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时整个社会局面是从上到下一片“亢奋”，政治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但高潮并不能持久，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期待着伟大领袖发出新的最高指示。 这一点与当下有点相似： 毛思想也好，习思想也好，都是企图用一只大脑来统一，指挥十几亿只大脑，免得大家胡思乱想。 只是闹来闹去，人还是要吃饭的。 上海没有闲饭给斯人这班既不读书也不做工的少男少女们吃。于是领袖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一个社会难题就这样被解决了。快哉， 快哉？ 

其实“知识青年”的封号是不准确的，因为青年们并无知识，他们中不少人连小学都没毕业，实在是“无知识青年”，或者干脆叫“无知青年”也可以。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日后有所作为，或许有一天他们当中竟冒出一国之君，这也是可能的。  至于斯人，就这样被革命大潮冲出上海，到安徽农村种地去了。 

从派出所出来那一刻，看着自己手里的户口本上敲的“迁出”的印记，斯人明白自己不再是上海人了，心里茫然的感觉多过难过。 斯人终于离开上海，来到安徽农村，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然而老乡们总是喜欢叫他“上海佬”。 拖着鼻涕的小孩，赤着脚，光着屁股，跟在他后面跑，斯人有点不好意思。 下乡前，斯人在上海街头偶尔也见过这样场景；那时在街上难得有外国人走动，所以总有人跟在外国佬后面看稀奇。 其实，上海曾经有过远东第一城的美名，闭塞、落败是解放以后的事。改革开放后又重新热闹起来。现在似乎又露出了闭关锁国的迹象。 回顾上海的沉浮，斯人发现自己在农村也享受过外国佬的待遇。

然而，革命豪情总是与现实生活脱节。 斯人在农村的日日夜夜，起来睡下，开始想一些日常的活命本事。 譬如喝水就是个大问题。 哪里有干净的水？ 斯人住的草房边上就有水塘，但是死水，不太干净。老乡给他一点明矾，教他放在水缸里净水。 沉淀后，水干净了，但缸底的泥浆、渣滓让他感到恶心，想着上海的自来水。 老乡又指给他一处好水塘，离斯人住的草房好几里路。 斯人先是发几根香烟给老乡，请他们帮忙挑水。香烟发光了，只好自己来。 斯人借了老乡的水桶和扁担去挑水，发现担子不好控制，因为水在桶里晃来晃去。 他迈开步子，像喝醉酒似的，只好把水桶里的水倒掉一半。即使如此，走在平坦的田埂路上，还是不免气喘吁吁，不停地换肩。 日后听到有牛人挑担两百斤走十里山路不换肩，这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斯人和其他知青就这样落定下来，至少暂时是这样，逐渐参与老乡们的生活。  少男少女们对农活当然是一窍不通，所以斯人拿的是和妇女们一样的工分。 时至今日，这颇让斯人感到骄傲，因为习主席都说他插队时拿的工分比妇女还低。 既然拿妇女的公分，斯人出工就跟着她们走。

在冬季里，大多的情况是扛着锄头去田里“砸泥巴”，也就是把泥块打碎，垒起一排排的陇，或是种小麦，或是种红薯，萝卜。 到了夏天，农活非常吃紧，插秧，耘草，割稻。。。 那时没有钟表，队长的吼声就是出工的钟点。 刚开始，斯人觉得很兴奋，听见外面有人走动的声音，喊着“出工啦！”，跳出屋来，看着满天的星斗，吸一口带着泥土味的空气，这是一种上海不曾有的体验。 后来生产队买了一台闹钟，放在斯人住的“文化室”，也就是队里开会、放工具的公房里。  斯人这才知道，早上四点多就出工，九点多日头起来了，收工回家吃饭、休息； 下午四五点又要出工，一直干到天黑。

当农民就是这样的，什么地主，富农，贫下中农，尽扯蛋，过的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有人勤快一点，种地的窍门多一点，日子过得比其他人强一点，他们就是富农，如果有些土地，他们就是地主。 这和上海一样。 上海开埠，吸引周围江浙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来淘金；勤快，点子多，抓住机会发财的人就是资本家，小业主什么的。 斯人慢慢明白，吸血鬼，阶级敌人就是这样来的，为煽动仇恨而发明的。

