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于民国元年出生在晋中的一个殷实农户家庭。有人问他生年,他不习惯说公立年,总是说民国元年。他在家排老四。不像他的其他兄弟一样作账房等“脑力劳动”的营生,他是家里最诚实,最容人,最耐劳的一个。年轻时以赶大车为职业养家糊口。我从小喜欢和姥爷姥娘聊大天,姥爷是普通人,讲得都是普通事。 姥爷待人宽厚,全村享有盛名。有一次他从晋南回来,给母亲和舅舅们买回来一些柿子。看见他的大车,有乡亲亲热地跟着一起进了家坐下寒暄。姥爷用刚带回来的柿子招待。盛情之下柿子被吃光,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 姥爷还讲过日本人占领时的情况。日占时,姥爷的院子里强住过日军小队。前后任小队长叫安藤和勃野。日本人会让村里人干活,有时给点食品等,骂人打人的时候也有。我那时很好奇,感到和课本讲的有点出入。心里想姥爷他们应该和鬼子拼命啊,可是姥爷总是笑眯眯地讲过去的任何事。 一直到入社很久以后,姥爷还对我讲起他的黄骡子和他的大车。对他来说,那是他的所爱,是他的宝贝。小时候的我有时真想给姥爷上上政治课,想说:姥爷,您的思想真落后,您难道不是贫下中农吗? 六零年饿肚子时,姥爷都没有想到向在北京工作的父亲求援。父亲回来时带着点心糖果,让舅舅不要玩儿那些放在灶台上的槐花。姥爷说那是吃的。父亲在北京不知道姥爷他们的严重情况,惊诧于姥爷的克制和忍耐,后悔没有带粮食回来。此前父亲怎么会想到用粮食作“礼物”?榆,太,祁,平,介闹饥荒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啊。 大舅在天津当兵时,姥娘严重烫伤,姥爷怕给部队添麻烦也没有通知大舅。家里陷入困境。父亲坚持通知了部队,才得到一些帮助。 后来父亲回到省城工作,仍然无法天天回家。姥爷和舅舅们经常过来帮母亲做家务。姥爷一来,我们就像见了救星。我们也常常住在姥爷家。尤其是过年前姥爷家杀了羊,大部分羊肉早已东家一块西家一块地送了人,我和舅舅坐在炕头上热气腾腾地剥羊头。时不时自己慰劳自己一块。 有一年冬天我到河上溜冰,冰破掉入水中。抓着冰车往姥爷家赶,直接回家怕挨骂。到了姥爷家,裤子已成了“铠甲”。有姥娘姥爷的庇护,心里踏实多了。 1977年,只有57岁的姥娘离开了我们。在我的记忆中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在她生病期间,她非常难得地说想吃罐头。母亲买了几次橘子罐头,每瓶1.5元。那时的1.5元可不是小数,母亲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还是经常感叹不已。 姥娘过世后,姥爷自己一个人过了三十一年,嫌拘束不愿和任何子女住一起。他依然勤勤恳恳地劳动。 后来日子渐渐好起来,我们家也从村里出来了。我们弟兄姊妹也上学,工作了。但是我们仍然经常回去看他,给他买爱吃的食品。他有时会悄悄地留点给他的小孙子们。我们走时,他就给我们带上他自己种的新鲜蔬菜。 姥爷总是想着孩子们。几年前的一个重阳节,姥爷说:我老了,如果我能再活两年,我就能把村里给我的礼物给孩子们一人一份了。他依然千方百计地要公平地对待他的子女们。 我从成都给他买的手杖他一直都不用,八十大几的人了还在倔。一让他用,他就说:“我又不是财主,用那东西让人笑话”,完了就是一面笑。 今年5月底,我们买好机票回国。家里打来电话说姥爷病重了。母亲和姥爷聊起来,姥爷说他想我。显然姥爷希望再见我一面。可是六月一日,他安详地走了,没有再见到我。 回国后,我又去了姥爷生活了97年的老四合院,也是我小时候常常玩耍的地方。院子空荡荡的,门口的那两颗枣树看起来还和我童年时相似,不过看着矮了点。年复一年地结着脆枣和壶瓶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