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之道和教民之法----東海客廳論王道

《大學》開宗明義提出三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解“親”為“新”，即革新、更新義，王陽明仍其舊，堅持“親民”。

其實新民和親民，都符合儒家理義和王道大義，兩者可以相互涵蓋。新民離不開親民，親民就必須新民，必須讓人民棄舊去染，成為新民。對此，東海《大學精義》一書已有解說，歡迎閱讀。

王道政治“庶之富之教之”，“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都是親民新民的表現。《康誥》“作新民”是將殷民改造為新民之意，側重於立人達人。曾子引用武王之言，說明政治家要推己及民，有新民之責。朱熹說：“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集注》）

王道之下，新民舉措很多，教居於首位。教民之法有三，一是以儒學為第一學科的文化教育，二是精英群體以身作則、春風化雨的道德教化，三是學校和媒體的輿論導向。法的制約，禮的引導，功名的激勵，模範的獎勵，都是新民之助。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保障信息通暢和交流自由，是最基本的。

儒學是最真實、最充實、最落實的實學，學習多少就應該、也可以落實多少，可以落到人生實踐和社會實踐的實處。欲新吾民，就應親之；真親吾民，就應新之。新民親民，就是明明德於天下的表現，都是明明德的政治性落實。這也是儒家與佛道兩家的一大不同。王陽明先生說得好：“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明明德在政治上必須體現為親民，親民必須落實於王道。有王道則實踐之，沒有王道則追求之。佛道兩家不說親民，說了也是空說，因為兩家屬於出世法，缺乏政治之理論和實踐，也缺乏政治之關懷和能力，不能像儒家一樣做好齊家治國、制禮作樂、正德利用厚生、庶之富之教之等等工作。故佛道兩家學說只能作為政統之輔，不能充當道統之主，不能用來指導政治建設和制度建設。

或說：

“朱子改《大學》親民為新民，陽明則仍依古本為親民，一字之差，天地懸隔。新民是要以自以為是的一套教化人民，潛台詞裡多少有些思想專制之嫌，即是如不接受其教化，不肯作新民，就只能是刁民。親民則以親和為主，首先要尊重人的主體性，當然也不排除施行教化，但對方接不接受教化應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只要是自然人，就有其存在價值，不一定非要接受你此一套不可。”

東海曰，此言昧於外王正義，以現代人文化人之心，度中道聖賢之腹，天懸地隔，差之千里矣。親民新民，義雖不同，並無大別，而且可以相互覆蓋。兩者都是明明德的政治實踐，王道題中應有之義。

如果把親民僅僅理解為“親和為主”，作為政府和領導人，那是遠遠不夠的。我對馬英九先生有過批評，其中一點就是親和於民而未能“作新民”。我說，馬英九做一個市長或許不錯，做一個元首肯定不夠。他清廉自愛，克己知恥，不失為正人，但不是大人，道德、格局、思想都不大，不明王道學說的真諦不能致力於文化建設、制度建設。能忍辱不能負重，能親民不能新民，有文化不能化人，有權位沒有德威。比起蔣介石先生猶差得遠。

新民是否帶有強制性，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蓋新民的核心是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教化固然不允許強制，教育則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中小學義務教育，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

注意，儒家治國平天下，都必須落實在禮制上，依禮而治之平之，也依禮教化之，並非政府、官員和領導人可以為所欲為。禮制嚴於官而寬於民，民眾的自由度遠遠高於三界精英，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享有非禮的特權”。2021-5-29

首發於東海儒鍾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