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之辨的基本標準-----東海客廳論華夷 《春秋》謹嚴,尤其嚴於華夷之辨。二程說:“《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即夷之。韓子謂《春秋》謹嚴,深得其旨矣。”(《程氏粹言》)中國而實行夷狄之道,就退為夷狄;漢族而信奉異端邪說,就淪為劣族。 可憐不少學者包括儒生,一口一個華夷之辨,卻不知何謂華何謂夷,特此簡略說明之。中華意味着政治上尊崇中道文化,實行禮樂制度。儒家文明與中華文明可以劃等號。夷狄相反,不知儒、不尊儒、不歸儒。夷狄尊儒就是去夷狄化,歸儒就是中華化。至於反孔反儒,那不是夷狄,而是禽獸。 注意,“反儒是禽獸”特指政治領域。把這句話單獨提出來說,必須加上一個定語如下:政治上反孔反儒就是禽獸。這個觀點自有經典依據。《禮記曲禮》說:“禮以教人,知自別於禽獸。”程頤說:“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道政為大,儒政禮為大。政治上反儒,不僅失禮而已,不僅一失再失而已,而是完全背禮而馳,說反儒是禽獸都是輕的。 事實也是如此,自古以來所有反儒政權和反儒社會,都是禽獸不如的。故有一條東海律:人禽之辨比華夷之辨更重要。先論人禽,再辨華夷。夷狄禽獸,區別對待。夷狄非禮,但還是人;禽獸則無法無天,天性喪盡,善根斷絕,非人化矣。 或引用百度說:“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血緣衡量標準,地緣衡量標準,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 這是三昧分子的混扯。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既非血緣也非地緣,而是文化和文明,又特指中道文化和中華文明。衣飾禮儀只是文明的表象,中華文明的內涵是中道,中道文化的核心是仁義。仁本主義的道德、政治標準才是衡量判別華夷的基本標準,血緣和民族僅供參考。 仁本主義的道德、政治標準歸本於道統。對於道統、政統、學統、血統,儒家都很重視,但最重視的無疑是道統。道統高於政統,是衡量評判政統和學統的最高標準,也是分辨華夷、即文明和野蠻的第一標準。 政統必須依據道統而建,方為中華正統;學統必須信奉道統而傳,中華正學;民族必須遵循道統而立,方為中華民族。 注意,儒家非常重視民族、愛護漢族,但不是民族主義,更不是漢族主義,而且堅決反對民族主義和漢族主義。古今中西大量事實可證,民族主義害民族。羅素對民族主義有一句簡潔的評價:“非理性,有害。”漢族主義也不例外,既害異族,更害漢族,洪楊幫和義和團殷鑑不遠。 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截然不同。三界人士應有一定的民族意識,應該愛我民族,但不能民族主義,不能將民族本位化。國家意識與國家主義也一樣。三界人士應該堅持道德仁本位和政治民本位,在政治上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民為貴、國家次之、領導為輕。 不僅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很多好東西一旦主義化,都會異化和惡化。故儒家對於各種主義特別警惕,對於錯誤的主義堅決反對。例如,愛集體而反對集體主義,愛民族而反對民族主義,愛國家而反對國家主義,愛社會而反對社會主義,愛萬物而反對唯物主義,重利益而反對利益主義,重民權而反對民權主義,重民生而反對民生主義,重民主而反對民主主義,重平等而反對平等主義,重女權而反對女權主義,倡利己而反對利己主義,倡利他而反對利他主義,知人性有惡反對性惡論,知物質重要反對唯物論,承認有鬼神反對神本論…… 上述句子中,前者為吾儒所愛、所重、所倡、所承認,後者為吾儒所反對。明白前後概念的本質性區別,可與論道矣,有望接近中道矣。 明辨華夷是必須的,僅辨華夷是不夠的,還需要明辨義利、善惡、正邪、人禽、君子小人、聖賢盜賊等等。眼能識華夷人禽,耳能聽民間疾苦,口能道真言正理,手能得善事正務,身能行禮門義路,心能放名聞利養,並能擇善固執和允執厥中。此是儒者七能。將此七能最大化,才能與天同德。 對於華夷、義利、善惡、正邪、人禽、君子小人、聖賢盜賊等等的區別評判,仁本主義以五倫五常五觀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中正精密的標準。 仁義禮智信五常,是五大普世價值、道德原則和道德標準,統攝價值標準、政治標準和文明標準。五常道,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萬世而不悖。人是萬物的尺度,五常道又是人的尺度,可以用來衡量人和人類社會的一切,用來分辨一切是非善惡正邪華夷人禽之別。仁本主義五觀,詳見東海有關文章著作,茲不詳論。 之所以強調標準的精密,是因為善惡未必黑白分明,非黑即白。兩者大小有別,兩者之間又往往有灰色地帶。例如霸道,雖非華,亦非夷,既不能完全否定,又不能完全肯定。採取“實與而文不與”的《春秋》義法予以處理,最為妥當。《春秋》大義就屬於仁本主義五觀之政治觀。 首發於北京之春http://www.bj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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