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十位今人难以超越的“民国先生”:蔡元培、马相伯、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陈寅恪,梁漱溟。这十位先生是民国培养的吗,我看未必。 首先,“民国的先生们”这一定语就不很准确,至少有三位先生不属于民国。蔡元培光绪十八年由光绪皇上殿试后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名字刻在北京国子监的碑林上,典型的大清官员,社会名流。马相伯、张伯苓在清朝就已经是名声显赫的文人雅士了。他们出身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从小就尊孔读经,受到严格的家教和家庭,社会交往的熏陶,成人后知识积累和思想形成也都在清廷退位之前,而且就已经是社会名流了。他们的成就虽然不能算在慈禧光绪头上,但确实是在清朝的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并已经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只不过是在进入民国后,依然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民国做事而已。他们都早已立志为救民族于苦难, 解苍生之倒悬而奉献,不管是谁坐龙亭。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在世,也不敢说这三位先生是民国培养的人才。 胡适、梅贻琦、竺可桢三位先生是靠庚款资助赴美留学起步的。当然,后来能成为名家学者 和他们的勤奋和天赋是分不开的。但没有庚款把他们带到美国接受现代教育,接触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人文思想,他们绝对成不了后人敬仰的大师。而庚款本是清廷的战败赔款,出自朝廷的官银,由列强返还中国投入教育,医疗,宗教,留学,以改变中国封建落后的社会状况。这三位是用皇上钱,读洋人书,做民国事。只能算三分之一个民国先生,另外三分之二要归功于清廷出钱,洋人培养。不过从思想上来说, 他们是十位先生中最“民国”的。民国提倡新生活,新思想,而他们正是这个潮流的代表人物。 晏阳初、陶行知、陈寅恪三人也是出自文人雅士家庭,受过洋人教育。他们,有信仰,有抱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晏阳初,陶行知属于那种不问政治,不管体制,一心只为实现自己平民教育的理想抱负而奋斗的志士仁人。无论是光绪,宣统,孙文,洪宪,还是蒋介石,毛泽东,不管谁坐朝廷,对他来说都一样,他只关心平民百姓的教育。他的思想,也是来自洋人教育,而不是民国思想。(如果民国有思想的话)他只不过是有一段时间服务于民国, 最终服务不下去,只好又回美国去了。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一直为民国统治者所不容,因为民国的统治者总怀疑平民是革命的群众基础,帮助平民自然就有共党嫌疑,以至于他被通缉而远走外国。到后来,他不得不把教育放一边而投身民主事业,以争取教育的自由民主。当了一辈子民国先生,如果不是突发脑溢血去世,来自民国政府的第三颗子弹就会射到他头上(前两粒子弹射向闻一多,李公朴教授)。 最后, 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是在民国自学成才,算是民国先生。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他的祖父,父亲两代在朝为官,而且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这样的官宦学者家庭里,他不仅从小尊孔读经,受的是典型的儒家教育。而且,受家风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梁漱溟养成了不畏强权,不为功利,坚持信仰的儒家传统美德。而他一生研究传统文化国学,可以说是逆民国潮流而动。 中国古代以“文死谏,武死战”为忠臣义士的最高境界。然而自民国以降至今,文官多以阿谀奉承为能,只求功名利禄,不问是非忠奸。自从蒋介石文旦陈布雷,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后,世上再无“文死谏”的勇气和精神。而梁漱溟则是唯一的一个表现出“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奪志”的铮铮风骨的 “适儒正士”。1953年,毛泽东如日中天,他居然敢在政协会议上当众顶撞毛泽东,以至于毛泽东怒气冲天,破口大骂,留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成为历史证据。1974年批林批孔,他敢公开顶撞奉四人帮命令的军管会,为孔子说公道话,气得那些“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官大骂他“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气概,才是儒家品德的精华,而根本不是什么“民国精神”,民国的文人,有一个敢对蒋介石如此顶撞吗。看来, 这唯一的一个名符其实的“民国先生”,和民国又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套句现在时髦的说法, 十个先生有六个半“被民国了”,陈寅恪算半个。他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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