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上映後，很多觀眾和影評人都指出這部電影在敘事上的支離破碎，然而筆者卻認為，《芳華》技術上的瑕疵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問題，這部電影敘事中的斷裂、矛盾、悖論，不僅是電影作者的能力缺陷和無法節制的懷舊情緒所造成的，它真正關涉的是影片的編劇嚴歌苓與導演馮小剛在視角上的顯著差異，從根本上說，它源自於這一代人青春經驗的複雜性和矛盾性，或者說，是那一段歷史本身的複雜性。

       嚴歌苓和馮小剛的分歧在於，嚴歌苓有着想要解構集體主義友愛的強烈意願，而馮小剛似乎真誠地相信集體主義友愛的存在。嚴歌苓代表的是一種大眾的普遍看法，即一個平凡如劉峰的戰士想要在集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通過“成聖”，通過對他人的慷慨贈與而與他人形成一種債務關係。但事實上，雷鋒精神並不是一種債務關係，更不是今天所謂的“爛好人”、“暖男”，雷鋒的“使別人過得更好”包含着對（後進）同志的改造和感化，從而使每個人都成為更好的人，例如，劉峰對林丁丁的表白髮生在林的入黨申請通過之後，這一情節就點出了社會主義理想愛情觀的基礎——共同進步。在社會主義倫理的自我想象中，真正的集體主義友愛是建立在自我和相互的批評和改造的基礎之上的，而在今天的語境中，“改造”與“友愛”是根本對立的，前者意味着壓服甚至迫害，正如何小萍和劉峰在文工團所遭遇的那樣。

      而在馮小剛的電影中，文工團散夥飯，以及郝淑雯、蕭穗子與劉峰在海口的重逢，是兩場重頭戲，也構成了影片下半場的主要煽情段落。在某種程度上，馮小剛在《芳華》中延續了《集結號》的主題：組織的不可信與戰友情的真實性。但是，這正是影片的自相矛盾之處，戰友們對劉峰和何小萍的片刻溫存，與他們的冷酷無情形成強烈的對照，而離開文工團後，戰友們完全不同的處境和命運，則證明了離開了集體的“戰友情”的虛幻性。

    造成這種矛盾和斷裂的原因在於，不論是馮小剛還是嚴歌苓都沒有理解集體主義友愛的內部邏輯，因此不能從這一邏輯本身出發去進行反思和批判。社會主義友愛本來就是有邊界的，沒有敵對就沒有友愛，正是接班人問題與出身、血統問題紛繁複雜的糾葛，導致了文革初期的青春之殤，這其中，為超越出身的“友愛”留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改造。

   《芳華》後半段用了一個橋段來解決劉峰、何小萍與前戰友們之間的矛盾。首先，劉峰賴以生存的運營車子被海口聯防隊扣了，並要他支付一千元的罰款，劉峰付不起罰款，又不願亮出戰爭英雄的身份，與聯防爆發了肢體衝突，這時，劉峰的前戰友、軍長女兒郝淑雯突然出現，一邊譴責聯防“打戰鬥英雄”，一邊甩出一千元的鈔票，化解了劉峰的難處。曾經的“活雷鋒”劉峰在離開文工團的90年代初，反而成了被郝淑雯拯救的對象，這看上去是影片中一再迴蕩的“戰友情”，是歷史賦予特殊群體的超越性別和階級的情感共識，但事實上，劉峰為保護最後一點自尊而寫下的借條，正是被郝淑雯以“戰友情”的名義撕碎的，電影意欲用“戰友情”來掩飾的，正是他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

      貫穿電影始終的蕭穗子的畫外音則告訴我們，劉峰與何小萍成了一對苦盡甘來的黃昏戀榜樣：不結婚生子，超越世俗，在戰友聚會上比別人都更安靜地坐着，由此通向了《芳華》的圓滿結局——精神上的安寧成全了兩個靈魂的彼此守護。可事實上，這一站在全知視角上的講述無非是謊言的腳註，用歲月靜好的幻象替換了劉峰與何小萍這對精神眷侶事實上已經完全失去參與社會並改變自身能力的無奈境遇。

    劉峰與何小萍的恬淡中年無非是他們經過青春掙扎卻不得不落回底層的命運，他們的生活可以被高階的前戰友居高臨下地觀察甚至窺探，卻不再擁有與之平等交往的情感渠道，離開了集體，他們之間本就脆弱的“友愛”已經被資本驅動下的新階層固化拒之門外。更令人悲哀的是，被蕭穗子遮掩並美化的“恬淡中年”，還意味着劉峰和何小萍精神上的被動認命，如果說何小萍曾經的精神症候尚是她年輕時不肯輕易服輸的衝動意志，那《芳華》結尾釋放出的幸福中年表情包，則是提前宣告靈魂枯萎的甜膩雞湯，看似要撫慰英雄人物在歷史上經受的磨難，實則在抹平尖銳的現實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