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婚姻焦慮，我認為是由當前人們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所導致。比如擇偶的高度自主性和商品化傾向緊緊纏繞在一起；又如試婚、閃婚、離婚、婚外情和同性戀等現象猶如決堤洪水般迅速泛濫；再如夫婦之間在家庭內的性別分工、權利平等及角色扮演等方面都變得撲朔迷離，從而使家庭生活失去重心。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種問題又無法在現存的婚姻制度框架內尋找到救贖的良方。於是，處於戀愛婚姻中的男女，似乎都顯得思想準備不足而手足無措，更無法去預知那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一股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焦慮感油然而生。因此，當下的婚姻焦慮無疑是一種制度性的焦慮，我們無法以個體的心理調適去消解，而只能從對婚姻家庭制度的變遷考察入手，尋求彌補制度缺失的可能性。

　　儘管對婚姻制度的研究多如牛毛，也獲得各種各樣的結論和認識。然而在我國，對一般人而言，大家似乎都覺得婚姻是一種男女結合的自然狀態，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就是這種自然狀態的表白。當然為了讓男女之間的結合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人們還把婚姻視為上天神靈的旨意，民間流行的“月老牽線”一方面用神意去維繫這種結合，另一方面也為婚姻的可能失敗推卸責任。

　　問題在於，婚姻是不是人類延綿種族的自然狀態？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否定的，而且認為婚姻是社會編織的一張精巧無比的羅網，是一種社會制度。藉此制度，社會對男女之間的結合形式作出某種規定，在不同社會之間，結合的形式有很大差異，但普遍言之只有兩種，那就是“對偶制”（一夫一妻制）和“多配偶制”。我國的農業傳統中，則是對偶制為婚姻形式的主流，但同時也存在多配偶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少數區域還存在一妻多夫制。

　　如果我們對傳統婚姻制度詳加觀察的話，不難發現它與其他婚姻制度的三個共同點：第一是婚姻所設定的配偶雙方性生活的權利，婚姻一旦締造，一個人只能與配偶性交而不能與其他人交歡。當然，苟合和通姦古已有之，但忠貞仍是大部分人的理想模式。所以婚姻的真正內涵不只是男女的結合，而且是對這種結合的批准和認可。第二是給予孩子社會身份的合法性，承認法定父母身份幾乎盛行於所有類型的婚姻。第三是婚姻中的男女除了性之外，還有更多的利益和服務的互換，即夫婦之間都可以占有對方的勞動和產品。但這種互換不一定完全互惠，這種不平等可能是現今女權主義的由來。

　　說到婚姻互換，最為清晰的呈現是家庭內夫婦之間的分工合作。在我國農業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表現為男耕女織，從而形成一個家的基本結構。我曾說過，牛郎織女的傳說不只是中國人對綿綿情愛的認同，更是耕作傳統中家庭經濟結構的真實寫照。

　　基於人類社會的這種普適性，我們可以對婚姻作出如下定義：婚姻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的持久結合，賦予配偶相互專有的性權利與經濟權利，並賦予他們的子女以合法的社會地位。從這一定義出發，再加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擇偶方式，以及結婚是結“親家”而不單單是兩個當事人的私事和對生育的期許早於婚姻，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考慮，包括婚後只有當孩子降生，家庭內部確立起“父母子”三角結構，從而維持婚姻的穩定性，等等，構成了我國農耕社會最典型的婚姻制度，並數千年延續直至進入焦慮狀態。

　　對此，有人或許會產生疑惑，即社會為什麼要煞費苦心地經營這樣一張大網，去多管人們生兒育女的私事呢？對此，不少人類學家都認為那是由於性能量對社會秩序的衝擊引起。也就是說性是一種十分巨大的能量，但這種能量可以有不同的指向，既可以激發出無限的創造活力，又可以成為社會秩序的障礙。因此，任何一種人類文化都對性實施社會控制，即通過制定關於性的道德規範和制約婚姻的規則來對性加以控制，使其在不毀壞社會秩序的軌道內運行。

