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有几位年长的妈妈在学英语，她们都是姥姥，外婆，奶奶级别了。 虽然现在学习语言的条件好多了，但这么大年纪开始学一门外语，仍然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为此，趁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先给她们一个大大的赞，祝她们学有所成。 这也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学英语的一些事，趁便说给大家听听，也为自己留个纪念。 为了照顾病重的父亲，母亲早早退休。 八十年代初，我从安徽调回上海，和母亲一起住，那时父亲已过世。 母亲提出要学英语，我不以为然，告诉她，年纪大了，花那么大劲学外语，谈何容易，不值得。 我这么认为还有另外两个理由： 一是，自己做英语老师多年，教了一大堆学生，自己却说不好英语，在学生面前摆弄的也就是一种“哑巴式英语”，没什么意思。与其说是教学生英语，不如说是和他们较劲，此“较”非那“教”，因为学生大多不喜欢学。 做英语老师，教的是”牛津英语“， 也就是一件“扭颈”的苦差事，扭著学生去背单词，抄生字，学语法，应付考试。上课的时候，学生大多低着头，暗暗做自己的事。男生两眼茫然看着我，这是给我面子了。女生偷偷读当时流行的琼瑶小说；我已在“真理部试刀小燕子”一文里提到了，欢迎再读一遍该文。 二是，母亲说一口浓重的宁波上海话，讲起英语来有点滑稽。 我对她说，与其学英语，倒不如把普通话学好来的实惠。但是母亲有她的理由，说自己还是有点英语基础的。为了证明这点，她告诉我们子女她会说姚氏英语， “来是克姆去是狗，是叫也司勿叫拿，小火轮四弟波, 一块洋钿问淘箩，雪堂雪堂请侬坐”（*）。 这把我们几个子女笑岔了气。 母亲见我们笑话她那点英语，有点不服气，告诉我们姚慕双，周伯春就是这么说的。 姚和周是民国晚年，直到五、六十年代时期，上海滑稽界的头块搭档，江浙一带声望要超过相声大师侯宝林。母亲提到的宁波式英文，原是他俩逗大家开心的笑话，母亲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不过，姚和周是从国统时期的上海名校圣约翰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英文应该很地道。 母亲也从父亲那里学来一些英语。父亲出生宁波，早年来上海学生意。 “学生意”说的是解放前的一种现象，指从外埠来上海谋生，不管做什么，五花八门，都叫“学生意”，相当于现今说的什么“漂”，去北京找工、考研叫“北漂”；同理去上海应当叫“海漂”，但没听说过。 就这样，父亲在所谓的“十里洋场”多年，耳濡目染，会说点英语。 后来，母亲去杭州阿姐家小住。 阿姐毕业于文革前复旦外文系，虽说学的也是“哑巴英语”，但毕业后在外事机构做翻译，比我强多了。 那时正值中国改革的高潮，英语变得愈来愈热门，会讲英语变得既神秘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本事。 母亲又提起学英语的事，阿姐对母亲是百依百顺，整天想着怎么使母亲开心，所以学英语的事就一拍而成，母亲学英语就是这样起步的。 母亲回上海也会和我们说些她学英语的体会，多半是一些苦恼。 她告诉我们，年纪大了，没记性，英文单词记不住； 手也不聼使唤，英文字母不比方块字，弯弯扭扭的，一不留神，手中的笔不知划哪里去了。我对她说，你能说“来是克姆去叫狗”，不错啦，要求不能太高。 现在想起来，没好好赞赏、安慰母亲，太后悔了。 不过，母亲自己并不气馁，过了些时候，她又去杭州，继续学她的英语。 多年后，看到阿姐保存的照片，记下了母亲学英语时的种种神态，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张照片： 母亲坐着在写字，好像是抄英文单词吧，桌上摊著书本和纸张，她白皙的脸庞微微的侧向一边，像在思考如何下笔。 母亲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 思念之余，有时心里会泛起一个问题，“母亲，你在天家还学英语吗？” 其实，这是我的自问，我微笑着，并不期待答案，因为知道与永生神在一起，一切的无能和阻拦都已不复存在，自由的灵魂之间没有语言阻隔。 不过，如果学英语在尽善尽美的天家是一件喜乐的事，并不是为了和其他弟兄姐妹交流用，也许她还在学呢。 * 克姆：come，狗：go, 也司：yes, 勿：不，拿：no, 四弟波：steam boat, 问淘箩：one dollar, 雪堂：sit dow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