保守、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领导能力失去自信。当一个人不自信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误判，特别是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更容易反应过激，甚至杯弓蛇影。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大抵也类似。

恋权位贪私利而不功成身退是会很快被历史淘汰的，而且快到转眼间就成了可悲、可恶甚至可耻、可憎的角色。

感想发到这里，回想一下，在六四前的八十年代里，大家不也都是这样认为、这样说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共识了。而现在，好像倒不敢怎么这样说了。这样看来，可以说六四事件和以后的拒绝反思、压制反思已经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了至少二十年。

六四是当代中国前进道路上一个无法回避、躲不过去的坎。愿六四所有逝者的鲜血，能促使执政当权者进行谦卑省察，真正在行动中做到而不是仅仅挂在嘴上“三个代表”，“三个为民”。 愿我们的民族有反省的能力、有宽恕和爱的能力，汲取血的教训，推动和解， 实现和谐，迈向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