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学运”是一场以民主作为最高诉求，但实际上主要是要求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是必然的，力量太微弱。虽然北京及全国各地参加运动的大学生达几十万人，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众达数百万人，但放在十几亿中国人的分母上，就微不足道了。况且，学生运动成功并不等于民主运动成功。现在流亡海外民主国家的民运领袖和骨干，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建立起以民主为规则的组织，很难指望他们在中国有了影响力和权力后，能按民主的规则和程序办事。极力放大和夸大“89学运”追求民主的诉求，不过是让“89学运”的动机显得更加“高大上”。

但“89学运”仍然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那就是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热情。

80年代的大学生，中小学受到毛时代的政治化教育，被蒙骗，曾自以为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虽然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当上接班人也是妄想，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多具有一种改变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后，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就从立志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为了实现自由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同样空洞，停留在宏大的口号上。同时，刚刚恢复高考，能考上大学的都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自诩为也被社会舆论捧为社会精英，未来的社会栋梁。因此很有些自命不凡，大有“以天下为己任”和“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全民躁动中，成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先锋，焕发出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这既受大学教师等知识分子对时局不满的影响，也具有很高的自发性。 但不幸的是，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残酷地浇灭。自此之后，中国年轻人长久没有了政治参与热情。

不管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的理想多么的空洞和不切实际，但这份想改变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必须得到肯定。如果有切实可行的理想，没有热情也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两者皆俱，才有可能推动社会进步。

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的年轻人在政治高压和致富利诱下，基本放弃了改变社会的追求。“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自己”，专注于追求个人财富或权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完全丧失了纯真和质朴、失去了活力，变得世故而圆滑。

然而，随着“内卷”的加剧和社会不公正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遭到现实的毒打，经受了“掠夺性资本主义”的盘剥和“社会主义铁拳”的双重打击；因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三年疫情的严酷管制对人身自由的剥夺，终于让年轻人忍无可忍，多地爆发了规模不一的“白纸抗议”。这可能是年轻人重新萌发政治参与热情的迹象。

而疫情过后的经济停滞，年轻人失业率不断攀升，将会进一步加剧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如果这些不满得不到缓解，积蓄到一定程度，就很可能导致年轻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但仍然无法确定下一次学生或年轻人的运动是否能将中国带入民主化的轨道，但总好过一潭死水，没有任何的希望。

2024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