　　正因為婚姻與性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從而使性的可塑性表現為婚姻制度的易變性，因此婚姻文化極易受到社會環境變化和科技發展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就是婚姻制度性焦慮的根源。

　　當我們審視社會環境和現代科技對婚姻家庭的影響時，首要的是性交與生育關係的變化，原先性交與生殖的必然聯繫由於各種避孕技術而出現某種程度的分離。這種分離意義重大，它意味着生育與否和何時生育不再受男性的掌控，而更多地取決於女性的意願，從而使男女兩性的權利發生根本性逆轉。

　　其二是工業化，或稱現代化所導致的社會變遷使婚姻家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狀態。比如社會的高度分化，不僅摧毀了以性別分工作為社會分工的基礎，並打破了性別之間的差異，從而使性別分工本身變得含混不清。而且隨着現代性的擴張和人口流動的加劇，社會的原子化傾向十分明顯，社會成員的個體行動自由度得以增強，再輔之以高速便捷的交通、通訊和網絡，個體主義全面盛行。在這種情況下，婚姻對性的社會控制基本失效。我國原先婚俗中家庭對年青一代擇偶的影響也大大降低。儘管現時代還有丈母娘成為婚姻主宰的現象，但那只是在特殊年代成長的父母們將兒女視為自我擴展的暫時現象而已。又如家庭功能的衰落和外移，無論是生養、教育，還是經濟、政治，甚至社會支持和社會保障，都被社會化的機構所取代。除了維繫情感，幾乎所有功能都外移出去。對此，我們不能不問，在這種情況下，家是否還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單位？有激進者甚至提出家庭主要功能乃在於瓦解自身的唯一的社會單位那樣的觀點。當然，現實的家庭並不會消亡，但它正經歷嚴峻考驗。

　　其三是社會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多元化。我這裡只談多元文化中的女性主義所帶來的影響。自工業化之後，西歐社會從爭取女性的選舉權開始，女性主義以婦女解放、女權主義、性革命等口號去爭取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女性主義的社會進步意義不在於它所提出的口號，而在於它的確消除了歷史上曾有過的、至今仍在某些社會殘存的男權制。同時女性主義也對解決婚姻中的首要對立，即兩性間的對立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對女性主義的誤讀常常是夫婦在家庭內地位顛倒與扮演角色混亂的來源之一。按照社會學的觀點，妻子或母親應是家庭的情感中心，而丈夫或父親則是家庭的指導者。儘管現在家庭的大部分仍具有這樣的角色系統，但卻有越來越多的家庭發生了逆轉，而當家庭的決定權掌握在女性手中時，男性便開始去接近情感中心。此時女性儘管外出工作，但並不準備放棄她們慣有的特權，家庭里的矛盾與爭鬥便如同戰場上的廝殺，反之也一樣。由此，婚姻中的持久結合被引向兩性之間的臨時湊合，閃婚閃離也就不足為怪了。

　　面對這樣一個日常生活日趨科層化、商品化和原子化，人們包括兩性之間關係的專業化和功利化，婚姻家庭不斷失去情感內容，而我們作為整體身份的表現越來越少，臉譜式表現愈演愈烈的世界，婚姻焦慮的消除方法或婚姻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裡呢？對此，我在讀英國社會學家A·吉登斯的《親密關係的變革》一書時受到啟迪。吉氏認為在女性性自主和性多元主義（其中包括同性戀的合法化）的基礎上，以及在婚姻家庭中兩性之間剔除功利，日益獲得純粹關係的條件下，暴力、威脅和虐待終將被平等、關愛和尊重取代。而且，這樣的關係並不限於性領域，還會波及社會其他領域，這就是他所稱的親密關係的變革。當然，吉氏的最終意圖不在親密關係本身，而在於全球化時代民主政治的實現。

　　應當說，婚姻家庭向情感的港灣進發與吉氏親密關係的變革是高度吻合的。在我們正朝着小康式的和諧社會推進的過程中，對兩性關係中平等、關愛和尊重的高度關注必然有利於婚姻制度的變革，並向消除婚姻焦慮的方向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