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李子跟北京的老父通了电话。从这次的阅兵式到日本投降，聊了一个多小时。老爷子说阅兵式转播只看了一个开头，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九十五岁的人，精神头儿比以前差多了。

聊到日本投降老爷子精神头就来了。八十年前他初中刚毕业上高中。入秋后，他和几位同窗，被选作学生代表，去故宫见证了北平的日本投降仪式。从他就读在孔德学校（当今的北京27中）走到故宫也就是十分钟的样子。进去一看，太和殿前广场上人山人海。老爷子说他站的位置离得远，看不清人脸，但是还是能辩出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目睹了日本军官排队一一交出了他们的战刀。

熬了八年，北平人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这一天。到如今，这一场面的见证人恐怕已没有几个在世了。

卢沟桥事变那年，老父才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当时他们住的四合院，只跟北京饭店隔一条马路。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突然发现家没有了。四合院里住的都是刚搬进的日本侨民。那天上午，北平伪警察出动，驱赶北京饭店附近几条街的中国人。只限住户一上午时间，到午前必须把所有房屋腾空。还是我爷爷店里的一位工作人员把他领到一个临时住所。

一直到日本投降，北京饭店和周围的霞公府，大纱帽，小纱帽几条街是日本人的乐园。

而且，日本人强迫北平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教日文。从那时起，北平人就结下反日情节。

在孔德学校，老父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唯独差在日文上。班上的几个同学上课捣乱，他也加入了，专气日文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日本女老师，没过多久就被气走了。日文老师经常换，同学们串通好了，说前一个老师教的不好，要从头讲，为难新老师。上初中时日文老师换成一个朝鲜老头儿。几个同学又使出一招，上课前把湿劈柴加进取暖的火炉里。教室里烟雾弥漫，同学们打开窗户。老头儿一遇凉风，大声咳嗽起来，说不出一句整话。一连几次，他就辞职不干了。最后来的一位日文老师是中国人。他在课堂上只爱讲地理和历史，不大讲日文。结果，他的课学生们都爱听，没人再捣乱了。日文考试时，人人都能蒙混过关（当时咋就没人告密？）。

老父从小学到大学，先后学了日，英，德三种语言。虽然德语不是很好，但是查文献没问题。最差的就是日语，学了八年，不折不扣的还给老师了。当年的抗日终于结出硕果。

时光流过了三十几载。1979年，老父来到美国南加州的一所大学作访问学者。在实验室里他遇到来访的东京大学教授藤田先生。藤田也曾在同一实验室进修过，是他们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该领域享有世界声誉。让老父很尴尬的是，他的日语早忘得一干二净，跟藤田教授对话只能用英语。两人不时还要使用汉字“笔谈”。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两人成为好友。藤田比老父年长一岁多，但来信总用“学兄”来称呼老父。从八十年代起，他们两人共同主导了一个定期的中日学科研讨会，轮流在北京和京都举办。

1982年我大学毕业。藤田教授应老父邀请携夫人来北京讲学。学校交给我一个外事任务，陪同他们夫妇二人去北京的几个名胜观光。初次接触日本人，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当年日本人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来自于银幕，不是松井山田，就是猪头小队长的形象。但他们夫妇的和蔼和友好很快驱散我这种紧张心情。记得带他们去“面人汤”参观，看一位师傅演示和讲解，我作英语翻译。“Dough"这个词忽然从脑里逃走了。在一旁的藤田夫人看懂了，说这是Dough，化解了我的小小尴尬。藤田夫人是家庭主妇，大学毕业，又在加州生活过几年。这阅历让我刮目相看。

后来老父又去过几次日本做学术交流，每次都得到藤田夫妇的款待。他们两人一直保持着互访和书信往来，直到藤田教授2017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