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Creaders.net）网友戎小捷来稿：
前篇：戎小捷：早期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吗？-- 东、西方历史漫谈（1） 上次我们讨论过，在古代，孕育出某个人类文明的地理环境，对该人类文明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同时又指出，东西方文明的地理环境的差异，主要并不在于其是否是开放的或封闭的。那么，孕育出具有截然不同性格的东西方两大人类文明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地理环境，到底具有哪些根本性的差异呢？ 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概括，我们可以说，欧亚大陆东端的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是“众星拱月”式的，而欧亚大陆西端的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则是“满天星斗”式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适宜农耕的土地，对于刚刚从渔猎原始社会走出来的人类古文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在那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环境中，适宜农耕的土地是以许多大致相等的小块面积分散出现的，就像满天的星斗；而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在那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环境中，适宜农耕的土地，则是以一个超级大块加若干个小块的形式出现的。一个超级大块就是连在一起的黄淮平原（所谓中原地区），几个小块就是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江南丘陵间的一些平地等。中原地区就像一轮月亮，其它地区则是一些小星星，就像“众星拱月”。 “满天星斗”和“众星捧月”的差异，对东西方人类文明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最概括地来说，满天星斗的宜农地区，容易产生出许多相互平等的不同的人类族群（国家）：一方面，他们彼此之间力量大致相等，其中的任何一个族群都很难长期完全吃掉其它所有的族群；另一方面，彼此相对独立的不同的小地理环境（包括小气候），又使他们彼此具有不同的农作物和不同的矿产，这就使他们具有发展商品交换的巨大潜力，天然具有市场经济的基因。而众星捧月式的宜农地区，“月亮”相对于其它的几个“星星”来说，一方面，由于其可以种植更多的庄稼，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它对其他的“星星”就具有了极大的、压倒性的优势。也就是说，占据了中原地区的“月亮”族群，如果它愿意的话，就可以较容易地征服其它几个“星星”的族群。另一方面，中国的中原地区，虽然面积很大，但气候条件基本一样（同属大陆季风气候），土壤构成也基本一样（都是从黄土高原上由水流冲击或由大风吹积下来的黄土），因此整个中原地区的农作物基本相同，天然缺乏商品交换的基础，反而更多地具有通过统一指挥来组织全社会生产活动的行政基因。再加上如此富饶的地区会吸引周边众多的部落族群来抢夺，频繁的军事行动（如黄、炎大战和炎黄与蚩尤的大战）更助成了行政基因的茁壮成长。而“月亮”的行政基因，也连带地决定了其它几个附庸“星星”的行政基因。 当然，我们说西方的“满天星斗”的地理环境，使这些不同的小星星相互之间天然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基因，这并不否认每个小星星自身内部，也具有发展出小行政系统的可能，更不否认某个小行政系统会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例如发明出某个高杀伤力的武器（大弓）、或高效率的军事方阵，或创建高机动性的兵种（骑兵），或出现某个军事天才而变得异常强大，以至其可以暂时征服全部的“满天星斗”。但从长时段来看，这些以军事方式建立的帝国都不能持久，它们都只是倏忽而过的“彗星”罢了。即便如古罗马帝国，在帝国的不同地区之间，依然主要靠市场经济来保持联系，行政管理相对松散，虽然有四通八达的驰道，但各地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特语言和独特信仰。再比如，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在蛮族彻底摧毁了全部的现有市场交换系统之后，甚至后来在天主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市场经济的基因也依然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商品交换又慢慢地出现、生长、发育，其所独具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也渐渐渗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新教”的诞生。再加上中世纪各个小“星星”的行政系统相互之间是完全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这也给了市场系统趁隙发展的可能。总之，商品交换最终“春风吹又生”，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同样，我们说东方的“众星拱月”的地理特征，使整个100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环境内具有着强大的行政基因，这并不否认几个小星星相互之间，以及小星星们和月亮之间，也具有发展出市场经济的可能；更不否认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比如月亮本身出现了分裂，或出现了衰亡，从而导致大范围的市场经济的相对蓬勃的发展，但这些也都只是暂时的现象，也都只是倏忽而过的“彗星”。在东方，随着一次次的以军事手段实现的全国统一，行政系统一次次地再次恢复压倒性的优势，再次收编、甚至摧毁刚刚发展起来的市场系统，使自己在社会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总之，在东方，相对于地理环境中的强大的行政基因，市场基因总是相对弱小的，从长时段来看，它们永远不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西方文明的特殊的市场性格，主要是由其“满天星斗”的地理环境中的市场基因所决定的；而东方文明的特殊的行政性格，则主要是由其“众星拱月”的地理环境中的行政基因所决定的。或者用严谨一些的话来说，在西方，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分工协作的方式主要是靠市场交换；在东方，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分工协作的方式主要是靠行政指挥。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协作方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明性格。 最后说明两点：1、以上结论只适合于人类的农业文明阶段。2、地理环境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类文明的性格，它只能间接地决定一个人类文明的性格。地理环境中的市场基因或行政基因都是隐性的，而由其实际导致的商品交换或行政指挥（人们分工协作的两种不同方式）中的市场基因或行政基因则是显性的。正是这些显性基因最终决定了一个文明的特殊性格。总之，地理环境只能间接地决定一个文明的性格，这也是我的观点和传统的“地理决定论”之间的重大区别。3、需要说明，“满天星斗”的地理环境中也有较弱的行政基因存在；“众星拱月”的地理环境中也有较弱的市场基因存在。 那么，两种不同文明的特殊性格，具体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以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相关文章： 戎小捷：早期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吗？-- 东、西方历史漫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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