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国有,人所共知其效率低下;即使在制度相当健全的美国,也是如此。例如: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前20最佳大学中,没有公立全是私立学校。公立中学不如私立中学,国有企业(如美国邮政USPS)亏损累累,步履艰难,等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为什么公有、国有不仅本身前途黯淡,而且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体溃败?因为国有、公有先天缺乏维护自身健康成长的第一关键要素——责任! 亚圣孟子曾经说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简单说来就是:人,只有对自己拥有的恒产,才可能有持久的责任心。对不属于自己的产业,就谈不上责任心;为了自己暂时的利益,无事不可为。 古代中国帝王,因为国、家一体包括权力都是自己的恒产;帝王们为了自己的“恒产”能够持续发展的缘故,对其社稷江山都非常在意无不苦心经营。这也是皇朝动辄能够延续数百年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所谓“封建王朝”其实并非一无是处。科举取仕为政、土地私有为农、自由贸易为利,仅这几条就远非今日可比。 然后让我们再从用人角度观察:为了争天下、保江山,帝王用人无不小心翼翼。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到萧何月下追韩信;中国历史,某种程度就是一部活脱脱的争人才、用人才史。隋朝以后,更发明了科举的办法网罗人才。因为帝王们非常清楚:得人才者得天下。只不过他们中的个别人事后会忽悠你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假若得天下是因为得了民心,那就说明中国人和欧洲人都酷爱蒙古铁骑。帝王们如此重视人才,原因无它,还是因为江山社稷是他们的恒产。 商家、公司亦同此理。如果是自家的公司,总裁一定把能干的留住,把滑头的赶走。如果公司是公有,那么逼出去的和压在箱底的往往是才俊,招进来的尽皆子侄姑婿朋党孙。因为自家的公司是恒产,用能人才能促发展;然公司不是自己恒产的话,让外人进来大吃唐僧肉那才叫奇怪。 农民的土地,是自己的恒产,农民祖祖辈辈都把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一般来说只有败家子才会不计后果出卖土地断绝自己子孙的后路。五十多年前,农民的土地都归了公。农民不再愿意在不是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因为干多干少都一样。于是乎,全国出现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千古怪象。个个腹中空空、人人面黄肌瘦。一直到八十年代,仅仅只是把土地重新让农民暂时拥有(承包),这非常有限的非“恒”之产,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可见人对恒产的责任心是多么强而有力。 工商业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商号,祖辈相传、兢兢业业;百年、数百年的老字号到处都是。公私合营一旦化私为公,宏观经济立刻陷入困顿。 有看官自然会问:过去不少毫无有形恒产的仆人、雇农等,为什么依然有责任心,依然对主人忠心耿耿? 那是因为,一次不诚实就可能断送他们全部的“信用”而失去生计;信用、诚实和勤快本身就是他们无比珍重的恒产。 因此除了有形财产、资产外,恒产还包括:商家、公司、社团,甚至每个个人的名声及声望;贵族、绅士的荣誉、责任心和使命感。商家和个人之诚信与慈善既利于长远发展,同时也是爱护、强化自己“软”恒产的自然表现。流氓痞子之所以无所不为、道德无底线;主要原因之一即其不仅缺乏有形恒产,更主要的是其无声望和荣誉这样的软恒产;声望既非自身恒产就谈不上维护,何事不可为?。。。。。。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恒产”的问题,苏联解体后,接受惨痛教训的俄国毫不犹豫地首先立即重新回归私有化。俄国人把它叫做“休克疗法”。而中国则在毛后非常“聪明”地避开了这关键的一步。不幸的是:“恒产”是一个国家无法绕过的首要问题,是一个或迟或早都要面对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今中西概莫能外。是故,飞云以为:治国的理念、智慧、制度等只有建立在“恒产”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发挥作用。一旦失去“恒产”这个根基,其它一切就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言及于此,一定有读者会拿出中国如今的“经济奇迹”来说事。当然,飞云事先必须声明:毫无疑问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事,的确可以称作前无古人的绝世奇迹。何也? 因为山川是公有,所以有临时权力的暂时特许和临时护驾,暂时“拥有”开采权的“企业家”当然就会马不停蹄地疯狂快速开采。植被、矿山毁了?不要紧,“企业家”快速致富后,就会把家人和利益输出到外地。因为山川不是他自己的恒产,此时不采更待何时。 皮包公司骗钱跑路?很正常,因为皮包公司本来就是临时快速吸金的。诚信经营是快速吸金的大敌。从长久计,经营自己恒产者才需要诚信;从临时计,欺诈造假快速致富跑路就是王道。 因为是公有,不是自己的恒产;所以一切都要一个“快”字;快速建房、快速修路、快速在马路两旁频繁拉、合“拉链”;快速砍树、快速捞鱼;快速把污水排入河中。 快、快、就是要快。 为什么不能慢一点?首先因为机会之窗难得,五千年来第一次;其次权力寻租需要快,好不容易找到的靠山,说不定明天靠山就调走了。所以要快。刚刚打点好菩萨,后天罗汉又可能要上门,因此还是要快。 从官僚的层面看:治下一方本非自己恒产,自己任期区区数年。难道让我投入精力为下一任打造政绩、为下两任谋取福利? 这一快,一部分人就快速地富起来了,GDP也就快速的上去了。反过来说,只有GDP快速上升,才能快速创造致富之门。“可持续”发展影响致富速度和力度,因而只能沦为嘴上功夫。 快速致富,果然是中国的经济奇迹。 另位看官忍不住了:你就不能为子孙着想一下,矿山快速采光了、河流快速污染了。子孙怎么办啊?这位说慢着:您说的是谁的子孙啊?我的子孙是我的“恒产”我早已经为他们找好了退路,攒的钱他们五辈子花不完,谁说我不为子孙考虑了?至于你们的子孙嘛,那不是我的恒产;恕我只对自己的利益和恒产负责,你的子孙就自求多福了。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却让我考虑你们的子孙?权力只是暂时拥有,显然不是我的恒产;而且过期不用立刻作废。您不让我行使自己的权力发财致富却让我关心你们虚无缥缈的未来,当我是傻瓜啊。 所以公有、国有不仅有效率低下的一面;同时在毁灭性、破坏性、不计后果方面看的话,其“效率”却又是最高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和破坏性高速发展这一对矛盾体正是国有、公有这同一枚铜板的正反两面。 在充斥着国有、公有的社会里,国有、公有还带给我们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悖论,即:我们要么相信县、市长都是大公无私的焦裕禄,医生皆是毫不利己的白求恩,煤老板是为人民服务的慈善家。要么我们只能不得不相信,亚圣孟轲徒有虚名,因为以上“事实”似乎证明:无恒产者,有恒心;只有无恒产,才有责任心。 直接了当说,国有、公有一统天下还有一个主要副产品:无处不在的谎言。 所以,飞云最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有恒产的人越多,有长久责任心的人就越多,这个社会就越稳定。无恒产的人越多,要么懒汉越多、要么不计后果追求短期快速利益的人就越多,社会就越危险。国有、公有之产,由于事实上并非任何人所有之恒产,所以否决不需要高深理论,只需轻松一票。不首先解决恒产的问题,任何其它高论纯属空中楼阁式奢谈。 无可否认,恒产确实不能包治百病。但那不影响本文结论,——恒产虽非万能,没有恒产却是万万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