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李子跟北京的老父通了電話。從這次的閱兵式到日本投降，聊了一個多小時。老爺子說閱兵式轉播只看了一個開頭，就坐在沙發上睡着了。九十五歲的人，精神頭兒比以前差多了。

聊到日本投降老爺子精神頭就來了。八十年前他初中剛畢業上高中。入秋後，他和幾位同窗，被選作學生代表，去故宮見證了北平的日本投降儀式。從他就讀在孔德學校（當今的北京27中）走到故宮也就是十分鐘的樣子。進去一看，太和殿前廣場上人山人海。老爺子說他站的位置離得遠，看不清人臉，但是還是能辯出中國軍人和日本軍人，目睹了日本軍官排隊一一交出了他們的戰刀。

熬了八年，北平人終於等到了揚眉吐氣這一天。到如今，這一場面的見證人恐怕已沒有幾個在世了。

盧溝橋事變那年，老父才七歲，剛上小學一年級。當時他們住的四合院，只跟北京飯店隔一條馬路。有一天他放學回家，突然發現家沒有了。四合院裡住的都是剛搬進的日本僑民。那天上午，北平偽警察出動，驅趕北京飯店附近幾條街的中國人。只限住戶一上午時間，到午前必須把所有房屋騰空。還是我爺爺店裡的一位工作人員把他領到一個臨時住所。

一直到日本投降，北京飯店和周圍的霞公府，大紗帽，小紗帽幾條街是日本人的樂園。

而且，日本人強迫北平學校從一年級開始教日文。從那時起，北平人就結下反日情節。

在孔德學校，老父功課一直名列前茅，唯獨差在日文上。班上的幾個同學上課搗亂，他也加入了，專氣日文老師。第一個老師是日本女老師，沒過多久就被氣走了。日文老師經常換，同學們串通好了，說前一個老師教的不好，要從頭講，為難新老師。上初中時日文老師換成一個朝鮮老頭兒。幾個同學又使出一招，上課前把濕劈柴加進取暖的火爐里。教室里煙霧瀰漫，同學們打開窗戶。老頭兒一遇涼風，大聲咳嗽起來，說不出一句整話。一連幾次，他就辭職不幹了。最後來的一位日文老師是中國人。他在課堂上只愛講地理和歷史，不大講日文。結果，他的課學生們都愛聽，沒人再搗亂了。日文考試時，人人都能矇混過關（當時咋就沒人告密？）。

老父從小學到大學，先後學了日，英，德三種語言。雖然德語不是很好，但是查文獻沒問題。最差的就是日語，學了八年，不折不扣的還給老師了。當年的抗日終於結出碩果。

時光流過了三十幾載。1979年，老父來到美國南加州的一所大學作訪問學者。在實驗室里他遇到來訪的東京大學教授藤田先生。藤田也曾在同一實驗室進修過，是他們學科的創始人之一，在該領域享有世界聲譽。讓老父很尷尬的是，他的日語早忘得一乾二淨，跟藤田教授對話只能用英語。兩人不時還要使用漢字“筆談”。

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兩人成為好友。藤田比老父年長一歲多，但來信總用“學兄”來稱呼老父。從八十年代起，他們兩人共同主導了一個定期的中日學科研討會，輪流在北京和京都舉辦。

1982年我大學畢業。藤田教授應老父邀請攜夫人來北京講學。學校交給我一個外事任務，陪同他們夫婦二人去北京的幾個名勝觀光。初次接觸日本人，心情不免有些緊張。當年日本人給我們的印象都是來自於銀幕，不是松井山田，就是豬頭小隊長的形象。但他們夫婦的和藹和友好很快驅散我這種緊張心情。記得帶他們去“面人湯”參觀，看一位師傅演示和講解，我作英語翻譯。“Dough"這個詞忽然從腦里逃走了。在一旁的藤田夫人看懂了，說這是Dough，化解了我的小小尷尬。藤田夫人是家庭主婦，大學畢業，又在加州生活過幾年。這閱歷讓我刮目相看。

後來老父又去過幾次日本做學術交流，每次都得到藤田夫婦的款待。他們兩人一直保持着互訪和書信往來，直到藤田教授2017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