干农活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个人收益，干活何必尽心费力。 斯人看着远处的男人们，他们干的是技术活，或是犁田，或是耙田。 他们大声吼叫着，驾驭牛就是这样子，也显示他们的存在和威风； 过了一会，不见了，拿最高工分的大男人们躲树底下休息去了。 女人们隔一会就用胸部或是下巴抵着锄头柄或是耘杆，叽叽喳喳地聊天。 时间长了，斯人也能听懂不少张家长李家短的故事。 原来“贫下中农”不过如此，做人的道理和上海人没什么两样，干公活都想着法子偷懒。这也没什么，连习主席都承认，他在延安插队时，什么“上工干活，我是不干的”，“老想着偷懒”。 说的真是大实话。 

斯人发现，也有特别能在女人堆里混的男人。 供销社的老毛就是这种撩女高手。其实他不过是油嘴滑舌，黄色笑话随手沾来。 这样的人在上海也有，满嘴“拆奶，拆奶”的。 别看老毛不过是供销社一员工，比贫下中农神气多了，大家都讨好他，指望通过他把农产品卖个好价钱，也指望通过他把鸡蛋换回一些紧俏商品，像食糖，肥肉什么的。真的，肥猪肉是很吃香的，因为可以熬油。 不知道北京的那个老毛知不知道农民的日子有多惨； 多少知道点吧，他自己不也是从韶山冲出来的农家子弟嚒。 

供销社老毛有时会下乡来，主要是和干部打交道，但也不忘和女人们调情，这是农村的一种消遣。 有一回他路过田头，对女人们喊话，“嘿，你们当中哪个最大？” 女人们以为问她们的年龄，争着喊“我大！我大！” 老毛说“别吵，我是问你们谁的那个东西大”。 斯人不好意思说出“那个东西”，老毛可是直撩撩地吐出来，毫无羞耻感。这种下流话在乡里颇为流行，大家心知肚明。女人们知道上了老毛的当，于是怨笑声，咒骂声响成一片。 斯人觉得恶心，农村和上海还是有点不同，少点斯文。女人们向老毛抡出泥块，老毛嘻嘻哈哈地笑，开心地跑掉了。 

有一回，斯人和其他知青在村外的田埂路上走，迎面来了一伙挑担的。到跟前才发现原来对方是两人挑着一张反转的竹床，里边躺着一个下肢血淋淋的男人。大家都停下来，琢磨怎样让道通过。躺着的人见停下来了，就哼哼唧唧地哀求，“快点走啊，疼死我啦。” 斯人这伙人赶紧跳到稻田里，让出路来。挑担的人不慌不忙的，抽了两口烟，重又上路。斯人一路心惊肉跳地回到村里。村里已经有人知道怎么回事，说是邻村偷香窃艳的，被埋伏的女家丈夫兄弟几人逮住，把腿敲断了。

在农村女人就是比男人低一等。 斯人回上海前，好几家妇女要他捎点毛线，肥皂什么的。 回来后，妇女们见“宝贝”带来了，高兴极了，要请斯人吃饭。 让斯人吃惊的是在饭桌上没见一个女人。 吃完了，女人们上来收拾桌子，斯人才知道她们是在灶间吃的。当然，好一点菜都被男人干掉了。 

生产队有个小草房，里边只有一个很大的灶头，上面置了一口大锅。 到了冬天，生产队“开澡” - 派工把小草房里的灰尘、蜘蛛扫一扫，挑水把锅填满烧热了，大伙轮流进去坐在锅边，或是泡在锅里，洗澡。 当然是男人在先，他们尽兴在里边泡上一把，把身上的陈年老渣搓一搓，完了抽口烟，一脸微红地走出澡房。 稍远处已经有女人们等着，眺望着最后一个男人离开，她们才进去洗澡。斯人想着这一锅泥浆水，她们怎么洗？ 有人开导斯人，“女人可脏了”，边说边淫狎地笑。  有洗完澡的女人从斯人住处经过，脸庞也是微红，梳着头。毕竟一年就这么一回，大家就尽情的享受吧。确实，没人会抱怨，男人，女人，都可以这么生活下去。 

几十年后，有人在达沃斯论坛上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你美国人行吗？” 说这话的人也像斯人，文革年代去农村下放过，现在则成了国家领导人。 确实，有比较才会生出不满。 斯人理解，上海有自来水，下乡了只能挑塘水喝； 上海有柏油马路，水泥路，你才会在下雨天望着泥浆路发愁；上海有公共澡堂，不说每天洗澡，化得起两毛钱，随时可以进去“混淌”，在农村，大家挤在锅里“煮一下”也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