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我最渴望知識的時候卻是知識貶值的年代，知識分子連帶大部分書籍都被蒙上不白之冤，當時在我所在的環境裡小說真是稀世珍寶。

我所記得的最初見到的幾本小說都是無頭無尾的，一方面，可能這些小說都是禁書，人們故意撕掉封面封底，二是傳閱的人肯定太多了。當時我大概只有10歲左右，看書也是似懂非懂，聽姐姐與朋友們談論時好像都叫什麼“花”的，後來才知道那是6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的“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和《朝陽花》—馮德英和馬億湘寫的大禁書，都是講述戰爭年代貧苦百姓和紅軍戰士生活和戰鬥的故事，我始終搞不清為什麼被列為禁書。

十幾歲時看得最全的小說要算是曲波寫的《林海雪原》，也是一大禁書，我想可能是其中有一章叫“白茹的心”的原因吧，因為那個年代是不興談情說愛的。那本書對我後來產生的影響應當是最大的，至今還能記得當時的那種投入，我甚至能成章節地背下來，講述給姐姐弟弟們聽。

因為受這幾本小說的影響，中學的作文對我來說就是簡單的事了。記得最清楚的是剛進高中時的第一篇作文《當我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我在作文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江南的早春，細雨連綿地下着，人們吃力地行走在泥濘的路上，樹杈上的小鳥不停發出讓人心煩的吵雜聲，我不時地向門外張望，期待着有人給我送來錄取通知書。….”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作文在中學生中可能是少見的，我的語文老師王鳳娟在辦公室宣讀，跟校長匯報說學校出人才了，也讓我在各高中班介紹經驗，着實讓我出了風頭。

至於文革期間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兩部大作，總感覺得有些缺憾，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小說讓人覺得有些情節牽強附會，失去了應有的文學水準。

78年初上大學後，圖書館裡書是多了，但因為忙於補習知識，很難有時間光顧時興的長篇小說，只能挑一些中國的和世界的名著看，有時也借些中篇小說期刊，當時的《萌芽》（季刊？）是我喜歡的，王蒙、王安憶好像是當紅作家。至於為何沒讀文科，可能是基於生計考慮，認為工科是一技之長，現在想來還是不無道理的。

後來考研、讀研、工作、家庭，整天忙得不亦樂乎，小說就被逐漸淡忘了。是網絡小說激起了對小說新的熱情，現在有的是時間，網上小說信手可得，但中文的出版小說倒不是多見，有機會買上幾本收藏也算是我的小說情結的一點表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