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照郭沫若的看法，商纣王是在不断征东夷过程中，被西北的诸侯岐伯乘机推翻了。这有一点类似抗日战争过程中共产党在延安的不断壮大，不过商纣王是对外征服， 抗日战争是被日本打进来了。郭沫若认为商纣王东征意义非常巨大，否则东南夷不会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

 细数起来中国历史上共有四次重大转折：第一个是王国维主张的殷周之际的变革，出现嫡长子继承制和封建制；第二个是秦汉之际的变革就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第三个是日本内藤湖南主张的唐宋之际的变革，可以将其称为绝对君权王天下；第四个是清末民初的变革，可以称之为国家主义党天下；未来中国可能路径是走向共和主义的神民共治天下，神代表神圣道义，民代表广大民众的世俗欲求。

 如果按照《春秋公羊传》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和小康制度来划分，夏以前属于原始大同世，夏至西周为先进小康世，春秋战国为据乱世，秦汉至清末为拨乱反正世，民国以后是辩证升平世，未来将是辩证太平世。之所以加辩证二字，说明这是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道路，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制度演进的传统文化路标。

二．

历数世界上的帝国和集权体制，从波斯帝国到前苏联，最高权力的可持续性一直是个问题。

 在中国，象明清那样走向绝对君权的政治操作基本没有合法性了。

 天子一爵，这是汉代的理念，也是权力天花板，如果没有神权做依托，中国未来大概率会走向类似于六爵共存的实质门阀政治，而地方与中央权力界限不清，缠斗会越来越激烈，傀儡天子将无力解决庞大的政治和经济治理体系问题，底层老百姓会越来越不满意，这是乐极之后的可能生悲之途，也是道穷思变的必然之路。

 《士冠礼》云：“古者生无爵，死无谥。”然自周以降，王者有谥，即有盖棺定论，故也为爵。

    《白虎通》：“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诀》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徳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称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勋。’《书•无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所谓阀，本义指功劳，源自秦国的军功封侯制度，引申为有功勋之家族，即门阀。士族门阀，指累世当官所形成的家族势力，如东汉末袁绍所谓四世三公，指连续四代都有人官至三公。

三国创立者除了曹操父亲是宦官养子而官至三公之太尉，其余孙权和刘备家族都属于寒门或庶族。魏国后来走士族门阀道路，诸葛亮治蜀则以刘备所携带的荆州集团为主，次为刘焉刘璋东州士，末为益州本土士人集团。吴国后来走外来政权本土士族化道路，但是用外儒内法来平衡。晋灭吴蜀后，外来集团被迁至中原，吴蜀都由本土士人掌握。

三．

 中国单就目前的经济成就来说尚没有超出一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准，也没有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未来可持续性仍然是个问号。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建立在观念建构基础上，只有合理且现实的观念建构才能教化民众，以为制度之基。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观念建构，制度基础就不会很牢靠，单靠一时的经济崛起不足以支撑制度稳定的大厦。

普世价值本身是建立在一整套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之上的，从理论上来说目前尚无取代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新型模式出现，共产主义也是普世价值，但血淋淋的现实证明没有走向成功。苏联本质上已经完成了颜色革命，俄罗斯普京实际上属于民主强人。

从中国传统价值观来说，汉末曹操父亲位居三公，手下那么多人才，但他就是不敢称帝。象荀彧等士人都跟了他几十年，但他一冒出僭越帝位的念头，这些士人就出来反对他。他晚年觉得自己也扩张不了，要这些人才反而成为曹丕的累赘，故杀了一批。

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教化之功，其基本理念强调税收都是汉家的，士人世代食的汉禄，应该忠于汉家天下。曹操是生前把所有的实质障碍都清除了，只缺一个名分。曹丕最后则用九品中正法把官僚选拔权力赋予士族阶级，换取他们对自己篡位的认可。

当然这也导致最后士族门阀做大司马氏灭了曹魏，因为曹魏篡汉，所以司马氏篡曹就没有精神负担了，当然曹魏皇帝都短命也是个原因。

儒家思想源自周公，并非自汉代独尊儒术才有，例如曹操效仿的对象齐桓公，就是尊王攘夷的滥觞。又例如战国末期鲁仲连是个末期纵横家，比苏秦和张仪晚几十年，但似乎不象苏秦和张仪是为了功名利禄，据《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所载，齐愍王和秦昭王一开始争强称帝，后又各自取消帝号。齐愍王死后，秦国攻打赵国，韩国使者认为秦国是想要赵国尊奉秦昭王再称帝，鲁仲连就通过平原君去游说赵国使者，主张不能答应秦国称帝，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这可以看作是儒家士人抑制霸权僭越的始作俑者。